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日本追寻自我之路

本报记者

殷金琦 区域与国别研究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2020年3月24日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推迟至2021年举行。虽然这一消息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内，但到底令一些翘首以盼的人怅然若失。

七年前，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宣布2020年奥运会主办权花落东京，许多日本人都对此满怀期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东京奥运会视为其政治生涯的最后绽放；商人们期待奥运会带来“奥运景气”，让日本经济摆脱低迷；普通民众则希望通过奥运会振奋人心，走出泡沫经济后的迷失——一个共同的期待便是让日本回到世界的聚光灯下，展示新的自我。

如果我们顺着历史的脚步，追寻日本百年奥运历史，将会发现这种对自我的追寻正是日本痴迷于奥运会的关键所在。

2019年1月，一部名为《韦驮天：东京奥运故事》的大河剧与观众见面。大河剧极少以近代历史为题材，这次的破例就是为了向2020年东京奥运会献礼。尽管收视率不孚众望，以最快速度跌破10%，但这部电视剧也体现了一代日本人对奥运会的独特感情。这部剧也向我们介绍了“日本奥运的大恩人”——嘉纳治五郎，正是他开启了日本的奥运历史。

日本的奥运梦早已点燃。1911年11月19日，东京羽田秋意正浓，雨丝在肃杀的寒风中飘飘洒洒。奥运会预选赛正在此进行，优胜者将代表日本参加1912年的斯德哥尔摩奥运会。观众席中，国际奥委会委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正翘首以待，六个月后，他将带领优胜者前往欧洲参加奥运会。

结果出人意料，来自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马拉松选手金栗四三竟然用时两小时三十四分跑完全程，打破世界纪录。然而，当时的日本舆论不敢相信日本人竟然能够打破世界记录，日本体育会理事大森吉藏甚至哀叹道，“日本人短跑凑合，长跑不行。”注视着这一切的嘉纳治五郎只是冷冷地说：“日本人在战争当中表现出的惊人的忍耐力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今天的成绩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表现而已。”

最终，日本派出东京帝国大学的短跑选手三岛弥彦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金栗四三远赴欧洲，参加第五届夏季奥运会，却又铩羽而归。面对记者，归来的三岛弥彦无奈地认为，欧洲人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面对这种体格优势，日本人很难取胜，从此退出体育界，与奥运会绝缘。

大森吉藏的哀叹、三岛弥彦的气馁和嘉纳治五郎的执拗，正是这一阶段日本在奥运赛场上的矛盾心态的体现——与奥运会初识的日本人惶恐而谨慎，谨慎背后又有展现自我的急迫。

这种矛盾心理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当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在世界横冲直撞之时，整个世界也被对标于欧洲的时空线索中，欧洲意味着进步和文明，亚洲意味着落后与野蛮，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行其道，因此黄种人能否打破世界记录，亚洲人能否战胜欧美运动员，这些纯粹的体育问题逐渐带有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而1913年的日本已经经历了黑船来袭、明治维新和日俄战争，经历了对欧洲列强的反抗、接受和挑战的过程。

此时的日本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陷入对自我的迷惘，这是一个新兴的亚洲强国的迷惘：既希望世界承认自己的文明开化，又害怕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鄙夷；既骄傲地鼓吹着“大和魂”，又因自身的黄种人身份而自卑。

走向战争的自我堕落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日本跻身战胜国成为世界五强之一。与此同时，在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日本也实现了奥运奖牌零的突破。此时，仅仅参加奥运会已经不足以满足日本的雄心壮志，日本将关注的焦点转向奥运会的主办权。

1931年6月28日，东京市议会通过了申办奥运会的决议，嘉纳治五郎再次四处奔走，希望通过外交努力赢得194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然而，此时的东京面临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罗马，意大利的统治者墨索里尼将奥运会视为恢复古罗马帝国荣光的捷径，不愿轻易放弃。而相较罗马而言，东京作为一个亚洲城市毫无胜算，日本再次感受到了时代的无奈。

