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增长的错觉：更多未必更好，勿对GDP增长盲目崇拜

由于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近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等专家也提出了今后国家层面不再设经济增速具体目标的建议。

中信出版社新书《增长的错觉：经济学家错了吗？》作者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认为，在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方面，GDP这一指标或已经失灵，政策制定者应反思设计与环境、平等性、幸福程度等有关的指标体系，更均衡地量化社会发展情况。

“GDP衡量的是各种产品的产量，而不计较这些产品是好是坏。”皮林认为，在经济领域，更多并不意味着更好。GDP不擅长衡量新事物，难以捕捉人类在科技、知识共享、女性的隐性劳动价值等领域内的巨大进步，还纳入了毒品、污染等负面的经济活动。

皮林还介绍了几种各有利弊的潜在替代指标，内容涉及财富、平等性和可持续性的衡量方法，以及“主观福祉”（即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程度）等指标，他表示，我们往往通过经济增长看待大部分社会发展，而这个习惯可能使我们忽略真正值得关注的发展质量和新价值。

《增长的错觉》一书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收入等方法虽有其内在经济学道理，但在经济结构逐步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由模拟向数字转变的时代背景下，日益显得有失逻辑。

戴维·皮林是英国《金融时报》的获奖记者与编辑，已为其工作25年之久。现任《金融时报》非洲版块编辑，曾任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块编辑，负责全亚洲地区的新闻报道。

对经济增长的盲目崇拜

反观历史，全球发达国家一直因自己在过去的70年中取得的经济增长成就而沾沾自喜。这种检视经济增长的标尺被称为GDP（国内生产总值），是评判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每个人都是经济的参与者，而“经济”正是GDP 衡量的对象。

经济无形无味，却可谓现代社会环境的背景噪声。在新闻头条、商业频道或者政治辩论上，我们都能看见它活跃的身影。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基础词汇，鲜有人知晓它的精确定义，也很少有人知道应该如何衡量其发展水平。我们只知道，经济必须像鲨鱼那样一往无前。

GDP 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如今，GDP 所发挥的作用虽与其发明者的初衷背道而驰，但 GDP 已然成为反映一个国家运转情况的晴雨表。如果经济持续增长，国家就繁荣安定。如果经济出现衰退，国家发展就遇到了问题。但我们发现，GDP反映出的所谓的经济图景实则受到了严重扭曲，与现实的经济状况相比，其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差异。在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方面，GDP 这一指标已经失灵。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愤怒的时代”。全球掀起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思潮，各地民众纷纷开始质疑甚至抨击曾经珍视的社会理想和制度。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英国的公投脱欧，欧洲国家左、右派非传统政党的兴起，无一不影响着全球局势。由民间暴乱引发的政坛动荡更是席卷了印度、巴西、菲律宾和土耳其。

尽管“GDP”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但很少有人知道，它诞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且它最初被用于衡量“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究竟有多糟糕。二战爆发前夕，它又“重出江湖”，被用于衡量战争可能对国家经济造成的打击。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经济既不是一个自然现象，也不是一个有待发现的客观事实。1930 年以前，世界上不存在“经济”，它与棉花糖、汽车保险或复式记账法一样，都是人们提出的一个概念。

倘若我们将GDP拟人化，那么它就是一个没什么道德观念的人。GDP 衡量的是各种产品的产量，而不计较这些产品是好是坏。它欣喜于出现环境污染问题，对于人们需要花钱治理的污染，它更是求之不得。它也欣喜于出现犯罪问题，因为犯罪问题牵涉警力的大量出动及破窗户的修理工作。它还喜欢“卡特里娜”飓风，对战争也持欢迎态度。如果一场武装冲突将城市夷为平地，那么 GDP 会先衡量其涉及的枪支、飞机和弹头的数量，再衡量战后重建所需的费用。

虽然GDP是一位计算数量的好手，但在计算质量方面，它却表现得捉襟见肘。此外，GDP在“餐桌礼仪”方面的认知，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对它而言，一顿摆着三把叉子的晚餐与分别摆着一把叉子、一把刀和一把汤匙的晚餐并无差别。

GDP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它懒得计算不涉及金钱转手的交易，也不喜欢家务活儿（至少我觉得两者有可比性），对于一切志愿活动，它都唯恐避之不及。计算人为活动数量的GDP在贫困国家开展工作只能束手束脚，因为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人为活动都发生在经济以外的范畴。

例如，GDP能够计算超市里一瓶“依云”矿泉水的经济影响，却无法计算一个埃塞俄比亚女孩因跋涉数公里去打井水而造成的经济影响。

经济增长是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产物，因此GDP被设计出来，主要是为了衡量有形的生产活动。它不怎么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服务业经济，而服务业在许多富裕国家的经济结构中恰好占主导地位，比如保险业、城市园林规划行业等。计算砖块、钢条和自行车等产品的产量时，GDP表现得并不差，但其适合计算的对象仅限于那些“你能搬起来砸自己脚的东西”。

