城市，是小的好，还是大的好？

走读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华南城市研究会官方澎湃号

2020-05-29 20:17

广东

以下文章来源于思想库报告，作者SIFL

思想库报告

《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IFL Institute）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周刊，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

作者：Salim Furth

来源：Mercatus Center

2020年3月，浩瀚的现代城市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关闭了，对话、握手、人群和场所这些曾经使城市如此有吸引力和生产率，突然之间却变成了威胁，在此背景下，Gilles Duranton和Diego Puga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城市增长及其总体影响”的工作论文，深入探讨了城市经济的前景和局限性。

这篇新论文是城市经济理论的一大进步，汇集了多个学术流派的研究成果，为土地用途管制的宏观经济成本估算提供了理论依据。Duranton和Puga文章最重要的结论似乎印证了谢长泰和Enrico Moretti之前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但文中的方法却以更多种的方式考虑了城市集聚的收益和成本。除了提供了其他人可以引用的有用估计，Duranton和Puga还表明城市的正向外溢效应，大大超过了负向外溢效应。

庞大的数字

谢长泰和EnricoMoretti的论文在政策圈被广泛引用，论文采用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模型，在该模型中，每个都市圈（"大都市"）的工资会随着人口增长而下降，文章发现，如果在美国三大生产率最高的城市（纽约、旧金山和圣何塞）放松对土地用途的管制，那么会导致全国产出增长8.9%，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人口流出城市相比人口流入城市，会体现更多的产出增长。

Duranton和Puga模拟了同样的政策——放松对前三大城市的管制——并发现了同样的结果。例如，消费增长了8.2%。但相似之处仅此而已，Duranton和Puga的研究揭示了放松管制获得的产出收益要高得多，因为还扣减了通勤和交通拥堵成本的上升。不过，Duranton和Puga假设的管制放松程度是激进的：每个顶级大都市的人口都增长到4000万，大约是今天纽约大都市区的两倍，远远超出了当前所有分区制改革（zoning reform）提案的设想。

理解Duranton和Puga是如何得出这一结果，以及他们方法的局限性，对于做出可信的政策预测非常重要，也将有助于他们在下一次论文更新中模拟一些管制适度放松的假设。

将理论与实证联系起来

尽管管制是“美国城市体系的最重要特征”，但城市的理论模型对土地用途管制关注相对较少。以往管制的实证研究，往往对理论的运用较少，而Duranton和Puga的论文并没有出现理论与实证的脱节，他们的回归方程都是从理论模型中得出的。

他们的模型是技术城市经济的杰作: 一个内生性的线性城市系统，可以自由迁徙，经济增长变量随机且系统性。国民经济增长是内生性人力资本增长的结果，而人力资本的增长，则来自于内生的教育和城市特有的“干中学”所积累的社会遗传知识；而城市外部性的影响因素包括创新的集中度、干中学、通勤距离和交通拥堵。城市政府实施影响费来管理增长，以使在职者受益。

他们将所有这些复杂的因素巧妙地简化为四个关键参数：

-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开车能走多远?

- 随着城市的发展，交通会变得多慢?

- 人们在更大的城市里工作，收入会增加多少？

- 在大城市的工作经历更有价值吗?

“城市经济学的‘基本权衡’”是指，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会产生更多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对其他城市居民的溢出效应)。城市规模与人类财富和福祉共同增长的事实表明，至少就目前观察到的大城市规模而言，外部性的平衡是正向的。

在Duranton和Puga的这个论文中，关键的正外部性，在于创新和工作经验在较大的城市有更大的回报，而关键的负外部性，在于流动性随着城市的发展而降低。当然，这两种想法都是简化的，也可以用很多其他方式来表达。

认真对待城市成本

Duranton和Puga指出，城市经济学家“很少关注”成本估算，而是“关注”收益。Alain Bertaud是个例外，他的著作《无设计的秩序：市场如何塑造城市》 (Orderwithout Design: How Markets Shape Cities)花了大量篇幅讨论城市成本，指出城市规划者在公共部门基础设施规划中，忽视与私营部门协作的关键作用。

说句题外话，Duranton和Puga在城市成本研究方面取得了两项重大进展。在标准的城市模式中，所有居民都通勤到市中心，而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在Duranton和Puga的模型中，一个人选择住在离市中心一英里远的地方，他的通勤时间会更长，但因为他们的工作地点不同，所以通勤时间不会超过一英里。他们把通勤路程随着离市中心的距离而增长的速度称为"城市成本参数"。

第二个进步是，从模型的逻辑来看，有三种不同的方法来估计城市的成本参数：可以从开车需要开多久来直接估计，也可以通过房价来估算——因为通勤时间较长的人，买房子花的钱越少，同样，在模型中，城市越大，市中心的房价越高，也可以通过这个来估计同样的参数。