就在这时，嘉纳治五郎竟然异想天开，希望通过谈判，求墨索里尼将奥运会主办权让给日本。尽管这种荒唐的想法并不符合国际奥委会的规矩，但是最终奥委会默许了日本的行动。一番周折之后，日本东京以37:24的票数优势打败芬兰的赫尔辛基，赢得194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据《朝日新闻》的描述，1936年7月31日申奥成功的消息传回，东京街头人们高呼万岁，干杯声不绝于耳，兴奋的凯歌彻夜不停，奥运会的成功让日本人飘飘然也。

申奥过程中的一系列操作，其背后是日本日益膨胀的“帝国野望（日语中“野望”一词是指与自身不符的奢望）”。正在此时，日本举国上下都在做着帝国的美梦，1940年正值日本建国2600年，日本各界希望用奥运会为“神国日本”的2600岁生日祝寿，让奥运会成为日本帝国丰功伟绩的一束点缀。在这种野望的刺激下，与申奥行动亦步亦趋，日本侵略者的的炮声离中国也越来越近。

其实，日本的奥运历史不能没有中国的身影。当日本奥运代表团从斯德哥尔摩铩羽而归后，中国、日本和菲律宾就发起举办了“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此后中日在体育赛场上的竞争屡屡成为日本媒体关注的焦点。“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对日本而言，在欧洲人面前失去的自尊将在亚洲人面前赢回，这一点在体育和战争上同样适用。日本以不自信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之时，却以自大的身影在亚洲招摇，而1940年奥运会则是这种自大姿态的延伸。

这种自大最终成为对绝对的国家主义和蛮横的军国主义的呼唤。正如1936年嘉纳治五郎对文部大臣所说，东京奥运会不仅仅和体育相关，还是向世界展示日本的精神、文化和工业发展，并加深互信和互相尊重的机会，因此需要更全面、能统领全国的机构，一个囊括了各类能构想日本与世界未来关系的权威者的机构。与此同时，运动员的胜利、颁奖礼上的国旗和国歌，这些有形的与无形的符号都可以被军国主义利用，成为法西斯国家的点缀和侵略成果的注脚。日本不遗余力地推动伪满洲国参加1940年奥运会，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最终，也是军国主义者使东京失去了这场奥运会。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在军部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宣布退回奥运会主办权，1940年奥运会在二战中彻底被世人遗忘。

在退回1940年奥运会主办权后，日本自行举办了东亚竞技大会，其中圣火传递以国家神道的方式进行，日本刺刀下成立的伪政权成为主要参与者。日本在通过奥运会展现自我的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奥运会不再仅仅是展现国家形象的舞台，还沦为了军国主义者表演的工具，军部、政客和官僚的长袖善舞，让野蛮的军国主义和狭隘的国家主义超越了普世的体育精神。最终，日本在这种狂热中迷失了自我，也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嘉纳治五郎则病死在挽救东京奥运会的旅途中。

废墟中的自我救赎

1945年，在战争的打击下，东京成为一片焦土，经济崩溃、通货膨胀、物资短缺与战败的耻辱一股脑抛给了日本人，对于食不果腹的他们来说奥运会早已成为天方夜谭。日本花费了十年的时间养精蓄锐，直到1955年才从战争的阴霾中走出来，宣布告别“战后时代”。之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人民生活富足，以至于这段时间被称为“昭和元禄”时代，即日本现代历史的全盛期。经济的创伤容易抚平，战争的阴霾可以吹散，但是因为战争而迷失的日本人需要重新找回自我，奥运会就是一个契机。

1958年，田畑政治带领日本夺得1964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作为嘉纳治五郎曾经的部下，田畑终于完成了前辈的夙愿。此次奥运会不再有硝烟和战火，不再有民族的自负和虚无缥缈的帝国幻梦，当年被视为“现世神”的裕仁天皇早已抹去神性的光环，于1964年10月10日在世人面前宣布东京奥运会开幕。时隔24年，奥运圣火终于在东京点燃，而点燃圣火的火炬手则是广岛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坂井义则——这恰恰象征着日本终于走出了战争的阴霾，回归了和平的世界。

与此同时，三波春夫演唱的《东京五轮音头》红遍日本，成为1964年奥运会的主题曲。正如歌中所唱——从西边的国度，从东边的国度，跨越北方的天空，跨越南方的海洋，大家欢聚在日本——对世界的包容与欢迎成为1964年奥运会的主题。此时的日本也努力向世界展现崭新的自我，“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让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琳琅满目的家用电器改变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利用电视转播观看奥运会不再是人们的奢望，飞驰的新干线则展现了日本战后复兴的速度。

