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中回“家”：排他的边界、被选择的国民与虚伪的全球化
疫病爆发伊始，我们就见证了各国从武汉撤侨行动，当病毒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后，我们也迎来了海外留学生和侨民的返乡。这重新在全球化时代将“国籍”这一概念浪漫化，并凸显出它古老的对“庇护”的象征。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享有“国籍”的特权，边界的复兴也会使得国家以保卫民族之名强化它们的排他行为，形成一种新的、预防性的、霍布斯式契约。这这场瘟疫新冠病毒也让全球化的谎言越发明显，在多大程度上象征了某些人迁徙自由，就在多大程度上象征了迁徙自由之于其他一些人的不可能。本文作者Frederic Mégret是麦吉尔大学法学院教授，他从国际法的视角指出，这波疫情中所凸显出来的边界之排他性，显现出国际法的民族主义特质，而人权的方法论式的民族主义，使它虽然曾有力地将一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进行问题化，而对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平等却无能为力。本文首发于OpinioJuris，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以飨中文读者。
全球化的最具特色的表征之一是较大规模的国民因生活、工作或探险等原因移居海外。伴随这一现象的往往有这样一种话语，它强调国族身份的日渐衰微，和个人与国家间纽带的相对性。这一话语曾具有深刻的精神分裂性，并且现在依然如此：与它共存的是偏执狂一般地将“有害的”移民拒之门外，即使这样做的代价是数不清的苦难和不公也在所不惜。而这一源自全球化核心的矛盾却明显被无视了。
新冠传染病的爆发所带来的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许多移民，尤其是享受着迁徙特权的那些，迅速地向他们的原籍国寻求庇护。相应的，那些国家一边进一步针对外国人收紧边境，一边将身居海外的本国国民接回国。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相当大规模的撤侨行动，包括特许飞机、医疗人员和复杂的领事协助。针对病毒的防护似乎变成某种成千上万人争先恐后“回家”，即使这样做的代价是病毒的加速传播。
在某种程度上，关闭边境是一项由医学主导议程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关闭边境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一议程，并且这一由医学主导的议题也逃脱不开构建其的政治。禁止外国人入境，并同时以相当的代价调拨资源撤侨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和法律考量，远远大过认为它是严格意义上对抗疾病最佳方法的考量。毕竟，就像新冠病毒不知道国界，它也不会在意基于国籍的身体的限制：一国的国民正可能像非国民一样被感染。反而，撤侨的决定似乎首先彰显了国家对其国民的一个残余而持久的义务感。又或者，这种决定甚至复活了那种已相对过时的国家（国籍国的角度除外）对外国人负有的特殊义务的古老的概念。
与这一进展相关的似乎有这样几个现象。第一，一种对国籍的重新的“浪漫”式的强化。“国民”在国境关闭之前被单挑了出来，有权回国。当然，并不是说国籍这个概念在新冠爆发之前已经失去任何重要性。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国籍也一直作为至少是部分人的特权的关键矢量。但是现在，针对国籍的关注变得更加无情和具有排他性，狭隘地改变“回流”（return mobility）的轮廓，在国民和其他人之间划下界限。这也把国家重塑成一种忧思而关爱的存在，或许也复活了曾经由福柯挖掘出的历史上将统治视为“牧养”任务（“pastoral” mission）的那些修辞，在这些修辞中，牧羊人被视作在集结他那些“受困的”羊群。当然“牧养”任务就包括了决定让谁去死的祭祀职务。另外，撤侨有时也被适用于该国永久居民或拥有该国国籍的子女的非国民父母。但是这样对撤侨对象的延伸并不总是/自动发生。这就进一步突显了拆散家庭从来就是移民管制的固有特性，而非其附带或偶然的特征。
第二，这场疫情爆发下大规模的撤侨活动显示了关于散居海外的侨民（diasporas）的复杂且常常矛盾的考虑。散居海外的侨民正逐渐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中扮演越来越有意义的角色。他们已在许多领域表达了他们对国籍国（祖国）的期待，这其中就包括了回国和撤侨的能力。国籍国也都往往接受这些期待，并对它们在海外的侨民收到的苦难表示相对的同情。国籍国也越来越依赖于来自侨民的外汇和政治影响力（虽然这种依赖在例如印度或肯尼亚已经明显下降）。同时，散居的侨民依然具有双重的脆弱性：在侨居的国家和社会中，他们可能会被指控为是病毒的传播者；而他们的祖国则可能对他们的返回心存疑虑。
