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野生”卡拉OK摊摊主，这是我钟爱的事业

1

晚七点的五棵松，地铁口稀稀拉拉走出些刚下班的青年，脸上挂着疲态。地铁不远处的解放军三零一医院门前，一群人正围着花坛抽烟，有穿病号服的，也有风尘仆仆的家属。医院对面，是个大商区，霓虹灯闪得刺眼，是年轻世代的“消费天堂”。这“天堂”旁边，就是李哥的地界了——奥林匹克文化公园。

李哥是个“野生”卡拉OK的摊主，每天晚上六点钟到这儿支起摊位。所谓“野生卡拉OK”，就是把KTV里的家什做个简化，挪到人群密集处。不怯场的路人，花十块八块的，点一首歌，在无数陌生的围观者面前唱。这类摊子，大多出现在小城市或者县城。

“城管不让我在人行道上摆摊，我得赶快挪进去。”李哥操着一口西北方言，对公园的保安说。保安跟他熟络，也没管他。他边说边把电动三轮车往公园里推，三轮车里装着一个投影机，一块幕布，一个调音台，两个笨重的音响，以及两个能来回闪烁的舞台灯，还有十来个廉价的塑料板凳。

他娴熟地布置好场地，站在调音台后，面带轻松地点了根烟：“不是我吹，我这个职业现在全北京也找不着几个，东三环的河边有，但没我做得好。”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满是骄傲。地上铺开的小板凳坐满了观众，等着听人唱歌。

卡拉OK摊的观众 | 作者供图

“高原红，美丽的高原红；煮了又煮的酥油茶，还是当年那样浓；高原红，梦里的高原红；酿了又酿的青稞酒，让我醉在不眠中。”

麦克风放在嘴边，李哥唱着，身体随音乐上下摆动，声音洪亮，中气十足，算是热场。唱完，还谢幕：“谢谢，谢谢，一首草原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底下哗哗响起掌声，像文艺汇演似的。不一会儿，来了个又高又壮的女人，给李哥比划了两下，应该是老主顾，李哥心领神会，屏幕上飘出字幕——《幸福中国一起走》。

“星星跟着月亮走，葵花跟着太阳走，我们跟着新时代，幸福美好一起走。彩虹跟着风雨走，白云跟着蓝天走，人心跟着共产党，地老天荒一起走。”

虽然李哥在调音台那忙得团团转，但还是改变不了女人唱得极为难听的事实。女人唱完，鞠了个躬，扯着嘶哑的嗓子说：“谢谢大家，谢谢。”然后转身默默消失在黑夜的人群中。

我问李哥：“这大姐每天都来吗？”

“最近总过来，她父亲在对面住院，晚上这时候没啥要紧事儿，她就来唱唱歌，疏解压力。挺好的一个人，就是唱得有点难听，我这设备都挽救不了。”李哥吐出个烟圈，接着说，“我这平时会遇到不少这样的人，来这儿陪床，可能精神压力大吧，就唱唱歌，喊一喊，要不的确太压抑了。你瞧瞧，我干这活儿还能做善事，是不是挺好。”说完，他笑笑，把烟头扔地下踩灭，接着摆弄起手底下精密的仪器。

2

十几年前，李哥从甘肃老家只身来到北京，找了份工作，跟自己学的专业有些关联，在一家演出场所做调音师傅。他念过中专，读的是音响工程专业，每天打交道的就是现在低头弄的这些玩意儿。

当时李哥刚二十出头，头发每天打理得油光锃亮，站在舞台边上，还挺英气。他的工作是给那些不入流的小歌手做幕后。不过他觉得自己更有才华，却只得退居二线，所以时常为这件事窝火。

我总有一天能站在舞台上，比这些垃圾都强——他总这么想。

他打小喜欢唱歌，来北京前就踌躇满志，寻思着一边做工作，一边寻摸唱歌选秀的机会。当时那类的节目火遍大江南北，“草根”出道是家常便饭，这让李哥看到了希望。

2008年年末，北京进入了“后奥运时代”，很多陌生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李哥误打误撞进了一栋新落成的大楼，大楼里有个演播厅，是拍选秀节目的。那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