如果我们以GDP为衡量工具，那么如今抗生素的价值不过几个便士，但在一个世纪以前，一位染上梅毒的亿万富翁却可能愿意将半数以上的财产拱手让给医生，以换取7天的抗生素疗程。

简而言之，我们对经济的定义相当粗略。正如笔者曾听某人不经意间提及的那样：“如果你被堵在路上，那么你就是在为 GDP 做贡献。如果你去朋友家帮忙，那么你就没有为GDP做贡献。”

GDP无法反映经济增长背后日益加剧不平、不均衡现象

我们都隐约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却又说不清究竟哪里出了问题。终于，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向全世界宣告：经济指标失灵了。GDP增长让我们有机会为国家经济的腾飞欢呼雀跃，谁知接踵而至的竟是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以及几乎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衰退。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曾表示：“美国经济正稳步增长，政府不应干涉市场，而应让市场自行创造更多财富。”全世界的人们曾一度对这一言论推崇备至。

事实上，从标准衡量指标来看，我们几乎看不出美国经济稳步增长的迹象。相反，美国经济建立在快要膨胀到极限的购房债务之上，还有越来越高明（实则越来越蠢）的银行家在操纵金融市场，以求自己在分红时赚得盆满钵满。当时，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发达经济体已达到一种新的理想状态，即所谓的“大稳健”时期：技术专家已将经济繁荣与经济萧条的循环周期变为历史，不被干涉的市场总能在动态平衡中回归良好的发展势头。

然而，我们没能看到经济增长背后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和各国发展的不均衡现象。美国对中东石油输出国和中国的贸易均出现巨大逆差，而两国均在乐此不疲地将逆差流出的美元以投资美国国债等方式回流美国。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实则成了美国的债主，中国借钱给美国供其购买自己生产的各类商品。就这样，美国经济看似坐上了螺旋上升的旋转木马，直至它停了下来。几年后，许多西方国家仍在苦苦挣扎，它们千方百计地想将经济拉回 2008 年以前的水平。因为此前多年的所谓 “经济增长”，不过是一种错觉。

若想以 GDP 的视角看到经济增长，国家就得保证生产无止境。

与此对应的，必然是消费无止境。然而，除非人们永远渴望获得越来越多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体验，否则经济增长终有停止的一天。也就是说，为了使国家经济长盛不衰，我们必须永不知足。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人的欲望是无休无止的”。但只要我们扪心自问，就会知道“无穷的欲望最终只能让人接近疯狂”的道理。

只需翻看SkyMall（空中商城）的商品目录，飞机上的每位旅客就能在座位上订购各类“必备”商品，比如身着17世纪贵族服装的宠物画像（标价49美元）、用松鼠头制成的标本挂饰（标价24.95美元）、与人等高的丛林攀缘猴玩偶（标价129美元），甚至还有可以安在狗嘴上的橡胶厚唇（标价29.95美元）。这样看来，当一些经济学家叫嚣“当今世界的问题在于需求的长期萎靡”时，我真不明白，我们到底还需要购买哪些东西。

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美好，消费者的购买力也从未如此强劲。自1942年联邦政府首次公开国民账户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呈增长态势。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同样如此。虽然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使全球多数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段短时间的衰退，但这些国家的经济现已重新恢复增长。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国家经济体量从未达到如此可观的水平。如果不断累积的经济增长能够代表国家处于国富民强的状态，那么我们对现状的满意程度肯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平均收入是一个陷阱

过分看重经济增长会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经济增长的果实永远不能被平分。

平均收入是衡量国计民生水平的标准，其计算方法是用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除以本国居民数量。平均收入是一个陷阱，带有严重的误导性。银行家的收入比烘焙师傅的收入高，而后者的收入又比失业的人的收入高。

极端情况下，如果一个富裕国家的经济蛋糕全部落入一人之手，那么这意味着该国的平均收入水平会显得十分喜人，而且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会被活活饿死。

除了朝鲜这个特例外，现实世界并不会如此极端。但即便在美国，平均收入也可能被严重扭曲了。别忘了，美国人每年创造出的财富绝大多数流入1%甚至0.1% 的人手中。你还是有些难以理解吗？事实上，那0.1%的最富裕人群仅涉及16000 个家庭，其掌握的财富总量却自1980年以来实现了5倍增长。相较于19世纪末所谓“镀金时代”的最富裕人群，当今时代的最富裕人群享受着更大的美国经济蛋糕。

倘若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仅仅得益于“富者更富”，而普通人的辛勤工作只能维持温饱，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

研究结果显示，一个人的幸福指数的高低并不取决于其获得的绝对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其获得的相对财富的多少。

试想，如果某个加州大学的教职人员被告知其同等职位同事的工资水平更高时，那么他就会产生不满情绪，并可能因此萌生跳槽的想法。相较之下，发现自己工资偏高的教职人员将不会产生任何情绪上的波动。