既感激又负义，这是国籍国常常在面对其侨民时陷入的一个悖论，这一悖论撕扯着原本珍贵的团结。当黎巴嫩、埃塞俄比亚和亚美尼亚呼吁它们在海外的侨民继续为抗击新冠病毒提供财力支持，罗马尼亚则明确地“以深切地悲痛，但真挚地”要求其侨民不要回国，以免他们将病毒一并带回。再者，如果一国的侨民都急着“回家”，那他们作为外汇来源的价值又在哪里呢？再进一步，散居侨民（diaspora）是一个脆弱的概念：当情况紧急时，这一概念也依然不过是指那些能够回国的护照持有者。而例如印度，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便暂停了所谓“海外印度人”的入境免签特权。
第三，各国对疫情爆发的反应凸显了一个近乎过时的有关“保护”的概念。国家迅速并强有力地采取行动以提供某种形式的庇护，这种庇护也许只是一种错觉，但国家感到有必要这样做。这种保护被理解为包含了撤侨的必要，而且越早越好，好像国界和领土能够提供某种免疫。由这种保护的概念引发了新的有关迁徙和隔离的、跨越国内和国际的地理学。传统意义上，这种保护被认为是国家基于其自由裁量而做出的，事实上各国的外交部门也注意不要因为这次疫情立下太多的先例。但是，这种基于自由裁量的保护却越来越被表述为一种国家对其海外国民承担的义务，一种甚至是源自于人权的、新型的、超越领土范围的公共服务。当然，在一些国家，那种对少部分人的过度保护，往往伴随着对外国人（尤其是非法移民）的保护的进一步削减。
这些进展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特别是如果这些进展在未来的几个月得以强化，它们的后果会是怎样？全球化从来都是一半真相一半谎言，真假取决于判断者的角度。它是这样一种现象，在多大程度上象征了某些人迁徙自由，就在多大程度上象征了迁徙自由之于其他一些人的不可能。在这个方面，新冠病毒也许至少让一些现象在全球化的腹地（广义上的西方-中国轴线）上更加可见了，而这现象对很多人而言长期以来是非常显著的，那就是，内在于全球化的暴虐和剥削的倾向。随着那些曾经密切联系的地区（美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申根区）正逐渐进行的越来越精准的切分，全球化的话语中的一整股赞美那种相对无忧无虑的侨居的价值（当然，就那些能够有能力移民的人而言）的论述已经受到质疑。在新冠爆发之初，我们所目睹的并不是边界的回归（边界从未消失过），而可能是一种对边界作用的加倍，这个作用就是，作为一个半渗透薄膜，边界既排外，又扣押，同时还给予特权。
确实，这种边界的复兴也会使得国家以保卫民族之名强化它们的排他行为，形成一种新的、预防性的、霍布斯式契约。国家的构建常常有赖于其对源自外部（常常与移民相关）的传染性疾病的恐惧，这种依赖远大于通常所被承认的……无论如何，这场“大流行”已经展现出对人口流动之控制的新高，同时也引发了一场体制之间就其各自处理疫情的相对优势的不太光彩的竞争。
在这一层面上，这种对一国对侨民的夸张的、甚至是无微不至的考虑，可以与许多国家面对其涉嫌加入伊斯兰国的国民被遣返原籍时，极度不情愿的接纳进行对比。这一对比无疑说明即使是对本国国民（更不要说对非国民）的关切依然是一个高度二分的事情。国籍的界线（或至少是那种值得一国出动、对其进行保护的国籍）有时会被微妙地重画，用来对国民进行区分。这个现象特别表现在拥有双重国籍的人士和极端化了的国民身上。
在这一切中，国际法身处哪里？就全球化而言，国际法既同全球化的释放性影响高度牵连，同时又与全球化的不平等有密切联系。国际法甚至可能为跟踪和监控技术的普遍化提供途径，而那些技术已经长期在边境被用于反恐，或被运用于各种国家的极权机构（尤其是监狱）。人权一贯被吹捧为是防止最恶劣的凌虐的珍贵堡垒，人权也无疑会在抗击新冠中发挥作用。但是人权在国家宣布紧急状态和在国家技术（technologies of statehood）中的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人权的方法论式的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使得人权只能作为一个不牢靠的保障，来对抗边界特有的排他过程。
当欧盟对内部流动和外部庇护的承诺已经深陷危机的当下，有关权利和其例外、“由于公共政策和内部安全”的限制、“特别关键的情况”和成比例的这些表述正以一种熟悉的、并可能是致命的模糊性被表达出来。人权虽然曾有力地将一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进行问题化，而对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平等却无能为力。人权的这一失败也指出流于表面的风险，尤其是当利害变成整个全球化这一工程时。人权是否能够在迫切情况下依然保持其批判的力度，还是说变相专制地为民族续命而不惜一切代价，这依然是个开放的问题。但是9·11事件过后的这二十年的经验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大的希望。
这一切应当激励我们，作为一个职业，迅速地将我们的思考转移到在危机中所应浮现的一种公共的和跨国的团结，这种团结不光能支撑我们抗击疫情（例如一些南-北团结合作的例子），同时更明确了我们在新冠之外还要斗争什么。我们要面对的挑战是，去设想国际法怎样才不会回到其默认的位置——维持现状，国际法更不应对任何排外加以批准。而正是这种努力在我们当下碎片化的条件下变得艰难。在家隔离，不过是复制了我们国家内的隔离。讽刺而又即时的是，“团结”是今年欧洲国际法学会研究论坛的主题，原本将在几个星期后的西西里召开（注：原定4月23日至24日），同时也是最早一波被推迟的国际法活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