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一半｜不要在自然教育中迷失
很显然，2020年是自然教育行业的寒冬。
今年2月底，全国自然教育网络面向249个自然教育机构和个人开展调查并发布《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自然教育行业影响》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取消或推迟的活动/课程数量达5080场，八成以上机构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将下降，且若市场没有起色，将有七成机构在暑期结束前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这或许是自然给予自然教育行业一个反思的契机，我们的内功修炼得如何？我们真的准备好了么？
自2014年以来，中国的自然教育行业蓬勃发展，最直观的表象是大量的自然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孕育而生，这在我参与的阿拉善SEE创绿家计划评审入围名单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尤其是2015年-2018年，入围创绿家计划的新自然教育机构出现“井喷”。在这个过程中，自发成立的全国自然教育网络发挥了重要的平台支持、人才培养、行业研究等作用。但是，不少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资源导向型的自然教育机构，他们跟随社会热点而开展项目，当一波热度过去资源耗尽后，这些机构很可能也跟着消失了；还有一些新兴的自然教育机构缺乏课程开发的能力，又疏于自身的积累，只能输出在行业培训过程中学到的知识和方法，或者干脆直接抄袭。其实这个行业自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从2001年加入厦门大学学生绿野协会，并在协会创办红树林项目组，这便是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的前身。从创立之初至今的19年时间里，一直在开展自然教育。自然教育是最近十年内产生的一个名词，在2005年之前，只有环境教育一说。2005年联合国启动“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2005-2014）计划”后，国内也逐步开始使用可持续发展教育这个词。但无论是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还是自然教育，对于我而言都一样，虽然叫法变了，但做的事一直都没变，那就是开展公众参与和教育，建立人与自然的连接，推动公众保育意识的提升和身体力行的行动。
如果要说这十九年来我参与自然教育有什么收获和经验，可以总结为恪守四个原则：基于科学、立足本土、给其所需、可持续性。
第一，基于科学。自然教育有各种模式、方法，但本质上还是一个教育的行为，而最基本的准则是传递正确的知识，避免误人子弟。以红树林保育联盟所专注的滨海湿地为例，我常看到各个机构发布的五花八门的宣教资料和科普知识，其中的一部分总存在科学性错误，甚至是直接复制、黏贴，自己还没有消化，辨识不了真假，就拿去传授。信息化时代，获取“知识”愈发简单，网络上的信息比比皆是，但这些信息很可能本身就存在错误，这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更正并更新，一部分的错误被原封不动的保留，而另一部分则错上加错。因此，我和我的同事在从事自然教育中总是告诫自己要注重科学性，在输出理念和知识前会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校正，并在未来不断更新和迭代。
其二，立足本土。自然教育首先是立足于本土，鼓励受众从认识身边的大自然做起，建立与自然的连接。这个过程覆盖人群最广，也是自然教育最本源的属性。其实只要认真观察，在我们身边就有大自然。台湾金鼎奖作家黄一峰的新书《怪咖动物侦探》讲的就是台北这样的大城市中常见的野生动物朋友们的故事。当这个基础打得足够牢、基数足够大的时候，以深度的自然体验为目的的长途旅行等活动就会自然而然发生，而不是本末倒置，舍近求远。红树林保育联盟一直立足于本土，从初创期选择关注本土的红树林议题，一直到现在通过开发在地的校本课程，和受众一起从认识身边的大自然做起。
其三，给其所需。自然教育应注重受众的需要和特点，给其所需，相互学习和成长，而不是“自以为是”，一味的填鸭式灌输。
2001年，我代表绿野协会去参加广西大学生绿色营，前往百色革命老区给当地的孩子们开展环境教育。营期前，营员们认真准备了一系列的环境教育教案，恨不得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让孩子们能够系统的认识当时国内外面临的各种环境问题，包括臭氧层空洞、白色污染、含汞废旧电池污染等。
可当我们到了被喀斯特大山包围着的几乎与世隔绝的屯（小村子）里的希望小学时，瞬间领悟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时屯里还未完全通电，除了用电池的收音机和手电外，孩子们家里几乎没有其他的电器，村长家倒是有一台老旧的黑白电视机，旁边放着由自行车带动的简易发电机，如果要看电视，只能边骑边发电边看，骑车的节奏还要控制好才行。屯里几乎没有塑料袋，买菜用菜篮，肉和豆腐用植物的叶片包裹。在这里的地方，谈白色污染的危害，甚至谈远在天边的臭氧层空洞，有意义吗？
在那一刻，准备好的环境教育计划几乎被全盘推翻。营员们重新讨论，分头了解孩子们的实际需求。比如我们了解到这个希望小学并非“完小”，只开设了一到四年级，五年级就需要到镇上去上，由于屯里的学校没有开设英语课，许多三四年级的孩子担心未来到镇上跟不上，于是，我们的营员为孩子们开设英语基础课，在教学互动的过程中，将一些当地常见的环境问题通过单词、图片等形式穿插进去，融会贯通。
