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敦｜那些人，那些事

年轻的好莱坞编剧吉尔（Gil）爱上了巴黎，他想象自己拿着刚出炉的法棍面包，沿着塞纳河左岸悠闲散步，偶尔走进花神咖啡馆，在菲兹杰拉德或海明威坐过的座位上随手修改他的文稿。他和未婚妻伊内姿（Inez）说婚后也许可以考虑一起搬来巴黎：“幻想一下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这座城市，在雨中是多么的光彩夺目，在雨中，那些艺术家，还有作家……”伊内姿觉得吉尔简直是痴人说梦，她不懂为什么吉尔一提到城市，就都是在雨中，“湿漉漉的有什么好处？我才不离开美国呢！”意见不同的两个人行事也不会一样，晚餐后伊内姿要去跳舞，吉尔一个人走回酒店，朦胧醉意里他渐行渐远，犹疑间一群衣着光鲜的男女把他拖上一台老爷车，老爷车驶进旧时光，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是两次大战之间难得的喘息，乱花渐欲迷人眼，君今不醉将安归？生活五光十色，思想新旧交替，碰撞出的每一朵火花都是后人眼中的一段传奇。

伍迪·艾伦2011年拍的这部《午夜巴黎》我从前看过，庚子年新春在家避疫又翻出来重看，有一点戏谑，有一点忧郁，带你在穿越中体会理想与现实的纠结。电影里串场的那些大人物戏份不多，却有血有肉，靠得不是夸大成就，反倒是描绘细节：菲兹杰拉德那位神经质的妻子总是让他操心；海明威喝醉了动不动就嚷嚷着找人决斗；达利的眼里一切都是悲伤的犀牛，连吉尔的肖像也是；五百法郎你可以买到马蒂斯最好的作品；毕加索的画也贵不到哪里去，倒是她的情人阿德里安娜（Adriana）倾国倾城，她和吉尔说她来巴黎是为了跟可可·夏奈尔学时装设计，还说她曾和莫迪里阿尼同居过六个月，和布拉克也有过交集，吉尔眼中她的情史更像是艺术史。

文学和电影一样，最难处理的总是人物。小说虚构还算容易，可以开枝散叶，可以添油加醋，可以是水彩，可以是油画，处理得好没人会在意你用了多少颜料，什么牌号。散文里那些有名有姓的人物落笔只能白描，线条描得硬了看起上去严肃呆板，描得媚了描成胡也佛笔下的仕女，模样太做作也太轻佻。眉间冷暖，眸里温寒，陆公子真的会描人物，替我描过文徵明，还描过何子贞。去年秋天我想请他描一张胡适先生的小像放在画册里，他试了好几次都不愿交差，“胡适之帅得太端正，一点毛病都没有，描不出来！”毕竟是聪明人，抱怨里都带点天机，那“一点毛病”当然不是什么真毛病，说白了还是细节。董先生写胡适要比陆公子画胡适容易，我读他那本《读胡适》的时候不太关心胡适的学问，也不太关心胡适的主义，留意的偏偏是让董先生着墨的那些细节，一声关问，几句叮咛，冷冰冰的名字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全靠那些细节。

细节永远动人，工科生王思训暑假去台北外双溪素书楼拜访他敬仰的钱穆先生，公车搭到东吴大学后还要走一大段路。钱穆先生看到他满身大汗要佣人倒黑松沙士给他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黑松沙士稍稍退冰后，加了一点盐才端上来；钱穆先生住过的外双溪，大千居士和庄严先生也住过，台静农先生说每次庄慕陵留他在洞天山堂用饭必在自己面前放一杯掺了水的淡酒，庄先生的病体已不堪饮酒，那杯酒摆在台上，只表示一点酒人的倔强。还有吃大闸蟹嫌麻烦的南宫搏；喝多了即席合眼几分钟，睁开眼又能再喝的卜少夫；常常一袭黑衣，一把黑伞走在成大校园里的苏雪林；写信不肯用两个字、三个字的称呼，一定要用四个字才觉得顺当的夏志清和吴鲁芹。还有惜福的林青霞，信命的刘绍铭，清芬里远远的梁实秋，世味下淡淡的周作人，几具风骨，终究如梦。

去年读完了胡适我还不过瘾，埋头又回董先生的旧作里拜访他的故友和新交。熟悉也好，陌生也罢，每一个名字，每一个人物，几撇淡墨，一捺暗彩，都像从颠簸的风尘和阑珊的灯火中走来，走近了，或只能看见沉默的身影，或是耳闻几声燕语嘤嘤，便又目送他们走回到颠簸的风尘和阑珊的灯火中去……字里行间，过客匆匆，我常有如吉尔穿越到旧日巴黎般的恍惚，那时菲兹杰拉德在巴黎的花园里有一驾十九世纪末留下的旋转马车，阿德里安娜告诉吉尔她最爱那架旋马，也最爱它所属的美丽年代（La Belle Epoque）。电影里阿德里安娜回到了那个年代且就此不愿离去，但那终究是回不去的年代，无论是美丽年代，还是上一个二十年代，晚唐李商隐的无题诗里有一句“走马兰台类转蓬”，我知道那和美丽年代的旋转马车无关，却又忍不住想起。时光转来转去，终于转到了属于我们的二十年代，有点措手不及，猿啸鹤唳，千障里，长烟落日孤城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