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余英时与钱锺书的交谊
學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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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夏志清（1921—2013）第一次见到钱锺书（1910—1998）是在四十年代的上海。1943年的秋季的一个晚上，夏志清的好友宋淇在家里开派对，邀请了在上海当大学讲师的钱锺书与会，由宋淇的引荐，夏志清得以见到风度翩翩，以一部《围城》名闻上海滩的青年作家钱锺书，而夏先生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青涩的文学爱好者。据夏先生回忆，当时的钱锺书手持一根“史的克”（手杖），完全是一副英国绅士的派头。他说：“钱锺书本人给我的印象，则好像是苏东坡《赤壁怀古》里的周公瑾，的确风流倜傥，雄姿英发，虽然他穿的是西装，也戴了眼镜。”当时钱锺书问夏志清，最近读了什么书，夏志清说他读了古希腊史诗；钱问夏志清喜欢哪一部，夏志清说喜欢荷马的《伊利阿德》，但不喜欢另一部《奥德赛》。钱锺书说，喜欢《伊利阿德》的人，趣味是古典型；偏爱《奥德赛》者，属于浪漫型。这一夜，二人谈兴甚浓，随后一起乘电车，钱锺书住在法租界，夏志清住霞飞路，刚好顺路，在车上又谈了一程。夏志清下车时，钱锺书叫夏志清多来看他。年少气盛的钱锺书当然没有料到这位愣头青年日后成为蜚声世界的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权威，而且在推介自己的小说《围城》方面，有“伯乐”之功。
这一次见面之后，历史鼎革，狼狈的国民政府迁台，夏志清及其兄长夏济安已经先期赴台，任职台湾大学；而钱锺书则留在大陆，在文学研究所就职。后来的几十年，彼此之间，动如参商，几乎没有了见面的机会。五十年代，夏志清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一九六一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轰动西方。此书现在已经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影响深远。而这部书的最大亮点是，其观点、视野迥异于中国传统现代的小说史，特别是迥异于体现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著作，挖掘出了钱锺书、张爱玲和沈从文等思想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思想、成就卓越的小说大家，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钱锺书的著名小说《围城》是他一生唯一的长篇小说，除了小说刚刚问世的时候引起轰动之外，其余时间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海外，都显得默默无闻。在大陆大讲政治的时期，这部小说表现的是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作者采用幽默讽刺的手法对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予以鞭挞和批判，而不是反映革命斗争和工农兵生活，就显得更加不合时宜了。因此，在当时大陆的所有文学史著作中极少提到这部天才般的著作，或者即令提到这部作品，也是寥寥数语，评价不高。夏先生对钱锺书这样的学人小说赞赏有加，他推崇《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是最伟大的小说。”经他这么一评，众人刮目相看，获得了国际国内的广泛认同。正是因为得到夏先生的高度评价，钱锺书国内国际声誉迅速提升，更由于1987年电视剧《围城》的上映，更使钱锺书这个名字家喻户晓。
夏志清晚年唯一的一次来中国大陆，是在1983年春夏之交，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钱锺书通过秘书长梅益邀请，夏志清先生到北京访问。在北京，他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然后到上海拜访他的亲戚，而他的这位亲戚就是复旦中文系的王继权先生，当然也就顺道访问了复旦大学。由于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局限，学界对夏志清先生的到访不是很热情，甚至有些人还加以抵制。据刘再复先生回忆说，在一次政协会议上，丁玲与冯牧两位长者对夏先生的来访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怎么可以让这样的‘反共学者'到中国？”这件事情对钱锺书来说，未免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而对于夏志清先生来说，这次访问并不是一次成功的访问，以至于后来他一直不愿提及。
二
余英时（1930—）和钱锺书结识要相对简单一些。1978年10月16日至11月17日，美国通过“美中学术交流会”和“国家科学院”两个机构，组成了一个“汉代研究代表团”到中国考察考古遗址，余英时是这个代表团的团长。代表团访问了北京、洛阳、西安、敦煌、兰州、长沙、昆明、成都。余英时先后会见了俞平伯、钱锺书、余冠英、唐兰、唐长孺等学术大师。其实余英时和钱锺书彼此之间应该还是有所了解的，余英时是钱穆的入室弟子，而钱穆（字宾四）和钱锺书不仅是一个家族，而且钱穆和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字子泉）曾经是无锡省立第三师范的同事。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记载：
时其子钟书方在小学肄业，下学，亦常来室，随父归家。子泉时出其课卷相示，其时钟书已聪慧异常人矣。子泉家近三师，彼一年离校后，遇其返，余亦常至其家。其双胞同胎弟基厚孙卿，亦甚有名。故余与子泉兄弟及钟书相识甚稔。
