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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厅

非洲疫线|乌干达闭关前24小时,我赶上最后的航班

口述:Thomas Zhou 整理:吴雨浓 李伊琪 冯婧

2020-03-30 14:33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当地时间3月21日凌晨2点,乌干达出现了第一例新冠病毒确诊案例。当晚8点,总统穆塞韦尼宣称,将于22日24点闭关。在3月初就意识到此次疫情严重性的中国投资者Thomas Zhou,在看到即将封闭国境的消息后,立即启程回国。3月21日晚,先从乌干达途经伊斯坦布尔飞到香港,再飞回上海,又坐大巴回到杭州,历经近52小时的行程后,他进入了集中隔离的酒店。然而他是幸运的,赶上了最后一班飞机。不知道有多少人没有赶上这些最后的航班。
以下是他的口述:

2月中旬,在中国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由于工作需要,不顾亲人的反对,我回到了乌干达。到达后,自主隔离了14天。在中国的经历,让我对疫情有了充分的认识。我还安慰家人,“说不定现在还是非洲安全”。现在回想,这句话是多么讽刺。
2月底,疫情开始进入非洲。3月初,我意识到,非洲的疫情可能更为凶险,当时我自发统计了数据,做了些地缘性研究,希望帮当地华侨组织为乌干达可能的疫情态势做预警,以判断何时需要撤离。
当乌干达的疫情发展到了我判断的时间点,我决定撤离。
然而,虽然身边不少朋友也都意识到疫情可能带来的危机,但他们还是决定留下来,这让我非常感动和震撼。有一个长辈,韩国裔日本人,在当地做摩托车物流、中央厨房等项目,最多时有200多员工,他和员工就像家人一样。
3月15日,写完第一份疫情分析与撤离预案后,我就和他说:“乌干达的公共卫生条件恐怕没法控制疫情。两周停摆就可能引发社会暴乱。如果封关,我会离开,你要不要考虑一起走?”
他说:“我不能走,我离开了会让员工丧失信心,他们可能发不出工资,会很惨。如果要死,我也死在这里。”
他去年才做过心脏支架手术,所以他说“死在这”时,他是想清楚的。我当时还有几十个口罩,后来离开时都留给他了。他却说:“我要留给员工,因为他们每天在外面跑,送快递、送物流,更高危。”
走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拥抱。他说:“你走了我也很开心。”
我没有忍住,眼泪哗地流了下来。
除了他,我的合伙人也放弃了回国机会,一家七口留在了乌干达,决定和20多个员工守在一起。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物资给留下的朋友们寄过去。
赶上最后一班飞机
乌干达闭关生效在3月22号的24点。
当时的时间窗口非常紧张,根据最初的判断,我自信地认为,乌干达会在公布第一例确诊后闭关,但21号晚上8点多,乌干达卫生部发推特说,总统穆塞韦尼宣布,要闭关。
没有其它预兆。当时我还在开电话会议,必须把手头的工作完成。
22:00,合上电脑,拎着随身包,塞了两件短袖,就离开了房间。
22:20,与日本朋友道别,坐上他的车,我就出发了。
次日,在转机时,我才看到乌干达首例确诊时间是在21号凌晨2点,是一个来自迪拜的乌干达公民。然而,乌干达没有立刻对外公布确诊病例,而是先宣布闭关。
乌干达卫生部发布的闭关消息。本文图片均由口述者提供。
根据我之前做的功课,离开乌干达一天有三个埃塞俄比亚航空的航班、一个土耳其航空的航班和一个阿联酋航空的航班。但是,那天晚上埃塞俄比亚航空的订票系统崩了,22点在网上下了订单,但不能支付。我就想直接去机场买吧。
乌干达机场外的登机指示。
23:20,到达机场航站楼,当时很多航班取消了。埃塞俄比亚航空的柜台不能直接给机票订单付款。刚好看到土耳其航空柜台还开着,我就尝试买票,不过土耳其航空已经禁飞中国内地了。工作人员说,可以飞到香港。
直到22号的00:30,才买完票。02:10,办理好登机手续。04:16,登机。
整个过程,每个环节都有很长的队伍。从出发到起飞,六个小时,我离开了乌干达。
坐在飞机上,人是麻木的。
乌干达机场的工作服务区。
伊斯坦布尔机场滞留的阿尔及利亚人
3月22号,中午11:30,到达伊斯坦布尔机场。
我先在候机室洗了澡,出来看见很多人在唱歌。服务员说,阿尔及利亚突然关闭了国境,四个航班没有续程航班,阿尔及利亚人被滞留了。
他们一直在喊、唱歌,与警察和保安对峙。在机场的密闭空间里,声音格外震耳,让所有人感到焦虑。
伊斯坦布尔机场大屏幕上显示大量延迟、取消的航班。
滞留在伊斯坦布尔机场的阿尔及利亚人。