“请问选手在哪儿候场？”李哥怯生生地问保安。

保安懒洋洋的，头上的大盖帽歪戴着：“直走，右转，等你看见一群张牙舞爪、奇装异服的人，就到了。”

李哥捂着嘴乐，没多大会儿，就看到和保安说的一模一样的场景。

他坐下来，掏出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手颤颤巍巍的，背了一会儿歌词。等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就跟着到了后台。选秀的后台和他平时工作的地方没差多少，突然萌生一种熟悉感，激烈的心跳渐渐平缓。

他走上台，自报家门和曲目。评委说，开始吧。

“高原红，美丽的高原红；煮了又煮的酥油茶，还是当年那样浓；高原红，梦里的高原红；酿了又酿的青稞酒，让我醉在不眠中。”

“一首草原歌曲献给大家，谢谢，谢谢。”然后他清清嗓子，立正站好，握着话筒等评委点评。

“音色气息都不错，台风有点拘束，不过先给你晋级的名额吧。”

李哥兴奋地在台上跳起来，红背心底下露出一截儿肚皮。后来他才知道，一共50个人报名，有46个都晋级了，剩下那几个，是没来。

等到第二轮，他又准时去候场，这回他不怎么拘束了，跟旁边梳着“猫王”头的小青年聊了起来。“小伙儿造型不错，你要表演什么呀？”李哥问他。

小伙把墨镜拉下来，斜着眼看李哥：“我表演猫王，猫王你知道不。”

李哥说：“不知道，我知道容中尔甲，我会唱草原歌曲。”

青年鄙夷地看了一眼李哥，不再说话。

待到主持人念到他的名字，他又上台了。

“一条牧鞭一把琴，一首牧歌，一生的伴侣，我爱你恨你一辈子，都在你的路上行走，生命的原野上，放牧人生的歌。”

“唱得挺不错的，有种辽阔的感觉。但缺点也太明显，你没什么自己的特色，抱歉。”评委说。

李哥被淘汰了，“猫王”小哥也是同样的命运。两人在后场相遇，“猫王”跟李哥说：“这破烂节目，有内幕，最后得奖的多半都走了后门，真不要脸，真是浪费我们才华。”李哥点点头，没作声，只是回家躺了一整天。

之后的几个月里，他又接连参加了几档这样的节目，但都纷纷出局。他不信邪，还跑到电视台门口，想要堵类似李双江这样的歌唱家，请求指点。后来也都被保安拦下，吃了一鼻子灰。

李哥逐渐发现，走演艺圈的路太窄了，没资源没背景，怕是冲不出去的。于是他老老实实地回了后台，接着调音。但调音的工作既无聊又不受重视，他萌生了离开的想法。

3

2010年的一个晚上，李哥给主管发了条短信，说不干调音师傅了。之后他找朋友喝了一通酒，经由朋友介绍到一家厨师学校学习了烹饪。每天要站上十几个小时，裹着油烟入眠，乏累极了，唱歌的事儿也就忘了个干净。学成之后，他找了个对口的工作，在一家国企的食堂，负责一日两餐。

早晨四点半出门，给员工做早餐，九点钟开始忙活午餐，下午一点左右收拾利索也就下班了。他通常回家闷头大睡，直到晚上。起床后李哥总感觉空落落的，不知道该干点啥。他琢磨着，一个想法钻入脑海：不如买一套音响设备，像在老家看到的那样，摆摊点歌，既能赚点外快，也能自己过过瘾。

转天，李哥就花存下的四万多块买了套设备。他像个买了新玩具的孩子，在家安装起来，高声唱了两首歌，还被邻居骂了一顿，但他十分开心。

他说：“摆这个摊子是我的职业，我想做成事业，热爱的东西才是事业，我颠勺炒菜那只是糊口的营生。”