当然，现实世界要复杂得多，人们不会指望基于驾驶距离、大都市区内房价和大都市区之间房价的估值会像Duranton和Puga的模型所要求的那样一致。但他们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这三个估计值分别是0.0729、0.0734和0.0721，即如果距离市中心的距离增加一倍，那么通勤距离只会增加7%。

管制的选择

从潜在移民的角度来看，通勤距离是城市增长的限制因素，但正如Duranton和Puga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现有通勤交通的拥堵是对经济增长的更根本限制，因为它会诱使现有居民投票支持更严格的管制。

他们将地方政治经济建模为一代人仅有一次的选择，将管制费用设定在最大化现有福利的水平，新来者必须支付费用才能在城市边缘建造房屋，这隐含了控制移民人数的上限。

政策模拟

假设最大的都市区最有生产率，作者将该模型与美国大都市的数据进行了匹配，然后在模型中模拟了不同管制体系下的情况——包括通过毁坏房屋来限制都市区规模，以及全面取消管制。

在每个模拟中，他们可以报告总收入和净收入的增长(如果你把通勤时间当作“负收入”)。结果显示，大量毁坏房屋来控制城市规模，对收入增长不是很有用，而在小城市，这种极端管制体系带来的成本更为明显。

而完全解除城市管制，将导致几个特大城市人口增长到4000万，名义收入将增长34.9%，实际收入将增长25.7%，与此同时，非大都市的人口将从7500万下降到400万。

当然，如果这个论文再增加一个相对温和的管制政策模拟，比如管制严格度降低10%将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样会更有用。

同样有用的一点建议是对模型进行扩展，比如允许管制成本因特殊原因而有所不同，这能使模型更好地与现实世界的生产率估计相匹配。比如圣何塞都市区面积不大，但生产率很高，管制强度和土地的可用性有助于解释这一差距。事实上，如果作者将模型与生产率而非规模相匹配，就能将隐含的管制成本反推出来。

不足

与谢长泰和EnricoMoretti的论文一样，Duranton和Puga论文的主要缺点是缺乏个体异质性。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在创新上的贡献差异，要比对交通量的贡献差异大得多，创新能力越强的人，就越有动力迁往他们的创新将获得更丰厚回报的地方。

因此，硅谷和曼哈顿特别吸引了高产、高收入的人，即使像硅谷那样，当劳动者的绝对数量较少的时候，互补型人才的集中度也足以通过有选择地迁移到创新产业集群，实现大规模的集聚效益。

与模型相反，未来3500万迁入湾区的人，可能不会像前500万人那样精通科技或喜欢冒险，接下来2000万搬到纽约的人中，愿意每周工作70小时的投资银行家所占比例将会降低。

溢出效应

尽管对聚集模型的最极端的预测应该持怀疑态度，但其主要信息是具有哲学和经济价值的：城市地区的外溢效应，即经济学家所说的 "外部性"，大多是正的。

在入门教科书中，经济学家们普遍先介绍负外部性，而且比较强调。但是，如果住得离别人近，创造的价值大多是负的，那么城市就会很穷，富人会住在类似Aspen（美国知名的滑雪胜地）和Nantucket（美国东海岸著名的度假胜地）的地方，但事实并非如此。

相反，最大的城市才是企业家最多产的地方。这些城市支付的工资最高，房价反映了城市生活中所有不可观察到的正面和负面因素，在最密集的地方，房价是最高的，最大的就业市场产生的早期工资增长也是最高的。即使是在人口已经很密集的纽约，新建公寓楼也会吸引更多的便利设施进入城市街区。

正如Bertaud所认为的，城市规划者的工作是改善交通和其他形式的拥堵，让强大的正外部性发挥作用。Duranton和Puga认为，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分区规划过于严格，但从当地房主的角度来看，恰好是对的。要想打破目前的平衡，就必须要有创造力。

城市复苏

2020年新冠大流行，意味着同样古老的城市发展代价的复兴：疾病在集中人口中传播的风险。令人钦佩的是，最初的疫情在人口稠密的亚洲城市得到了遏制。依赖于交通的城市是否会在复苏方面面临更大困难，仍有待观察。但不应夸大交通的作用: 所有聚集型经济都有赖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通过这种互动，传染病会迅速蔓延。

现在，疾病和以往一样，是对构成城市繁荣发展的人际网络的威胁。Duranton和Puga在危机前的论文中清楚地阐述了集聚的好处，如果没有人身安全，这种优势就无用武之地。

城市规划者和公共卫生部门可以通过投资于减少疾病传播风险的基础设施，使复苏成为可能，在2020年、2021年及以后，公交车站和餐馆的公共洗手站、无接触门、宽阔的人行道和市中心的环卫工人可能会成为高回报的投资。

公共卫生政策的具体内容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但它们与城市繁荣的概念关系是很熟悉的：控制聚集带来的负面溢出效应将释放出更大的、积极的外部效应。

目标：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现代化国际新型智库。

理论：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定位：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发展与落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