余英时是钱穆的得意门生，他们在讨论学问或者闲谈的时候，说及钱家父子是非常自然的，余英时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一文中叙及他和钱锺书第一次见面时叙旧的情况时，说：“好像开始不久我便曾问他还记得他的本家宾四先生吗？因为我知道关于他的一点背景主要是得自宾四师的闲谈。”更何况钱锺书作为一名著名的学者，即令一轮接着一轮的政治运动的波涛，也没有完全淹没他的盛名。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出版后，在海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羁留海外的胡适先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他的书中人物小传和注释写得非常精彩，这些对余英时来说也应该是非常清楚的。钱锺书对余英时也应该是不陌生的，余英时他的父余协中本身就是一个著名学者，大学教授，写成著名的《西洋历史》一书。在美国哈佛大学，余英时师从著名文史大家杨联陞先生，以后又执教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在七十年代中期还担任香港新亚学院院长和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余英时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西方汉学界，声名卓著，这些对于钱锺书来说，肯定也不会是陌生的。
按照社科院的安排，余英时和钱锺书在三里河俞平伯先生住所见。参与交流的还有耶鲁大学教授傅汉思，傅汉思和余冠英一起谈汉魏诗；而余先生主要和钱先生、俞平伯先生交流，因为俞平伯先生是著名的红学家，所以的交流从《红楼梦》开始，接着谈文学，谈哲学，把谈甚欢。余冠英先生告诉余英时说，钱先生有一部皇皇大著《管锥编》正在印行之中，余英时还是第一次听到《管锥编》这个书名。余英时记载了当时和钱先生见面时的深刻印象，他说：“默存先生的博闻强记实在惊人。他大概事先已看到关于我的资料，所以特别提及当时耶鲁大学一些同事的英文著作。他确实看过这些作品，评论得头头是道。”可见，他们第一次见面，彼此还是非常高兴的，讨论问题也非常广泛而且深入。
三
1979年4月底、5月初，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代表团访问美国，最先落脚在纽约。4月23日，钱锺书等人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在该校执教的夏志清见面，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距离第一次在上海见面已经有三十六年了。初相见，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行政楼前，夏先生已经记不清钱先生的相貌，还不能确认哪位是钱锺书；等到认清那位穿深色中山装的就是钱先生之后，两人不禁“相抱示欢”，足见两人相互思念之殷，倾慕之诚，这种情真意切的场面真的有些令人动容。
在当天上午的交流当中，他们倾心交谈，推心置腹，谈政治，谈文学；谈《谈艺录》，谈《红楼梦》。谈话当中，有时用中文，有时用英文，有时候甚至用法文，钱先生的法文的流利漂亮，深为夏先生所叹服。同时他们也谈到了钱先生夫人杨绛的妹妹、英国萨克雷名著《名利场》的翻译者杨必（璧）先生，夏先生年轻的时候，是倾心于美貌加才女的杨必先生的，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遂愿而已。下午二时到四时，钱先生和有关教授和研究生交流。在这次交流会上，钱先生有问必答。在回答的问题中，有的是纯粹的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问题，比如和那些研究生讨论小说《平妖传》，和一位教授讨论《朱子全书》，同时也和他们讨论美国电影明星这样的流行文化。钱先生足足表演了两个小时，获得满堂彩！夏先生在《重会钱锺书纪实》一文的“补记”（载台北《联合报》1979年6月26日，大陆出版的收录该文的《新文学的传统》一书阙如）中记载了当时与会的学者和教授们的反应：“约而言之是witty(措词巧妙，诙谐而有机智)和impressive(一见难忘)。德文系的一位教授对钱氏更是恭维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说He is the most well intellectual that I have ever seen(他是我平生仅见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那天钱氏自始至终都是用流畅的高级英语，兼及法文德文，引经据典，对西方文学功力之厚，令在座洋人咋舌。”在该文中，夏先生还非常感慨地说：“‘我国学人间，不论他的同辈或晚辈，还没有人比得上他这么博闻强记，广览群书。’现在想想，像钱锺书这样的奇才，近百年来我国还没有第二人堪同他相比。”访美结束，钱锺书在给夏志清的英文告别信中写道：“与您再次会晤，使我欢忻无限。咱们四十年间只会见过两次并不算多，但是时光是一个多么神奇的魔幻师，它将我们四十年前的一个黑格尔或克尔凯郭尔式的那种偶识缔结成了一种亲情；其后绽放成了一种丰盈的、成熟的友情！”
代表团中一部分人，包括钱锺书和费孝通在结束了纽约的行程之后，坐火车到达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访问了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傅汉思和当时还在耶鲁大学执教的余英时亲自到火车站接站。由于是第二次见面，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生疏感，但是，钱锺书先生面对余英时，也和夏志清见面一样，先来了一个“熊抱”，这是余英时先生根本就没有料到的，所以他感到有些别扭。不过，他还是感到钱先生情感还是真挚的，他们已经完全是老朋友了，完全已经没有了陌生感。
当天晚上，余英时和夫人陈淑萍女士准备了晚餐，这顿晚餐是陈淑平女士费了三天的功夫准备的，是一顿自助餐。在晚餐会上，大家边吃边谈，其中谈性最浓，大家也特别喜欢听的是钱锺书的“重咳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的高雅谈吐。他们谈论的中心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应有的反思。钱锺书以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为例，来反思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吴晗在整风反右期间，曾经是非常积极的，整起人来，手段也是特别的狠；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吴晗首先被推上了祭坛，这其中也还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整人和被整，正是极左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余英时先生从这里看出了钱锺书先生的嫉恶如仇、激昂慷慨的一面。
四