从那往后，他的生活就是三点一线，单位厨房、家和摆“野生卡拉OK”的地方。

卡拉OK摊的客人 | 作者供图

起初摆摊，李哥在五棵松附近的露天空地上。有个夏夜，天闷热得像蒸笼，几个大妈正排队点歌，汗珠直往下淌。

有个甩着膀子的彪形大汉过来，扒拉开大妈，到李哥跟前说：“你在这儿占用公共资源，知道不知道，得交管理费。”

李哥满脸鄙夷，说：“那周边的人都在这儿跳舞打拳，为啥我就得交钱。”

“因为他们是本地人，你别他妈废话，要么交钱，要么我就砸烂你这破摊子。”大汉怒气冲冲地说道。

李哥个儿不高，只到那大汉的肩膀头，寻思着要是打架他准保吃亏，但又不想交这个冤枉钱。他眼珠一转，给大汉递了一根烟，大汉喘着粗气瞪着他，并没有伸手去接。李哥看软的不行，那就只能硬碰硬了。他说：“我要是不交钱，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行得端坐得正，我干的是正经买卖。”

大汉牙床裸露着，像个猛兽似的，一把推开李哥。他歪在地下，眼睁睁看着大汉扯烂屏幕，踢翻音响，还踹了他几脚，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后来李哥才知道，那是个“地头蛇”，无业游民，那天晚上喝多了酒，四处撒酒疯。

李哥回家擦了些药，坐在门槛上，他感觉挺憋屈，还有点想家。

睡了一宿，第二天李哥还是照常出摊。弄好设备后，他嗷嗷地唱了两首，就当是宣泄情绪。

4

过了一年多，空地变成了建筑工地，李哥无处可摆摊。正赶上快过年了，他也就不寻思这事儿，他盘算着回家。看着屋子角落堆的这些设备，他想，干脆就把这些东西带回去，过年给大伙儿助助兴。他亲戚朋友多，一到过年，家里就围着一圈人，打牌打麻将，也没什么更好玩儿的项目。

他坐了一辆老乡的大物流车，拉着这套家什回了乡下。在他的印象里，这个年过得格外热闹。李哥逢人就说，自己的职业是摆“卡拉OK摊”的。他从来不提，自己是个厨子。在他内心深处，摆这个摊才是他钟爱的职业。

“小李，你这东西搞得真不错。”

“小李，你这能把理想和职业结合，很有意义。”

那一年，他听到了很多这样的说法，他越发坚定做下去的信念。而且，他还养成了个习惯，每年都坐物流车，带这些设备回家过年，就像带自己孩子似的。

年后，医院对面的步行道上起了个“卡拉OK摊”，是李哥的。

在卡拉OK摊工作的李哥 | 作者供图

他挺感性，跟我解释说他选择在这里摆，是有道理的。“这家医院，每天那么多人进进出出。有活着进去的，死着出来的，还有半死不活的，都挺不幸福的。你想想，那些住院的病人要是能听见我这儿有歌声传过去，是不是有点幸福感！”有些患者家属晚上的确会去他那儿消磨时间，十块钱一首歌，唱完了，像泄了一股劲儿，再回去陪床。

常来的除了病患家属，还有阿明，阿明是李哥的朋友，也是个唱歌爱好者，住在青塔。早些时候认识了李哥，时不时来给他帮忙。阿明唱歌，李哥从来不要钱。

“李哥，来一首《闯码头》。”阿明说。李哥比了个OK的手势。

“我们一起闯码头，马上和你要分手。催人的汽笛淹没了哀愁，止不住的眼泪流。不是哥哥不爱你，因为我是农村的。一年的收入只能养活自己，哪里还能顾得上你。我要为你去奋斗，再苦再累不回头。只要你耐心把我来等候，总有一天会出头。等我搬到城里去，开着大奔来接你。到那个时候把你搂在怀里，再叫一声亲爱的。“

阿明边唱边跳，手舞足蹈，还时不时和底下的人互动，简直不逊色于远处凯迪拉克中心里的明星演唱会。他唱完，有点哽咽：“谢谢大家，祝大家拼搏成功。”

李哥说，阿明原来老家有个漂亮对象，但因为没钱，就没娶成，跟那个歌里写的一样。所以阿明才来北京打拼。后来来了一看，也赚不着钱。阿明每次来都唱这首歌，唱完了就眼泪汪汪的。