这样看来，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谓人与人之间的军备竞赛，每个人都想比身边的人领先一步。你可以想象自己走进一家当地餐馆，发现这里的每个服务员或厨师都不甘心一直领着手头那点儿工资。你的相对财富有多少，取决于别人相对于你有多穷。正是这种渴望超越且保持领先的心理，驱使我们每个人像仓鼠一样，在经济的轮子里越跑越快。

虽然我们不断地将经济水平推向了高潮，但我们没有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如果一个服务员每年的收入是10万美元，那么你就要求自己的收入必须是20万美元，否则你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为别人端盘子的人。如果这个服务员每年的收入是20万美元，那么你就要求自己的收入必须是40万美元，由此循环往复。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增长”的概念。曾经，农业经济几乎陷于停滞。当且仅当工业革命爆发后，人类才变得无所不能。人类社会先是经历了一段缓慢的发展时期，之后每年就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大规模生产。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率先跃升为世界强国。随着这股工业化革命浪潮的推进，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逐渐摆脱贫穷，将当时仍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亚洲国家、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思考经济

如果“增长”对人类社会而言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那么“经济”这一概念的诞生更是之后的事。在“GDP”被发明出来以前，人们即使有这个意愿，也很难定义“什么是经济”。此前，“经济”的概念几乎等同于节约开支。1808 年，著名作家简·奥斯汀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应该咀嚼冰块，饮法国酒，摆脱穷酸的经济。”

如今，我们每个人对于“经济”和“经济增长”的概念都耳熟能详了。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济”和“经济增长”已经统治了我们的生活。但这些名词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呢？

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一个经济发展状况的衡量体系，但假如连寻常百姓也觉得这个体系衡量出来的结果与现实情形大相径庭的话，那么该体系的可靠性将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况且，倘若我们连衡量对象都搞错了，或仅仅衡量某个还不足以反映现实的对象，那么我们依据这样的衡量结果而制定的指导方针与政策也将是错误的或漏洞百出的。政府总是会最大化地利用衡量出来的结果来制定相应政策。正因如此，过去几十年来，政府制定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刺激经济增长。

英国两位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和戴维·卡梅伦均发起过旨在衡量国计民生和经济增长水平的项目。尽管这些尝试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它们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思考经济”的争论，并对经济发展走向造成了影响。例如，英国曾率先尝试衡量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却发现传统经济指标大大低估了这些公共服务的价值。

当今社会将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奉若神明。这些经济学家制造出大量令人费解的数学公式，并为公共事务的讨论设定基调。最后，经济学家们成为决定政府应该在学校、公共图书馆和军队上支出多少钱的人。也是这些经济学家决定了社会可以承受的失业率是多少、政府是否应该印钞，以及政府是否该为那些贪得无厌的银行家收拾烂摊子。

比尔·克林顿曾凭借“笨蛋，问题是经济！”的竞选口号入主白宫，这反映出当时的美国选民对国家经济的迫切关注。在那个年代，虽然这句竞选口号没什么含金量，甚至没有多少人能明确说出“经济”的定义，但的确有不少人以美国经济环境的好坏为依据进行政治投票。选民们对美国经济环境好坏的评判大体上基于个人的主观感受，比如工作是否稳定、收入是否足够支付房贷等。

无论哪位政治家，如果其执政期间的经济出现了负增长（即所谓的“经济衰退”），那么这位政治家就走到了政治生涯的终点。看来，美国选民们早已被一个模糊的概念绑架了。

自此以后，情况出现了一丝转机。目前，全球出现了一片反对之声，这表明人们迫切渴望叫停经济学家们一再扭曲现实生活的做法。这种呼声一方面象征着思想上的解放，另一方面又可能引发不良后果。

我们谁也不愿意让非专业人士建造桥梁、开飞机或做心脏手术，试问又有谁敢让不懂经济学的人来掌控国家经济呢？经济学家们的问题在于，他们总爱声称自己通过科学方法得出了十分精确的结论，但其结论的“精确度”实在是有目共睹的。

此外，他们的经济言论并不能代表普通民众的经济现状。这也正是民众有必要学习经济学基本语言的原因。掌握这种语言后，任何人都能对经济学家的言论进行分析，并适时要求经济学家做出改正。

环保主义者发出警告，当我们无休止地追求经济增长时，受威胁的不仅有生物多样性，甚至还有我们自己。永无止境的消费欲望和持续增长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终将使我们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那么我们空有财富又有何用？只有在经济学领域，经济持续增长才被视为一种美德。对于同一概念，生物学中也有一个专有名词，它叫作“癌症”。

经济学呈现出来的世界观可能是扭曲的。从清洁空气到确保道路安全，从促进就业到宣扬理性思维，这些对人类至关重要的事务都被经济学排除在视野之外。我们当然可以甩手不干，将准确定义经济增长的任务丢给别人，但这么做也就意味着，我们自愿放弃了参与讨论的机会，将对生活的掌控权拱手让给自我感觉良好的经济学家。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吧，是时候行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