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中结婚，我提前三个月搬到一座西班牙小岛
原创 Vigil 三明治
编辑 | 依蔓
发自西班牙拉帕尔马岛
2018年7月，我从北京到泰国的皮皮岛考高级潜水证。那是临时计划的假期，并非经过精心策划，因为泰国无需提前签证，有海滩，航班不贵，班次又多，再加上同行的朋友爱吃泰餐，才快速选定了这个目的地。
对我而言，那趟旅行就像从海底奋力挣扎到海面来吸一口气。早在月初时，在一所境外非政府机构工作的我被一通不到一分钟的电话告知，已经准备了一年的项目成果碰上来自“上面”的“不可抗力”而不能面世。接下来的两周，我和同事手忙脚乱地处理因此引发的各种危机，寻找补救手段，疲惫不堪。
“残局”收拾完毕，我立刻和朋友飞往泰国，一分钟都不想再处理工作的事。
夏天的皮皮岛是雨季，并不是潜水的好季节，因此人不多，我可以一个人独享一个教练。但那天要去的有沉船的潜水点比较特殊，一大早潜店的教练Andrea就告诉我今天不能一对一了，因为她的西班牙朋友会加入，所以她会做潜导来带我们两个人。
Andrea是阿根廷人，和朋友对话都讲西班牙语，她的朋友一看也是拉丁系的，浓眉大眼，棕色皮肤，晒过不少太阳的样子，脸上留着黑胡子，个子很高。在去码头的路上试着交流时，我才发现他英文不太好，只能简单对话。问他来自哪里，他说加纳利群岛。我马上想到那是三毛住过的地方，很惊喜，马上笑着说：“啊，加纳利群岛！”他很惊讶问我怎么知道那个地方，我本想告诉他三毛是谁，但是觉得以我们的交流水平应该有困难，所以就只笑笑：“嗯。”
回忆起来，那一天风很大，船比前几天晃得猛烈，大浪带起海底的沙子使水下能见度比平时低。正常情况下水下视觉感受应该像隔着一层薄雾，但那天感觉身处风暴中，几米外的大珊瑚看起来都很模糊。在水下不能用语言交流，只能靠眼神和手势，我和搭档不时会互相问一下对方还剩多少氧气，他会举着GoPro拍鱼，跟我拍合照，虽然后来看到照片真是惨不忍睹，我的刘海飘起来，整个头像水母一样。并且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们在沉船里看到的那条荧光紫的小蛇还是剧毒蛇。
结束潜水后，我们回到潜水船上。船不大，中间整齐地排着两行氧气瓶，周围一圈不到一米宽的过道。船体并不是封闭式的，两侧有勉强及膝的护栏，加上正上方的手扶杆，就是防止人被甩进海里的唯一保护。船随着风浪一直晃来晃去，地上有海水很滑，船上加上我们一共有十多个人，都在走来走去把刚脱下的潜水衣和铅块归位，因为空间很狭小，和人侧身而过更考验平衡技能。我从头到脚都在滴水，一只手要举着浸满水的潜水衣和几公斤重的铅块，又要同时夹住裹在身上的毛巾，只有另一只手摸索着路上能抓住的边边角角，挣扎着保持平衡。就在我狼狈地路过我的新搭档时，他伸出一只手让我抓住，帮我轻松地走过他旁边。我低声说“谢谢”，他也低声用英文字正腔圆地说，“不客气”。
在回码头的路上，我和教练Andrea给全身涂好了防晒霜，坐在船头晒太阳，皮肤微烫，又偶尔被冰凉的海浪溅湿。她的一头金发还在滴水，在强烈的阳光下眯着眼睛看着我，爽朗的笑着说，“小心哦，西班牙男孩很有魅力的。”
半年后的圣诞节，我和这个西班牙男孩从拉帕尔马岛发了合照给她。
在泰国这趟潜水旅行之前，我入职当时所在的那家境外非政府机构已经一年半。入职之前，我在荷兰和瑞典读“可持续发展”研究生，讨论的话题多是世界经济系统和环境问题。毕业后我回到荷兰实习，短短半年时间经历了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这些事件，觉得西方世界正陷入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政治旋涡，我觉得应该回到有更多发展机会的国内。