2014年，直播最为火热，李哥也跟风，支起手机，把他这份职业内容呈现给千千万万的网友。

视频里的内容是光顾摊子的主力军撑起来的，大多是一些上了年岁的叔叔阿姨。偶尔，李哥也进去抢抢戏。叔叔们愿意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阿姨们呢，喜欢唱邓丽君的歌。虽然关注和点赞的人不多，但李哥还是热心地回复每一条评论。他说，这是对他自己的事业负责任。

卡拉OK摊的客人 | 作者供图

5

李哥的事业也不是一路顺当。在步行道摆了能有几个月，就被片区的管理人员盯上了。

有个晚上，城管悄无声息地把车开到附近，停在路边。有两名穿制服的人开始盯梢，准备观察一会儿，就没收他的设备。虽然是文化惠民，但逃不开占道经营的大帽子。

有几个眼尖的大妈，跟李哥说：“小李，赶紧收摊走，那边有城管，明天换地方吧。这里肯定是不行了。”李哥赶忙动了起来，阿明也帮着他，在大家伙儿的掩护下，李哥算是撤退成功，避开了城管人员的阻击。

他心里跟明镜儿似的，他干的这活，确实违反城市规定。可要是让他停下来，他内心无比抗拒。于是他在停摆的那几天，就观察周围的状况，他看公园里有个角落，摆得开他那些东西。停摆了一周后，李哥又准时骑着电动三轮出现了。

李哥唱了首《涛声依旧》，就接着干起来。可问题又来了，广场舞大妈们的音乐和他公放歌曲的音乐，两种声音交织在了一块儿。

跳舞队的人有了意见：“小李，你这不地道，你不能进来抢我们的地盘。”

“大娘，我没想抢您地盘，我这也是没办法，您看要不通融通融吧。”李哥说。

“那不行，要不你干脆就别摆了。”大妈们毫不让步。

“凭啥，你们不能这么欺负人。你们把跳舞当娱乐，但我把摆这个摊当成我的事业。我喜欢唱歌，也想给大家一个舞台，让他们放声歌唱，我不收钱都行。”李哥的声音带着点儿哭腔。大妈们一看，这小伙子动了真性情，索性也就接受了现实。两拨人一个在入口，一个临近出口，最大限度地分隔开来，倒也能和谐共处。

卡拉OK摊的观众 | 作者供图

“有年轻人来吗？”我好事儿地问了一句。

“还真没有，不过我也不难过。”李哥回答道，“年轻人有他们的娱乐方式，我们有我们的。有的年轻人挺不友好，能看出来，他们笑话我。我寻思，他们可以对我有看法，但是不能瞧不起这个卡拉OK摊，这是我们这一代流行的东西，是我们发泄的方式，和他们在外面逛街唱歌都是一样。”

我点点头，让李哥给我点了一首《新贵妃醉酒》。天渐渐冷了，台下的观众寥寥几个。我唱完，没有什么掌声，可能大家并不买我的账。但李哥很热情地在一旁鼓掌说：“小伙子，唱得真不错，男声女声换着来，挺有感觉。”

说完，他看看手机。他收到好些个群消息，都是他自己拉的群。群里有来看病的，有病人家属，有老阿姨叔叔，还有一些和他同龄的。他打开语音的扬声器，里面在说：“我已经回老家了，我爸的病好差不多了，等下次再有机会去北京，和小李一起吃烤鸭。”李哥深吸了一口气，回了条语音：“好的好的，我始终在这里支卡拉OK摊，到五棵松联系我。”

我加了李哥的微信，看了看他的朋友圈。他只发两样东西：每天中午吃的饭菜，比如酱猪蹄、炸大虾之类的硬菜；再就是他的职业，拍些唱得好的小视频。

可最近，李哥只发吃的了。我好奇地问他原因，他跟我说：“又被城管盯梢，这次没那么幸运，东西都被没收了。但没事儿，我攒攒钱，再买一套，换个地儿摆，我太喜欢这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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