后来，当孩子们在课程中知道了含汞废旧电池随意丢弃会污染环境时，他们开始自发在村子周围收集旧电池，再交到我们手上。当我们充分了解了受众的需求，用受众喜欢的方式去分享，并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其实我们已经走在了正确的自然教育的路上。
红树林保育联盟一直坚持“给其所需”的教育原则。2004年，我在海南东寨港开展校园的红树林宣传教育，扛着展板走了不少学校。当时不少学校的校长和任课老师拉着我问：“小刘，你那边有没有校本教材的相关资料？”
校本教材在当时是一个新名词，教育部门要求各学校要结合自身优势，基于周围文化、风俗和自然资源等特点开发学校自己的校本教材，并且每周用校本教材上一节课。对于分布于偏远乡村和海岛的红树林周边的小学而言，师资力量本身就不足，类似校本教材这样的新鲜事物更无从下手，但又是必须完成的工作，于是我看到了学校的需求。
我们的校本教材主要的受众群体是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事物充满了好奇，喜欢看童话故事，动手做实验，玩游戏，因此在校本教材充分考虑了目标受众的特点和需求，以童话故事来编写，用艳丽的绘本插画来配图，并增加动手实验和互动游戏等课后延伸环节，让孩子们潜移默化地学习，而不是填鸭式或死记硬背式的灌输。至今，我们的湿地系列校本教材已经开发了8套，其中6套为正式出版物。
由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编制的校本教材的插画。（图片均由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提供）
其四，可持续性。自然教育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甚至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并不是一两次课程或体验活动就能够见效的。我们一直倡导自然教育的可持续性，提供的是接触和认识自然的机会，在过程中进行适当的引导，从而按动每个人心中与生俱来的但可能被埋没的热爱自然的“启动键”，后续再通过持续的、有效的、科学的知识输出来共同成长，但更多的事情其实还是要靠被按动“启动键”的受众们自主的学习。
事实上，外部环境和事物在不断变化，无论是机构还是自然教育工作本身都应该与时俱进，而不是等到像疫情这种大的环境变故时才惊觉和措手不及。红树林保育联盟每隔3、4年都要停一停，做一次阶段性的总结和复盘，必要的话还会做战略规划。
自2018年起，我们发现虽然自然教育的机构越来越多，但是开展低门槛甚至无门槛的“普惠型自然教育”的机构比例并没有增加，甚至呈现减少的趋势。大量的机构和资源转向收费较贵的、深度体验的、长途跋涉的高门槛甚至精英型自然教育活动。于是，我们将机构在公众参与和教育理念更新为“普惠型自然教育”，在精力和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希望使用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撬动更多的资源，惠及尽可能多的普通公众，尤其是中小学生。
由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嘉年华活动。
伴随着自然教育而迅速被大众所熟知的一个词是“自然缺失症”。“自然缺失症”本质上描述的还是人与自然缺乏连接、逐步疏远，甚至割裂。我认同其描述的现象和本质，但将其描述为一种病症，我觉得并不合适，而翻译为“自然缺失现象”也许更为合适。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生俱来，深植内心。很多人因为长期没有机会与自然产生连接，于是便暂时性丧失了这个技能。自然教育就是按下启动键，创造场域或机会，正确引导，重新建立人与自然连接的过程。另一个层面，既然自然教育的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公众与自然建立连接，消除“自然缺失现象”，那么将更多资源和人力投入到“普惠型自然教育”，惠及更多的人，这才是自然教育机构更应该做的事。
从长远看，自然教育的前景一片光明。2019年4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颁发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充分发挥各类自然保护地社会功能大力开展自然教育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了中国自然保护地的概况、自然教育的重要性和现状及工作指导方针；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其中有两个相关的基本原则，即“坚持生态为民，科学利用”和“坚持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并探索全民共享机制。可见国家越来越重视自然保护地的社会功能和自然教育的重要性。
此外，2019年4月，中国林学会组织召开全国自然教育工作会议，305家单位和社会团体发出倡议，依托中国林学会成立自然教育委员会（自然教育总校），这是中国首个以自然教育为内容、范围最广泛的跨界联盟，为自然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平台。
中国的自然教育行业还很年轻，要走的路还很长。在可预见的未来，社会对自然教育的需求必将越来越大，而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真的准备好了么？
（作者刘毅系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理事长兼总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