实习还未结束，我就幸运地找到了当时能想到的最完美的工作——支持一家有很有影响力的国际机构的中国项目，成为了他们的第一位中国员工。工作涉及的研究内容和我的专业方向完全一致，我常有机会结识领域内最有威望的学术专家、商政界当权者。我盼望着我们的研究成果有可能影响政策的走向、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这一切让我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比在欧洲看似可以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刺激得多了。
记得有一次我和总部CEO一起参加一个会议，在欧盟代表处与欧盟驻华的官员聊起欧洲与中国未来在我们所关注领域的合作计划。会后在路边等车时，我忍不住感叹道：“I feel so privileged to be here”，大概神情像那个双眼冒金星的 emoji。身边一头银发的CEO听了，像看小孩子一样笑看着我说：“awww, that's cute”。
那时我天真地以为这样的理想状态会一直持续下去，没想到很快我就会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甚至考虑离开这个我倾注了几乎全部热情和理想的行业。
由于早期缺乏政治敏感性，又是初来乍到，我所在的机构没能按一项新法律的要求获得官方承认的合法注册，因此作为在中国运行的境外非政府组织，要开展许多工作都变得非常艰难，无论大小项目都要经过痛苦冗长的中英律师审核、管理机构流程打磨。我尊敬的两个能力很强的女上司因彼此不和，加上项目的压力接连离开，这份工作最初吸引我的光环渐渐褪去。接到那通让付出一年努力的项目成果脱轨的电话只是导火索，它引发的后续的内外部争执消磨着我最初的热情，我不得不努力从感情上避免被工作的风吹草动所牵制。
我的生活到那时之前都还算顺利，最主要的是一直能得偿所愿，符合自己的计划。本科毕业放弃在美国继续生物医学方向的研究，而跑到欧洲我最心仪的研究生项目学习做地球小卫士，毕业后找到了领域中最对口又让我如愿回国的工作。但我对自己生活的规划到这里似乎就戛然而止了。职场与学习的体验是那么不同，一切都如此不可控，我觉得自己更像个旁观者，对自己职业的未来感到无力和迷茫。
于是那个夏天，我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中来到了泰国，遇到了“荷西哥”。因为加纳利群岛和三毛的关系，我把这个西班牙男孩叫做“荷西哥”。
那天我们下船回到潜店已是中午，街上的商贩都开了门沿路兜售纪念品和花花绿绿的沙滩裤，泳衣，人字拖。我和荷西哥并排在人流中穿行，手里都拎着铅块和脚蹼，他告诉我这是他第四次来泰国，第二天他要去另一个岛自由潜，看海龟。我们在潜店二楼坐下，在潜水日志上记下今天两次潜水的细节：深度，时长，看到了什么鱼虾珊瑚。那天Andrea忘了带我的潜水表，所以我的数据都要从荷西哥那里抄，正好我也不知道看到的那些鱼都叫什么名字，趁此机会跟他学习了一下，也翻看了他的潜水日志。算上那一天，他已经完成了26次潜水，我只有 9 次。在Andrea带我到一边给我讲第二天的计划前，我和荷西哥互加了 Facebook，因为他会把在水下拍的照片发给我。
