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如何看待领导者在历史上的角色

编者按：《剧变》探讨了一个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当危机来临时，我们该如何应对？从个人视角而言，危机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成长轨迹，如处理不当，终其一生会生活在负面情绪中。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危机可使一种文明没落、一个国家解体、一个时代终结。因此，如何分辨危机、应对危机，避免危机，化危机为机遇，实现个人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剧变，是人类当下面临的主课题。普利策奖得主、《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戴蒙德再一次发挥其历史叙事的顶级水准，带我们巡礼了各国在历史中的危机应对，并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生物进化等跨学科视角展现了人类自古以来何以应对危机的历史沿革。

领导者能否产生决定性影响？每当我与人探讨国家危机时，大家常常提及的另一个问题关乎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辩题：一国领导者是否会影响该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还是说在特定时刻，不管坐在一国领导者之位上的人是谁，该国历史发展的路径都不会发生改变？这场辩论的一方以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年）为代表，他主张的是“伟人史观”，在他看来，历史发展的进程由诸如克伦威尔和腓特烈大帝这样的伟人主导。类似的观点当前在军事历史学家中还很流行，他们倾向于强调军事将领和战时政治领袖的决策力量。这场辩论的另外一方以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为代表，他坚持认为领导者和军事将领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微乎其微。为了表明这一观点，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描绘了一些战争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将领下达的命令与战场上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相关。

如今，历史学家大都赞同托尔斯泰的这个观点，认为历史的发展进程取决于细节，而不取决于伟人的政策或抉择。他们通常辩称：伟人之所以看上去很有影响力，不过是因为他（或她）所追求的政策正好与民众的观点形成共鸣。如此一来，资质平平的政治家也有可能被奉为伟人，只是因为他们生正逢时，而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出色的个人特质（他们通常所举的例子是美国总统詹姆斯·波尔克和哈里·杜鲁门）。而且，领导者所拥有的选择是有限的，这些选择取决于历史的其他因素。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持有的观点则介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特定类型的领导者，即所谓的“魅力型领导者”，有时候可以影响历史的进程。

这场辩论的结果依然悬而未决。每个历史学家都倾向于先入为主，在脑海中先形成一个总体性观点（这一观点的形成往往是基于某一原则，而不是基于可供实证分析的有效方法），然后将这一观点应用于个案研究。举个例子，所有有关希特勒的传记作品都讲述了他生平的那些关键事件。可是，支持“伟人史观”的传记作者在叙述这些关键事件时，会强调希特勒作为一名行动异常高效且邪恶的领袖，一手造就了德国后来的发展局势，如果换成其他人坐上这个位置，那么德国的历史将会呈现不一样的结局。而反对“伟人史观”的传记作者在叙述这些关键事件时，则会把希特勒描绘成一个反映当时德国社会普遍特征的代言人。我们无法通过叙事和个案研究来为这场辩论做出决断。

不过，最近的分析中有人使用了一种很不错的方法，这种方法结合了三个特点：一是搜集由多个历史事件或特定类型的历史事件集合而成的大样本；二是进行“历史自然实验”，即对比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有干扰发生和没有干扰发生的历史轨迹（我将在下文列举两个实例）；三是以量化的方式进行结果分析。美国西北大学的本杰明·琼斯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本杰明·奥尔肯结合这种方法共同发表了两篇出色的论文。在第一篇论文中，琼斯和奥尔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和随机选择的国家领导者未在任期内自然死亡的时期相比，国家领导者在任期内自然死亡会对一国经济增长造成何种影响？这种比较为测试国家领导者变更对一国的经济影响提供了自然实验的条件。如果“伟人史观”是正确的，那么相比随机选择的国家领导者未在任期内自然死亡的时期，国家领导者在任期内自然死亡应该会带来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可能是上升，也可能是下降，这取决于该领导者生前实施的政策产生的影响是好是坏。在建立样本数据库时，琼斯和奥尔肯搜集了1945—2000年所有在任期内自然死亡的国家领导者案例。他们成功搜集到57个符合这一条件的案例：其中大部分国家领导者的死因是心脏病发作或癌症，有少数几人死于坠机事件，还有一人死于溺水事故，一人死于骑马失足，一人死于火灾事故，一人因断腿而亡。这些确实都是随机事件，因为一个领导者实施的经济政策丝毫不会影响他意外溺水身亡的概率。研究结果表明，与随机选择的国家领导者未在任期内自然死亡时期相比，国家领导者在任期内自然死亡确实会容易带来该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这就意味着，从多个案例的平均情况来看，领导者确实很有可能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

在他们发表的第二篇论文中，琼斯和奥尔肯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一国领导者在任期内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暗杀的话，情况又会有何变化？当然，一国领导者被暗杀不完全是随机事件：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例如国民对国家经济增长率较低的现状不满），发生这种事件的概率会更高。因此，琼斯和奥尔肯比较了国家领导者被暗杀成功与暗杀未遂（子弹打偏）的情况。这种差异就是随机的了：一国的政治状况也许会影响暗杀事件发生的概率，但无法影响暗杀者的命中率。这个数据库包含了1875—2005年发生的共298起针对国家领导者的暗杀行动：其中有59起成功，239起失败。研究结果表明，与被暗杀未遂的情况相比，一国领导者被暗杀成功后该国政治体制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更大。

