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频道的人①|列夫·曼诺维奇:做我们通常不做的事

朱晓闻
2020-05-20 14:42
来源:澎湃新闻

多频道的人

约四年前,我在伦敦的一次研讨会上,听闻国王学院教授裴开瑞(Chris Berry)提出“多频道的人”(Multi-channel People)这一概念,对此,他解释道:“任何具有跨文化、跨界生活方式的人都具有这样的性格特质,不是吗?我们在这里有一部分自己,在那里有一部分自己。”

彼时,英国“脱欧”公投结束不久,特朗普将就任美国总统。伦敦文化界对此一片哀嚎——在这座全球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中,住满了行色匆匆、满世界飞的“多频道的人”,多年来,他们习惯了跨文化、跨时区、跨界的生活及工作方式,而“脱欧”公投的结果和特朗普当选对他们而言,无疑是当头棒喝——这个世界上原来有大批“单向度的人”,他们缅怀单一民族、单一文化和单一国度,无论这种“单一”是否真正存在过,他们但愿这种“单一”是存在的。

过去十年间,我分别在美国纽约上州、洛杉矶、英国伦敦旅居,目前居住在德国柏林——诚如每个人是多面的,每座城市也有不同的面目。国际化程度较高而生活支出较低的柏林,一面是岁月静好的宜居生态,另一面是跌宕起伏的人生百态,这里汇聚着为数众多的艺术家、音乐人、派对动物、朋克一族、半退隐的革命者、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无业游民、作家,还有很多形无影、去无踪的过客,或许,他们都有些像“多频道的人”——他们的常态难以被“单一”的界定;他们的身份具有多重标签,甚至他们的地理位置也常常游踪不定。

然而,新冠疫情重新设置了我们对“常态”的认知,之前习以为常的东西(包括旅行、工作、社交、户外活动,甚至食品),竟都成了生活的奢侈品。我不禁想到,疫情之下,那些“多频道的人”,过得还好吗?

对话列夫·曼诺维奇

遇见纽约城市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前,我们已是七八年的网友——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脸书上的网友有逾五千人。据他说,由于网站对好友数设置了上限,所以才“区区五千”。我当年在同济大学念本科时,曾特地网购了一本列夫撰写的《新媒体语言》(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该著作被视为新媒体领域的殿堂级教科书,而当时,我正准备申请美国的研究生院。若干年后,我从美国雪城大学录像艺术专业毕业,由于专业相关且同在纽约州,我和列夫就成了网友。直至2019年秋,我们才在柏林正式见面。

那天,我如约赶至市中心的District咖啡馆,这里距离我工作的时代艺术中心(柏林)很近。列夫穿着T恤和短裤,神色匆忙,他说,自己正在为麻省理工大学即将出版的一本著作进行收尾工作,柏林则为他提供了安静写作的场所。言谈间,列夫不断用手去扶红色的铝合金眼镜架,眼神横扫四周,透露出些许在纽约客身上常见的对过程的不耐烦。

列夫告诉我,过去几个月,他陆续去了26座城市及国家,不断地演讲、开会、发言、著书,这是他30年来首次远离美国学术界,在世界各地巡游,而作曲家出身的韩国太太则暂时专心担任其经理人。列夫语速奇快,加上略微浓重的俄语口音,不时令听者有囫囵吞枣之感,但其敏捷的思维和毫不掩饰的批判精神,令人印象深刻。

2019年秋,作者与列夫·曼诺维奇合影

列夫在文化活动丰富的柏林十分活跃。学术之外,他对设计、美食、旅行富于兴趣,我们也时常就这些话题展开探讨。在我和先生居住的腓特烈斯海因区,列夫和太太深受此地自由而国际化的氛围吸引。在一家名为“空”的川菜馆内,我向列夫解释为何这里极简的设计风格结合了“小清新”与“禅意”,他迅速接话道:“这和上海的某些地方很像,不是吗?”我说:“或许更像成都。”我在国外生活多年,遇到过的外国人当中,能够精准把握中国当代文化中丰富的层次与细节,还能像列夫这样准确理解其中视觉文化潮流的人,寥寥无几。

2020年初,武汉新冠病毒疫情暴发的消息传到欧洲,当时正值中国农历新年,列夫在脸书上向我问候:你的家人还好吗?我告诉他,我在上海的家人都好,不过,父母对我说,如果病毒蔓延至欧洲,他们担心自由散漫惯了的欧洲人,难以迅速适应这场公共医疗危机。列夫回复道: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希望事态不会恶化。

柏林–纽约网络连线

然而,仅仅几周之后,新冠病毒就在欧美蔓延开来。二月中旬,我着手购买消毒液、口罩等事宜;三月初,德国人开始抢购卫生纸,而我购得了市场上仅存的几个口罩(参见文章《为什么柏林人还不戴口罩?》);三月中,柏林陆续开始居家办公,而纽约的疫情则急转直下,我想起列夫,便询问他的情况,得知他已经和太太购得第二天直飞韩国首尔的机票,并且是单程的。