其实那天晚上，我有考虑约荷西哥一起吃饭喝酒，但因为我和朋友在一起，并且和他交流并不通畅，怕会很尴尬，于是作罢。但从那天起我们就成了网友，几乎每天都有聊天，有了Google translate的帮助，语言不再是太大问题，交流也容易起来。起初我以为我们聊天的新鲜度只能持续几天，尤其在我离开泰国回到北京后聊天都需要翻墙，很不方便。并且我在学生时代就经常独自背包旅行，对于与路上结识的人的联系无疾而终早已习惯。
然而我们竟然真的就这样一直保持了联系。他告诉我其实他是带着父母去泰国玩，接下来的两周每天给我讲述他们在哪里做了什么，上山，出海，或是看古迹。在他回到拉帕尔马之后，我们也每天一点点去了解对方的生活，大概因为我们的生活太不同了，对彼此都很好奇。他告诉我他所在的拉帕尔马岛也被称为“美丽的岛”，我在地图上找过去，发现加纳利群岛不管是地理还是地形，都堪称是欧洲的夏威夷群岛。
他会发给我岛上的照片，蓝天碧海，我会发给他北京的高楼大厦和拥堵的东三环。渐渐地我们也开始学习对方的语言，我试着用西班牙语发语音信息，他用英语。有一天我告诉了他在皮皮岛那天我有想过要晚上约他出来，他问我那为什么没有约他呢，他会很高兴地来的。
那次坦白之后，我们的对话就越来越粉红起来，越来越频繁地互相发着可爱的表情和爱心。
大概两三个星期后，他邀请我去看看他的岛。
工作尽管没有想象中的开心，但我们每年至少有两次团建可以去英国。两个月后，我们的团建接上了十一假期，我又发现伦敦到拉帕尔马有直飞，天时地利人和，一切似乎水到渠成，我便做了决定要去玩。他喜出望外，反复问了我好几遍“真的吗”才敢相信，我真的要跨过半个地球去看他。
在那之前，我和荷西哥只有在泰国一个上午的相处，我们一起潜了两次水，在水下互相问了四五次“还剩多少氧气”，在船上的对话不超过十句。我回想为什么会对他那么信任，信任到觉得可以去一个大西洋中间的小岛上见这个网友。除了近两个月的交谈，还想起的是那天他微微皱着眉，审视我一身装备时候的认真。潜水搭档需要互相检查彼此是否设备齐全，卡扣系在合适的位置，氧气充足，潜水衣是否有漏气……一个疏漏就可能意味着潜水事故。那天他用手指在空气中轻点我身上每处可能出问题的机关，也会试探着扯一扯我挂在腰上的铅块和背在身后的氧气瓶是否被固定结实。而我的正牌教练Andrea每次检查的速度要快得多。我感觉一个这样认真的人，应该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吧。
虽然决定了去拉帕尔马岛，但去几天却让我犹豫了一阵子。假期前后加起来有十天，但我担心网友见面后很快就会厌倦，所以最后决定只去岛上四天，然后去西班牙本土拜访其他朋友再回北京。
第一次到拉帕尔马的旅程并不顺利。航班因天气原因降落到临近的特内里费，我原本想接受航空公司第二天再飞的安排，但荷西哥以时间宝贵说服了我前往另一个以岛内航班为主的机场，搭乘最后一班飞往拉帕尔马的飞机。于是在原计划抵达时间的七个小时后，我经历了视觉上最惊险的降落。因为岛很小，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小山，甚至感觉没有空间能容纳一架飞机，飞行员对准机场跑道就像是把一根线头以每小时 300 公里的速度穿过针眼。
终于，我再次见到了荷西哥。
他穿着衬衫牛仔裤，显得腿更细长，头发也经过认真打理看起来很服帖。一天的奔波终于暂告一段落，我松了口气，向他走过去，我们像是相熟多年一样，拥抱了一下。
接下来的几天，上山下海安排得满满的。我和荷西哥也很快克服了陌生感。语言障碍没有想象的难以克服，过去两个月的对话使他的英语和我的西班牙语都有点提高，加上这两种语言本来就共通，也能猜准大半，偶尔借助手机翻译一些解释不通的词句，比如在餐厅点菜或他跟我解释第二天要去的地方。