这两项研究还表明，专制政体领导者的死亡比民主政体领导者的死亡带来的影响更大，而且在专制政体中，领导者的权力越不受立法机构或政治党派的约束，其死亡带来的影响就越大。这个发现符合我们的预期：与权力受约束的领导者相比，权力不受约束的强人领袖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无论好坏）。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上研究中得出一个总体性的结论：领导者有时候能够产生决定性影响。但是，这取决于领导者的类型以及具体产生影响的领域。

现在，我们把这些旨在研究领导者的作用的自然实验和本书讨论的7个国家案例相结合，目的是看看这7个国家的领导者是否符合琼斯和奥尔肯识别出的特征，以及他们的情况是否会引发更多值得探究的问题。根据这7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众多历史学家对它们的领导者给予如下评价。

明治时代的日本并未出现统揽大局的领导者，几位领导者采纳了相似的政策。

在芬兰，政治领导者和国民实质上达成了共识，都认为应当竭尽全力抵抗苏联进攻。（不过也有一些说法认为，芬兰陆军元帅曼纳林的军事技巧，还有巴锡基维和吉科宁两位总统在战后赢得苏联领导者信任的才能，对芬兰的命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智利，皮诺切特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性影响且异于常人的领导者（甚至包括他的军方同僚也这么认为），具体表现为他的残忍冷酷、对权力的紧握不放，还有对经济政策的选择。

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苏哈托均被视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领导者，但继任的领导者则没有得到这样的评价。

在二战后的德国，维利·勃兰特被认为在彻底扭转联邦德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承认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和德国边界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因此为德国随后的重新统一创造了条件。回溯更早期的德国历史，俾斯麦、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通常被认为是对德国形势产生重要影响（无论好坏）的独特领导者。

澳大利亚则没有出现特别引人注目的掌权者。最符合条件的例子可能就是魏德伦总理和他发起的紧急改革项目，不过就连魏德伦本人也承认，他的改革是“对（澳大利亚）已然存在的问题的承认”。

在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顶住当时国内孤立主义阵营（一开始大多数美国人属于这一阵营）的反对压力，逐步为二战做好准备，他的功绩还包括带领美国走出大萧条的难关。在19世纪，美国总统林肯在南北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简而言之，这7个国家中有9位领导者（6位专制政体领导者，3位民主政体领导者）通常被视为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除了本书讨论的7个国家之外，其他国家也有一些在近代被视为影响了时势的领导者，例如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法国的戴高乐、意大利的加富尔和印度的甘地。如此一来，在这张短短的名单上，我们有15位影响了时势的领导者。在这15位领导者当中，有10位是专制政体的领导者，有5位是民主政体的领导者。乍一看，这一结果似乎与琼斯和奥尔肯二人的结论一致，即专制政体的领导者具有更大影响力。但我未能列出在此时间跨度之内全球所有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领导者的名单，所以我不能确定，是否某种政体的领导者数量出现了比例偏差。

我们这组小小的数据确实提出了两个假设，值得参考琼斯和奥尔肯的分析办法进行检验，即搜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进行自然实验，然后以量化工具分析结果。

第一个假设源自一项观察：在4位通常被认为具有独特影响力的民主政体领导者（罗斯福、林肯、丘吉尔和戴高乐）之中，至少有3位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战争时期。林肯的总统任期几乎都处于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丘吉尔、罗斯福和戴高乐的任期涵盖了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但其中有两位或者说三位都被认为在战争时期发挥了最关键的影响力（丘吉尔在1940—1945年担任英国的战时首相，在1951—1955年担任和平时期的首相，但其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前一个阶段；戴高乐在战争时期担任法国将领，后来在1959—1962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战争时期担任法国总统；罗斯福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1939年欧洲爆发二战时和美国处于大萧条时期）。这一结果与琼斯和奥尔肯二人的观察结果一致，即领导者的权力受到的约束越少，则他们的影响力就越大：民主政体的领导者在战争时期获得的权力更为集中。

另一个值得检验的假设是，如果领导者遭遇强劲的反对势力（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而他通过审慎的、循序渐进的努力最终使自己的观点获得认可，那么该领导者的影响力将发挥到极致。支持这一假设的典型例子有：萨丁尼亚王国首相加富尔和普鲁士总理俾斯麦，在面对来自外国势力、本国公民甚至还有国王的强烈反对之下，分别循序渐进地推动了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丘吉尔首先劝服极端分裂的英国战时内阁反对哈利法克斯勋爵提出的与希特勒握手言和的建议，然后说服美国人把对德战争而不是对日战争放在首位（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明显将对日战争放在首位）；罗斯福顶住国内孤立主义阵营的反对压力，一步一步地使美国做好二战的准备；戴高乐逐步劝服自己国家的国民和阿尔及利亚人就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问题达成谈判协议；苏哈托慢慢地从深受印度尼西亚国民敬爱的开国总统苏加诺手中取得大权；还有维利·勃兰特，在从连续统治联邦德国长达20年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手中接过大权后，他不顾该党派的激烈反对，推动联邦德国人民直面痛苦的现实，承认德国已失去大片领土。

作者: [美] 贾雷德·戴蒙德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原作名: 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

译者: 曾楚媛

出版年: 2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