在中国当代史中，只要是知识分子，都绕不过去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整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海外华人，特别是海外华人知识分子都关心这一场场革命和这场革命中知识分子的命运。余先生和夏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虽然身在海外，他们理所当然地关心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关心中国的前途。一九七五年，正是大陆“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刻，很多知识分子都遭受无妄之灾，当时友人误传钱锺书过世的消息，夏志清悲情难抑，写了一篇《追悼钱锺书先生——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趋向》的文章，由台湾《中国时报》发表。
钱锺书在这些历史事件中，还能够安然无恙，这和他的性格与处世态度是很有关系的，正如他自己回答夏志清先生的问题时所表明的，他并非共产党员，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捧过什么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劣迹”给人抓住。在“文化大革命”中，钱先生所遭受的冲击仅仅在处在河南息县东岳公社的“五七干校”劳动过一段时间而已。夏先生推测，“在大陆，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无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钱自称多少享受了‘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并不这样简单。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不让当代第一博学鸿儒卷入无谓的斗争之中。”实际上，在整个“文革”时期，周恩来总理总是在设法保护知识分子，特别是像钱锺书这样的著名高级知识分子，夏先生的这个推测应该是有依据的。
这两位先生分别在不同的场合与钱先生说话的时候，都问及钱先生在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殊“礼遇”。在钱先生访问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夏先生问钱先生，海外传说他曾经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策划主译，钱先生回应说，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回事，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不可能担任毛泽东的英文秘书。余先生和钱先生见面的时候，余先生也问了这个相似的问题。钱先生告诉他说，这完全是误会。大陆曾有一个英译毛泽东选集的编委会，他不过是顾问而已，其实顾问也是挂名的，难得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他们读钱先生的著作，通过和他接触，特别是通过交流，深深感到，钱先生并不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他做人有自己的底线。余先生为此还特地引用钱先生的“筋力新来楼懒上，漫言高处不胜寒”两句诗来赞赏钱先生的高尚人格。
钱先生在五十年代曾经出版过《宋诗选注》这部书，而这部书在当时是受到过批判的，批判者认为，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面白旗，应该给拔掉，还有的批判者认为钱先生在书的序言中所标举的“六条标准”（即所谓“六不选”：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不选；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不选）没有强调政治标准第一，实际上是所谓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反映，是一股逆流，等等。这些情况，处于海外的这两位学术大师应该是了解的。余先生问钱先生，《宋诗选注》为什么也会受到批判，其中不是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吗？余英时先生回忆说：“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大概因为时间不够，但主要恐怕是他不屑于提到当时的批判者。他仅仅说了两点：第一，他引《讲话》中的一段其实只是常识，；第二，其中关于各家的小传和介绍，是他很用心写出来的。”当时的所有研究都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加以指导，引用领袖的话是任何研究，特别是文史研究中的应有之义，的确当时是一个非常寻常，也非常必要的程序。
《宋诗选注》是在当时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铎的支持下，钱锺书先生经过两年的辛勤工作才编撰出来的。在编撰的过程中，为了全身远祸，钱先生按照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挑选了一些反映所谓民生疾苦的诗歌，而且在挑选哪些作品的问题上和郑振铎等先生商谈过，可见钱先生在那个动辄得咎的时代，对待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慎重的，但是后来仍然还是免不了遭受批判。文革中，主流意识形态对建国后的所谓“十七年”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据了统治地位，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包括文学研究都属于封资修，当然属于横扫之列；钱先生等大学者，属于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不拉到会场上戴高帽子，不游街示众就已经是够幸运的了。只是《宋诗选注》的影响仅仅在学术界，在民间的影响不大，再加上钱先生在历次运动中均保持沉默，因而批判的火力不是很猛，批判的时间不是很长。
钱锺书晚年基本上是深居简出，除了有限地接受他人拜访之外，基本上不去拜访他人，更遑论出国访问了。夏志清在一九八三年回国访问遭遇不高兴之后，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从一九七八年访问大陆之后，余英时也没有回过大陆。他们之间主要是通过书信往来，彼此联络。“文化大革命”之后，钱锺书先生有百万言之多的巨著《管锥编》出版，同时，他的另外一部学术著作《宋诗选注》修订后重新出版。钱先生将这些著作分别寄送给了远在大洋彼岸的这两位学术巨子。