他开着他的小红车带我去小岛的南边看火山脚下的晒盐场和灯塔。我以为我们只是来走走看看然后野餐，但他打开汽车后备箱拿出了两件潜水衣，然后叫我过去换衣服。
这是我发现的很神奇的事情。荷西哥将近一米九的个子，比我高出 20 公分，但他的衣服，甚至裤子我穿起来都很合适，除了裤腿稍微长些。因为我一向喜欢轻装出门，所以这次从英国到西班牙前后将近二十天的旅程我只带了一个背包，那天身上穿的衬衫都是他的。
我们穿好潜水衣，他带我走下一段通向大海的小石梯，来到一个水泥平台。我们站在平台的边缘，海就在我们脚下十米左右。
“来，我们一起从这跳下去。”
“什么？？？”
我马上后退了几步。我那时的游泳水平只是在游泳池里带着泳镜可以蛙泳，还会偶尔呛水，随时需要坚实的地面站起来。看着下面的海面，虽不算大浪翻滚，但也是明显有生命一般在涌动。
我说我不行。他提议，“那我先下去，等你跳下来可以马上来帮你。” 我答应了。他后退几步然后小跑着跳了下去。
我试了几次，但每次都是小跑到边缘就不敢再前进。听到旁边有人在笑我，我尴尬地看着海里的荷西哥摇头。他无奈地给我指了藏在一侧的台阶，我从台阶走下去，我们讨价还价了半天，最终我从离水面两米多的台阶跳进海里。
虽然从前很多次到过美丽的海边，但这是第一次有人在海里等我跳下去，然后在我挣扎游到海面紧张得乱踢时，耐心在我身边托住我，教我呼吸，放松。我虽然还是很紧张，但同时意识到这是多么难得的体验。我身上没有氧气瓶，没有救生衣，就这样浮在不见底的大海中央，一眼望出去是海边的黑色礁石和香蕉园。
我很喜欢这个岛炙热的阳光，湛蓝的海，黑色的沙滩，嶙峋的火山岩礁石，形状各异的仙人掌，加在一起有一种原始的，接近不真实的美感。我很难想象这里和伦敦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同在一个星球。
在岛上的那几天，我们去了其他海滩游泳，浮潜看鱼，也去了树林里散步，荷西哥笑我笨手笨脚爬不上大石头。晚上我们还会去海边看星星，这里果然不负盛名，在大海中央光污染很少，是天文观测宝地。
周一上午荷西哥去上班，开车五分钟的距离，中间有半小时空闲还特意回来一趟看我。他不在的时候，我在他的房子里工作，洗了衣服，然后去阳台坐着看书，面前就是横穿岛中心的山脉。我会看着雾气沿着山慢慢飘上去发呆。
荷西哥的工作是政府公务员，管理当地的几所小学，同时在学校教小孩子音乐，管理一个当地的鼓队。他同时是业余魔术师，还会做舞台管理……以上全部主业副业所赚的钱基本全花在他自己正在盖的房子上。我看他在工作的日子里进进出出，不停打电话，接电话，语气在我听起来总像在发号施令，十足的大男人。
然而他也有另一面，像个小男孩。他没在加纳利群岛之外的地方生活过，除了大学在特内里费，一直生活在拉帕尔马，离爸妈车程十五分钟，几乎每天回家吃午饭。虽然他在野外有绝对权威，随时告诉我往哪里走，要注意什么，但在家时他却总是表现得像个孩子，要抱，低着头凑过来搭在我肩上，让我把他的头抱在怀里。
我要走的前一晚，我们坐在他的厨房，聊到以后的事，他问我愿不愿意搬来岛上和他在一起。
我觉得这很疯狂，也很意外。毕竟在我自己的计划中我要在这几年的时光中专心做个职场人，而异地的男朋友肯定对此是无益的。
这对话有些严肃，我有些迟疑地通过谷歌语音翻译问：“你的意思是你想我当你的女朋友？”
“我不喜欢这些标签。女朋友是一回事，但我问你的是要不要和我在一起，你就是我的全部。” 谷歌用英语说。荷西哥认真地看着我，我听了有点感动，伸手抱住他。
他说决定权在我。他的生活全部在这个岛上，而我的工作更可能有灵活性。