一开始很多人对纽约的疫情发展深感震惊,毕竟,纽约承载着接近于人类文明金字塔顶端的象征意义——不过,对真正了解纽约的人来说,这座城市的社会复杂性、极端不平等,以及当前美国的政治局势令普通民众的生活并不好过。然而,作为典型的“多频道的人”,列夫很懂得审时度势,正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照他的话来说,他并不担心自己得病,只是万一要去医院,在纽约超负荷运作的医疗系统中,情况着实不容乐观。

他说:“这几天来,我时常想起你父母的话,欧美人不像亚洲人那样具备集体观念,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变得有纪律性,所以,我宁愿去亚洲避险。”几天后,与太太安全抵达首尔的列夫又告诉我:“我们住在首尔的公寓里,我每天伏案写作,一写就是几个小时,窗外还有美丽的樱花。我感到很幸运,及时撤离了纽约,我们在肯尼迪机场离境时,眼见只有亚洲人戴着口罩、眼罩和手套,机场工作人员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装备,我默默地向他们送去担忧的目光,随后赶紧登机。”

列夫说:“2000年,我第一次来亚洲,去了日本和中国,我立刻意识到——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亚洲许多国家在视觉文化方面都有惊人的创举,且将注意力放在社区建设上,亚洲人对于群体和他人会给予更多的考虑;同时,他们在技术开发及应用方面也十分领先,这就是我成为‘亚洲狂’(Asian fanatic)的原因。当我去韩国、中国或泰国时,我感到,这些社会或许存在各种问题,但总的来说,它们的社会功能是健全的。再看美国,表面上运行顺畅,但其实是一个功能失调的社会。此外,极端的个人主义在美国尤为明显,所以疫情只不过是放大了存在已久的问题——人们只顾自己,不戴口罩,不听建议。而亚洲一些国家之所以表现良好,主要原因不仅在于技术的应用和政府的组织能力,还在于大多数民众愿意为他人考虑。比如,人们戴口罩是为了以防万一——万一我感染了,不要去传染别人,这正是一种重视公共及集体利益的心态。”

我告诉列夫,最近在我的工作领域,众多艺术行业的从业者都在讨论疫情期间能做什么“有用”的事?对此,列夫表示:“我看到一些媒体艺术家发布了如何用3D打印机制作口罩。在我看来,很多艺术界人士都在从事实用的工作。我虽然没有自己动手缝制口罩,但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一些带有教育性质的内容,例如我会链接数据可视化中的各类数据源,让读者能够多角度客观地解读被媒体报道的内容。我看到艺术和文化领域中的很多人完全被误导了,他们不知道如何读数据图,只依赖新闻的叙事线索,我认为这很不幸,因为我们看到的新闻通常是片面的——所以我试图教育知识分子,文化界应该更客观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

“当下,人们试图弄清如何应对危机——例如,文化机构组织了大量的Zoom研讨会,但我们也可以发问:为什么要这么做?文化界人士似乎认为,无论怎样,我们应该继续开展文化活动,因为艺术很重要——的确,艺术很重要,但在线内容早已层出不穷,美术馆只是不断发布更多的重复内容,这不是一个问题吗?或许,我们应该研究从未展示过的一部分艺术史,为三年后的下一个展览做准备,而不是像制作大片那样重复我们之前的生产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人们迈出一步的机会——做我们通常不做的事,因为我们不必生产太多。”

列夫在网络发布的免费《数据可视化和人工智能》课程

我问列夫:“提到生产,你也在脸书上说过,20世纪上半叶最好的俄罗斯文学是在3个月内创造出来的。普希金于1830年在乡下隔离了3个月,几乎每天都在完成一首新诗、短篇或中篇小说。那么你自己在隔离期间有什么创作计划呢?”

列夫说:“我并非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或许他们应该做些对社区有用的事。我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长期项目,然而,每天我都在网上花大量时间浏览信息。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悲剧,但它也像一部科幻电影,且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科幻电影——影响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说到国家,我在俄罗斯长大,21岁时移民美国。一开始,我试图接受美国新身份而不说俄语,而当我开始发表著作时,我发现,人们总会提醒我,无论如何我都是俄罗斯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我必须扮演混合身份的角色;同时我也意识到,运用俄罗斯文化身份去体验和观察事物大有裨益,毕竟,美国的意识形态十分具象,而俄罗斯的意识形态更为抽象。最终,从俄国人到美国人,又成为世界公民——我一生都在努力进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今年1月底返回纽约后,我一度兴高采烈,纽约太神奇了,多么伟大的城市啊!一起去外面逛逛吧!片刻之后,一切都结束了。所以,现在看来,我并不知道自己是谁。”

(作者朱晓闻系艺术家、写作者,现居德国柏林。她的个人网站是www.zhuxiaowen.com,微信公众号为Salvia_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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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频道的人”专栏,聚焦疫情之下,一群具有跨文化、跨界生活方式的人。

    责任编辑:康宁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