转机13个小时挺无聊,我就处理工作,见缝插针做些俯卧撑。期间给一岁的女儿打了视频电话,告诉她我的情况,给她看外面的飞机,候机室的食物,还有回不了家的阿尔及利亚人,不过女儿也听不懂。
最担心的肯定是家里人,我妈反复强调,“你要戴手套啊,6个小时换一次口罩啊”,其实我没有和她说,我只有一个口罩,其它的都留给当地朋友了,手套也没有。不过,关心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心理安慰,不管你听不听。
晚上23点多,准备登机时,路过候机室的会议室,看到触屏显示器上有一幅画,挺感动的,上面不同语言的“谢谢”,给充满焦虑的候机室带来了温暖。之前有一个亚洲女生进去换了套“防护服”,想必是她的作品。
候机室房间里的涂鸦。
到登机口才知道这个航班竟然有这么多人,大概几十个人都穿着防护服,还有不少穿雨衣的,给人一种很紧张的情绪。直到飞机广播通知时,我才知道,这些人都是从严重疫情国转机来的。
就在我们从伊斯坦布尔飞往香港时,香港政府宣布25号开始闭关。我离开乌干达坐的肯定是回国的最后一班飞机。落地香港了,才知道从伊斯坦布尔到香港,也是当时最后一班飞机(注:26号该航班再次起飞,但25号起香港只允许香港公民入境)
相比于伊斯坦布尔,在香港机场,我看到防护服的数量和专业程度都大大提升了。不管穿雨衣还是防护服,基本都是亚洲人。不过,还是看到四个欧洲姑娘,没有任何防护地在机场说笑闲逛。
香港机场的候机乘客。
转机拿登机牌时,人满为患,排了一个多小时队,我注意到身边的人很多看上去像高中生和大学生。大部分三五成群,有些人的防护器具上面还有动漫人物,他们戴着各种护目镜、滑雪镜,甚至游泳镜,还有的戴着工业防毒面具。很多孩子自来熟,相互聊天,有个东北孩子还主动问我,“哥,你去哪啊”,还突然听到有人说“我家是武汉的,我要回去”。
一路上有意无意听到的各种对话,在脑海里交织,突然对别人的生活产生了猜测和感慨,不知道他们回去后见到的是不是所预期的景象。
香港—上海—杭州:冷、饿
23号晚上22:00,飞机落地上海。这也是当天最后一个回内地的航班。这个航班票价3800元,听空姐闲聊时提到,超售了120%,不过飞机上仍然不是很满。我座位前面只有一个安全管理人员,后面和左右两边都没有人。空姐再三要求,不允许中途换座位。
工作中的机组成员。
落地上海后,在飞机上等了1小时20分。空姐在广播里问,有多少人来自当时的24个疫情国,只听空姐“哇”的一声,回头一看,全是举手的。空姐低声说,“早知道应当让非疫情国举手了”。
这个航班总人数大约120人,上来的安检和防疫人员,第一批带走了疫情国的27人。我是第二批下去的,属于非疫情国的37人,剩下的也基本都是疫情国来的。
24号凌晨00:20,经过重重审核,顺利离开海关。
出关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冷、饿。上一顿饭还是在伊斯坦布尔机场吃的,土耳其航空准备了餐食,但飞机上我不敢吃。
01:00,上大巴,前往浙江嘉善的分流中转点。浙江的效率很高,40分钟左右完成了大巴载客人员统计工作。途中,我还帮了两个来义乌做生意的肯尼亚人,扫了三次二维码,填了三张表,肯尼亚兄弟支付宝用得挺溜。
政府安排的大巴车。
为避免传播病毒,大巴不开空调,所以很冷。位置从后往前坐,我当时坐在二层大巴第一排,风从各种地方渗进来,我只穿了短袖加防风衣,在车上瑟瑟发抖,也是因为饿。
02:45,到嘉善。下来再次二维码填表,这个阶段比较难熬,要站在户外等杭州的大巴分流。每趟间隔1个小时。
03:45 ,终于上了大巴。05:00,到了杭州。
凌晨的大巴上,我所属的社区、街道都给我打了电话,确认信息、核对机票航班号,服务态度很好,印象很深刻。到达杭州后,第一个叫的就是我,值班的西湖区负责人是个漂亮的小姑娘,眼睛特别好看,我看着这双眼睛就像看到了希望。她说了句“你来啦”,然后,引导我上了小巴。车上就我一个人,她让我尽量往后坐,和她拉开距离。交谈中,得知他们是24小时一班,每班六个人交替,非常辛苦。
前往隔离酒店的小巴。
05:05,开往隔离点。05:18到了核酸检测站,做完测试。05:25,回到车上。05:35,到酒店。
05:40分,进入房间,开始隔离。当时距离我上一餐饭已经过去三十多个小时。酒店条件不错,但不能点外卖。
25号中午,我又尝试点了麻辣香锅,结果还是没法送到酒店,就送给外卖小哥了。外卖小哥感谢了好一会儿,大家都不容易。
那两个人,不知道最后离开了吗
从乌干达当地时间3月21号晚上22:20(北京时间3月22日凌晨03:20),我离开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住所,到北京时间24号凌晨05:40,进入杭州的隔离房间,这一路上一共耗费了近52个小时。
从乌干达返回中国的时间线。制图:孙露
在非洲工作最大吸引力是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人类社会其实很脆弱,不论是来自社会内部还是外部的压力,一旦产生恐慌、阶级分化、资源不平衡,就可能发生社会动荡,那些滞留的阿尔及利亚人就是例子。他们也很无辜,但他们的国家做出了选择。
在乌干达机场,我曾遇到两个来乌干达做生意的中国人,得知要闭关,马上改签航班准备回国,但他们完全不会英文。当时,根据乌干达卫生部要求,来自疫区的入境人员必须隔离十四天才能离开,而他们在乌干达的隔离时间为12天,没有满足购票要求,机场购票窗口不予售票。
乌干达的疫情防控政策出台特别快,政策之间也没有充分协调。其实,乌干达的强制隔离是3月21号才生效,入境后强制送至酒店隔离,收费114美金/天,条件差,不满14天不能离开,而21号前只是建议自主隔离。然而,22号整个国家就关闭了,所以一些之前入境又想赶在闭关前离开的人,就有理说不清了。
截至我离开,那两个人,一个在携程改票成功,另一个改签后始终没有出票,又在网上买了5小时后的机票。不过,我也不确定,他们最后有没有离开乌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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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英燕
校对:余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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