那天我并没有给出准确地回答，毕竟这关乎我的整个生活，即使虽然我过去十年都在四处乱跑。但我答应了十二月争取出差去英国的机会，好顺便再来看他。在飞机上给朋友写信讲这几天的经历时，我写下一行，“也许我刚刚第三次陷入了爱情”。
离开拉帕尔马，在西班牙的朋友那玩了一周后，我回到了我北京的小出租屋里。
我住在离办公室步行十五分钟的一间合租公寓。那是国贸 CBD 还没来得及被拆的一栋老楼，简陋不堪，但地理位置绝佳。我的房间很小很基本，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个拼起的小铁书架摇摇欲坠，剩下的空间够打开门，够放一张瑜伽垫。我很满足。每天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因为和总部的时差，常常很晚打电话会，周末宅家或约新老朋友吃饭。步行距离就能到达各种风格口味的餐厅，咖啡馆，有各种（室内）健身运动的选择，可以去看电影，逛商场，喝酒。
生活一如既往的丰富，有这么多社交和娱乐选择。我很难想象放弃北京的繁华和机遇，跑到小岛上。再加上工作仍是我生活的中心和重心，它出现在我所有的谈话中，占据着我大部分的时间，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很大部分都和我的工作密不可分。
那时我的职位从研究员变成了项目官，主要对接和政府部门的合作。这期间我做了几个让自己很骄傲的项目，都是涉及促进中英政府和专家间的交流，很符合对自己角色的定位和预期。但这些让我心仪的项目，只占我工作内容的20%。并且随着本地办公室的扩大，更多更有经验的本土同事加入，我也渐渐懂得与合作方的周旋和办公室政治也是工作中难以避免的。渐渐地，同事们挑起重担去拓展关系和业务，而项目也不再是我生活的重心。
但那时我也并没有很认真考虑离开我在北京的生活，毕竟与荷西哥相处时间不长，所以并没正式许下承诺。但我们也有默契地没有去发展别的恋情。
那一年的12月底，我再次到了拉帕尔马，离上一次隔了两个月零十一天。利用总部过圣诞节的日子，我也放了年假，打算在岛上呆三周。
这三周除了上山下海，我见到了他的父母，一起过了圣诞、新年和三王节，这是个西班牙互送礼物的节日。我还看了一场他的魔术表演，一直很为他紧张怕会穿帮，也陪他去给当地频繁的演出和活动控制过灯光和音响。他带我去看了他在建的新房子，一面朝海，三面环山，房后还有野栗子树。他问我，喜不喜欢我们的新家。
我知道他的心意，也看到了他是个很认真生活的人。但我的不确定主要来自我自己。抛开工作和北京的牵绊不提，我知道荷西哥和我多么不同。他生长在这里，深深地扎了根，勤奋工作了多年，深知如何在本地寻找挣钱投资的机会，有明确的目标要早日靠被动收入经济独立，好去云游四方。而我是完全飘在空中的，独立和自由是我一直的追寻，但我实现它的方式是从职业角度武装自己。此时刚刚经历了第一份工作的起起落落，每天想的不是怎么挣钱照顾自己，而是世界的环境问题，人生的哲学问题和自己的身份焦虑。
他会盖房子，修墙，铺路，很多种乐器，下水抓鱼，上山骑车等等数不清的生活技能，常笑我笨拙又什么都不会做。我的时间都花在思考和谈话，很难理解为什么他几乎从不看书，看的电影都是科幻、动作片和动画片。我们的审美也很不一致，这是比语言不通更让人抓狂的事情，无解又没理可讲。记得有次我收到他送的一条有两个心形的项链时，内心真是翻江倒海。
我对亲密关系唯一的参考，就是和前男友那样高度一致的人格和人生走向，两个人都要保持独立，彼此有私人空间互不干涉，必要的时候为了事业全世界乱跑另一方也会完全理解。而荷西哥是个小镇男孩，希望我们互相依赖，不分离。若不是他对泰国情有独钟，又和我在那样的情境下遇到，我很难想象我们的人生会有任何交集。