告别战争的残酷和战后的萧条，崭新的日本不再寄希望于通过军国主义的赫赫战功来炫耀国威，不再一厢情愿地向国民灌输神国的国家意识，而是成功找回了自我，用自信、开放和包容的形象，实现了废墟中的自我救赎。

迷失中的自我追寻

20世纪80年代，自信的日本继续着经济增长的奇迹，“平成景气”让日本经济继续腾飞，“日本制造”席卷世界，日本企业在世界各国东挡西杀、攻城略地，美国政治学家傅高义不禁发出“日本第一”的感慨。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泡沫经济的破裂，日本进入了迷失的时代。迷失的十年、迷失的二十年，时间就像沙漏里的沙子一样，逐渐淹没了一代又一代日本人。进入21世纪，老龄少子化让日本感受到人口减少的威胁，政党腐败、政府无能让日本人对政治失去信心，311大地震和福岛核事故让日本人感受到自然的无情，在种种压力的催逼下，日本人再次走向迷失。直到2013年东京申奥成功，才让一些日本人看到了重新振作的机会。

我曾经问一位九十多岁的日本老人，当他回顾历史时作何感想，作为经历了大正、昭和、平成和令和四个时代的人，他用“天地反转”回答我。

确实，近百年间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现在的日本就像在黑暗中踟蹰许久的行人，迷失了自我的同时也失去了前进的信心。2020年东京奥运会就像一团火，或许能够温暖许多冰凉的心，也能照亮前行的路。日本政府在2019年的一份舆论调查显示，几乎所有年龄段的受访者中八成以上认为奥运会将改变日本。换个角度来看，改变日本或许正是他们的期待。

然而，调查结果也展示了另一个事实：仅有不到四成的受访者愿意参与奥运志愿服务，其中中老年比年轻人更有热情。

这种差异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日本的复杂与多样，也让我们看到不同世代之间的差异与隔阂，这种差异与隔阂更多是源于人生经历和所处时代的不同。老年人饱尝战争痛苦的同时，也陷入过举国一致的狂热；在吞咽战败苦果的同时，也经历过战后重建的拼搏。中年人接受战后民主主义教育的同时，也被战后经济高速增长体制所吸引，青春年华与日本国家的辉煌紧密相关。而日本的年轻一代则与泡沫经济的破碎一同来临，自从降临人世就变成迷惘的一代，他们追求个人自由、标新立异，在打破传统的同时也被贴上了“宽松世代（ゆとり世代）”的标签。

与此同时，国家主义的思想从未退场，它摘下“神国”的光环，却开始标榜日本的国家品格和历史上的文治武功，打着保守主义的旗号再次登场，对现实充满失落的中老年人们则从中找到希望。对他们而言，奥运会意味着历史辉煌的重现，象征着日本新生的机会。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与之颉颃，崇尚个人自由和个体独立的年轻人则将奥运会视为举国体制的重现和集体性的狂热。与奥运会相比，个人的生活和独立的个性更值得他们期许。

然而无论如何，历史正是如此，互不共享价值观的三代人不得不共同接受奥运再次来临而又被迫推迟的事实。

总而言之，2020年东京奥运会未必像1964年那样激动人心，能让所有日本人牵肠挂肚；奥运会也未必是能让日本社会重新充满活力的“神药”。但如果说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带给日本什么的话，或许正如其因为新冠疫情而被推迟的命运一样，它让日本再次感受到未来的不确定性。然而，无论如何，如今的日本能够包容种种分歧和差异，能够承受这种历史的不确定，或许可以说是不确定中的小确幸。

[1]「国際オリンピツク大会、選手予選の大運動会」「朝日新闻」1911年9月23日

[2]「世界の記録を破る、国際選手予選会」「朝日新闻」1911年11月21日

[3]「三島選手帰朝、恐るべき米国選手、日本選手比較談」「朝日新闻」1913年2月8日

[4]澎湃新闻：《1940年奥运会：日本“帝国迷梦”的破碎》，网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218388

[5] 康拉德·托特曼：《日本史》，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 李永晶：《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7] 劳拉·赫茵、马克·塞尔登：《审查历史：日本、德国、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聂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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