这三位学术巨擘在学问上应该是相互欣赏的，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但是我们仔细地分析和揣摩会发现，无论是钱锺书对待夏志清、余英时，还是余先生、夏先生对待钱先生，他们之间的交往的许多细节还颇值得回味，从中似乎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关系的疏密，情趣的不同。比如他们在美国见面，彼此之间的热情拥抱，在夏先生看来是真诚和亲切的表现，而在余先生看来，却显得有些不自然。
夏志清主要从事的是中国小说方面的研究，他的出名主要是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作品奠定了他在学术上的崇高地位。他对于钱锺书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崇拜的，再加上他的年龄小于钱锺书先生，所以，他总是以一种虔诚的心态，仰视的目光来看待钱先生，以至于第一次收到钱先生的书信，还在为究竟是用古文回信，还是用英文回信而感到踌躇不定。用古文写，他有自知之明，当然不能和钱先生处在同一水平；用现代白话写，面对钱先生的用古文写的信件，可能有些不恭；最后决定写一封文言夹杂白话的信给他。由此可见夏先生从心底里，非常敬佩钱先生。这种发自内心的推崇和敬佩更表现在推介钱先生的小说方面，正是由于他在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围城》的评骘，才使钱先生在文学创作领域获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并促使国内外学者重新认识了这部几乎早已湮没无闻的小说。
而对于余英时来说，钱先生固然非常钦佩他的学问和取得的成就，2008年，钱先生已经逝世十周年，余先生发表了《余英时时隔十年谈钱锺书》一文，对钱先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特别是针对某些人对钱先生的学问不成系统，犹如“七宝楼台，拆碎只见片断”的说法进行了驳斥。他指出：“他捕捉的是一种很小的真理，但是加起来很可观，就是这样说他是有许多散钱，没有整个串成一串，可是他有很多小小的串子，串起来的，那些还是有用的，而且是永远有用的。换句话说就是所谓大系统，往往没有几年，就被人丢掉了，就忘记了。你留下真货，还是有用的。”钱先生也非常推崇余英时，他在送给余英时的《管锥编》扉页上留下这样的字样:“每得君书，感其词翰之妙，来客有解事者，辄出而共赏焉。今晨客过，睹而叹曰：‘海外当推独步矣。’应之曰：‘即在中原亦岂作第二人想乎!’”钱先生还在另外一封信中赞余先生道：“两奉惠书及赠什，寓意深永，琢句工适，足使老于吟事者咋舌敛手，自是君身有仙骨也……弟如田光，恨不相逢于壮盛之日，友声和答；今则臣精销亡，愚才竭尽，惟有把君诗过日耳。”
但是无可讳言，钱先生对余先生，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所保留的。在谈到余英时先生的诗作的时候，钱先生说：“不今日作旧诗者，亦有美才，而多不在行，往往‘吃力’，‘举止生涩’。余君英时、周君纵策之作，非无佳句，每苦无举重若轻‘面不红,气不喘’之雍容自在。”钱先生认为余英时的诗作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并没有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而余先生对钱先生的某些说法也有自己的看法。钱先生“在美国他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余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再传弟子，余先生的老师杨联陞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余先生研究学问的路数大概也有出自祖师陈寅恪的，因而他对陈寅恪先生的了解可能比钱先生更全面，更深入。
不过这些也表明，钱先生和余先生之间的关系远比不上夏先生和钱先生之间的互相理解和默契所达到的程度，其原因当然和彼此之间的性情、际遇有关，也可能和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差异有关。钱先生在写给夏先生的信中写道：“尊著早已拜读，文章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不才得附骥尾，何其幸也！”钱先生对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推崇备至，而最后一句“不才得附骥尾，何其幸也”更值得玩味。他们除了互相仰慕其才华，引以为知己之外，更多的是钱先生的深深的感激之情；而钱先生和余先生完全是学术之间的交流，钱先生研究的主要是文学和诗学，当然也涉及历史文化典籍，而余先生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历史。两人的研究有分野也有交集，在某个问题上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是很自然的。当然，中国古代有“文人相轻”的传统，是不是他们之间也不能免俗，那就只有他们内心清楚了——而笔者认为，他们是名人，也是常人，不能免俗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参考文献：
[1] 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
[2] 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五卷）[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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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祖远.鸿雁叼来的文学史——钱锺书致夏志清书信解读[N].中华读书报，2018年1月24日.
[5]傅杰.余英时时隔十年谈钱钟书[N].东方时报•上海书评，2008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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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夏志清、余英时与钱锺书的交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