后来我读到一家媒体对李银河的采访，她经历过王小波这样的灵魂伴侣后，现在和一个跟自己丝毫不相像的人在一起。对此她说，他们在一起只因为爱，没有任何其他原因。
我似乎突然就明白了什么。
2019年，我将工作重点从项目转移到内容和传播，以此有更多灵活办公的可能，于是一年中有大半时间我都和荷西哥待在他的岛上，远程工作。
去年夏天，他随我到了中国，一起在酷暑游山玩水，也见了我的父母，父母对他还算满意。我们当然时有争吵，但总会和解，也慢慢了解对方的脾气。当时我仍然不知道下定决心搬去他那里是什么时候，也许从第一次到拉帕尔马就看到了这个可能性，后来每次拜访都使”在那生活“这个假设越来越真实。
而经过六个星期旅途困顿的考验（经过数次关于他挑食的拌嘴），我似乎对一起生活有了更多信心。
今年一月，我又去了岛上，本来预计中途回北京，四月再正式搬去拉帕尔马。没想到因为疫情影响，我回北京的航班被取消，我便“滞留”下来，提前开始了岛上的定居生活。
之前让我放不下的工作，正式合同在今年三月结束，离职之后，我将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继续做的内容传播的工作，直到有人接替。离职前，我和总部COO进行了一次谈话。我本以为这会是两个理想主义者对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的真诚对话，回顾项目的过去，展望未来。然而实际上这场雇员与雇主的谈话只持续了半小时，冰冷得像是在访问网页前在弹出的Accept Cookies的对话框中打钩。过去和我所负责的项目患难与共的感情，在这场充满条款的对话中显得有点幼稚可笑。谈话中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当前陷在疫情中的世界。COO说了一句，“it's all about survival now”。
我想我这份“理想工作”也可以以此来概括吧。
我跟荷西哥决定在妇女节这天结婚，那之前我们的申请材料在西班牙和使馆间充满繁文缛节的黑箱子中周转了将近半年时间，才终于得到允许。荷西哥选了最早的一个周末去市政厅。我是个最没仪式感的人，想一切从简，对荷西哥来说，最“简”也要按西班牙习惯，请亲近的亲朋好友去吃个午饭。
前一晚我和从德国来陪我的好朋友去门口采了一些野花，正值一种紫色的，像勿忘我的野花开得正好，一簇簇的遍地都是。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套上一条原为狂欢节准备的白裙子，认真画了十分钟的妆。我的整个准备工作比预计的还快，于是和朋友聊天，无所事事等荷西哥梳妆打扮。与市政厅约的时间是十二点，荷西哥的爸妈十一点多从邻镇赶来，带来了定做的花束和花环，十分精致，取代了我自己做的野花束。十一点五十五分，荷西哥开车，我们一行人准时到了市政厅。
仪式结束回家，在换下一身盛装前，我拉着荷西哥去家里的院子里和他去年在我生日时送我的20棵果树合影。这些树苗买来时已经五岁大了，但枝干还不及一指粗，不及一人高，感觉可以放在花盆里当盆景。荷西哥的爸爸自己有菜地和果园，对此有经验，便帮我把这20棵树种下，一边告诉我哪棵是橙子，橘子，柠檬，芒果和牛油果。我今天仍分不清橘子树和橙子树，但每次看到这些树就觉得自己是个富翁。
我觉得买来树苗实际就是买来时光，我拉着荷西哥和这“买来的五年时光”合影，希望以后每一年，都可以陪他们一起长一岁。
原标题：《在疫情中结婚，我提前三个月搬到一座西班牙小岛｜三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