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城为什么不沿海？有自然原因也有经济原因

天津是近代对外开埠较早的沿海城市，坐拥北方第一大港，也是北方的经济中心。然沿海城市与滨海城市终是有别，其市区并不沿海，而且和港口有着不短的距离。如果我们把历史的时间线往前放，就会发现古代与近代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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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海侵

天津的沿海地区是片相当年轻的土地，其境内有三道贝壳堤遗迹，这证明它是因海岸线后退而形成的陆地。而河流造陆又是造成海岸线东移的主要原因，其中尤以黄河贡献的泥沙最多。历史上的黄河改道十分频繁，多次以渤海湾为入海口，所携带的大量泥沙不断制造着新的冲积平原。

天津海岸线变化

但新成陆的天津平原过于低洼，使得历史上渤海湾西岸发生过大规模海侵的现象。《汉书·沟洫志》记载过王莽时期的一例：“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如今的桑田，在古代却是沧海。近海地区被完全吞没，稍远的地方也会因为海水无处疏导而形成沼泽地。海平面的上升，不仅会造成当地居民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还会造成土地盐碱化，对耕种非常不利。在以农业为本且生产技术落后的古代，海岸并不适合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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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海口

王莽时期的大海侵对深刻地改变了天津的发展方向，即使海水退却，后世的人们也会更倾向于偏靠内陆建城，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它比海岸安全多了。更重要的是，天津乃是众多河流入海之处，有着“九河下梢”的美誉，非常适合漕运的发展。

天津在古代属幽燕之地，长年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对抗的前线，战乱使得这里发展迟缓，漕运更多是为军事服务。汉献帝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志在统一北方的曹操北征袁氏残余与乌桓，就曾下令开凿平虏渠与泉州渠等水道。它们成功将海河水系各支流连在了一起，尤其是南北走向的泉州渠与渤海湾相连，这就为后来天津河海兼备的交通能力奠定了基础。

机遇发生在隋唐。隋朝与位于朝鲜的割据国家高句丽速来不睦，高句丽长期骚扰东北边疆，特别是在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婴阳王暗中勾结突厥人被启民可汗告发，炀帝遂有征伐之心。而集结与投放大军并且保证补给的运送，是十分困难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朝廷诏发河北男女开凿大运河中的永济渠段，向南沟通黄河，向北则通向大军的集结地——涿郡。永济渠还利用了过去曾开凿的人工水道，成功沟通了海河、黄河两大水系。

永济渠竣工后很快就投入了使用，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隋炀帝乘龙船御驾亲征，“发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军队、民夫、粮草、军械都从永济渠运往涿郡，三征高句丽的场面看似蔚为壮观，实则损兵折将、天怒人怨，加速了隋朝的崩溃，徒为天津留下了永济渠。

后来，唐朝继承了隋朝大运河的遗产，将永济渠、滹沱河和潞河的交汇处称为三会海口，它便是天津城的发祥地。出于防御奚、契丹等游牧民族的需要，唐玄宗在涿郡设置范阳节度使，驻以重兵。

为了保障边军的补给供应，朝廷一面在扬州设置仓库，另一面则开辟海上航线进行运送，三会海口就成为了重要的中转站。为了储存庞大的粮草物资，朝廷又建起了军粮城。此时天津的海岸线尚未完全东移，军粮城作为多条河流入海之处，成为了河海职能兼备的交通枢纽。

范阳节度使也兼任着河北海运使的职务，这导致南方输送的粮食实际为后来的安禄山掌控，成为他发起叛乱的重要资本。安史之乱后，北方的河朔三镇失控，南方粮食供应逐渐减少，军粮城也由此衰落。而北宋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黄河发生大改道，第三次由海河入渤海，天津的海岸线逐渐东移至现在的状态，这一地理演变使得军粮城的港口地位一去不复返，也使得后来的天津城与海岸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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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沽与海津镇

古代天津的腾飞是从元朝开始的。在蒙古人的征服下，金国、南宋相继灭亡，元朝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南北交通的重新畅通对天津的复兴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加上后来的明与清都是国祚长久的统一王朝，天津便在这相对长久的安宁环境繁荣发展。

蒙古草原已无法再作为庞大帝国的中心，忽必烈决定迁都，曾经的金中都被改为大都。新都城需要的粮食远远不是唐朝边军可比，此时经济重心也完成了南移，用江南的粮食和税收来供养都城在元明清三代成为定制，有“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之说。

但当时运河淤堵情况严重，朝廷采纳了宰相伯颜的建议，于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正式使用海运的办法，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入海，经山东半岛运送至直沽，再转内河入大都。

直沽位于三岔河口一带（即三会海口），得名于金国建立的直沽寨。这里是河流分岔的地方，吃水深的海船到此无法继续航行，必须要换上吃水浅、载货量大的驳船，故而成为了海运的终点站和运往大都的中转码头。后来，朝廷在这里设置了负责漕运的机构——接运厅、临清万户府。随着大都粮食需求的日益增长，为转运粮食工作的民夫、官吏与驻军也越来越多，舟车攸会、聚落始繁，直沽逐渐兴盛起来。

元朝虽以海运为主，但也没忘记京杭大运河，为了加强都城与南方的联系，朝廷对大运河进行了裁弯取直式的疏浚。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朝廷采纳了寿张县尹韩仲晖、太史院令史边源的建议，开凿一条沟通直沽与济州河的新河段，这就是会通河。

历时半年，从运河而来的漕船无须再转海运、也无需再转陆路，可由会通河直达直沽，继而运往大都。鉴于大直沽已经为繁忙的海运工作服务，朝廷需要另启港口发展河运，小直沽应运而生。

直沽有大、小之分，二者相距不远，隔海河相望。小直沽正位于三岔河口，而大直沽在其东南。大直沽地势平坦，水深与泊船的能力均优于小直沽，因此接运厅、临清万户府皆在大直沽。小直沽的区位优势就在于能沟通南北运河、来自大运河的漕船可无须换船直达大都。因此小直沽同样兴盛，且由于明清时漕运以内河为主，它才是天津真正的中心。

大、小直沽虽然是重要的枢纽，但一直是沿用金国时直沽寨这个名称，并没有正式的行政单位。为了完善对当地的治理，仁宗延佑三年（公元1316年），朝廷下令改直沽为海津镇，顺帝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又设镇抚司，海津镇意味着天津卫的前身出现。经过元朝的建设，以大小直沽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已然形成：“漕运粮储及南来诸物商贾舟楫，皆由直沽达通惠河（通往大都的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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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

到了明朝，天津卫这个名号正式走进历史。靖难之役时，起兵造反的朱棣曾由此渡水南下沧州，后来朱棣成功夺取皇位，是为成祖。明成祖将这块地方赐名“天津”，即“天子经由之渡口”的意思。明朝以卫所制为军事定制，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明成祖在小直沽设立天津卫，左卫、右卫也相继设置。明成祖正是看中了天津的要冲地位，专门设置卫所负责漕运。

明朝的漕运与元朝大不相同。明朝初年由于大运河再次淤堵失修，朝廷暂时沿袭元朝的海运办法。海运与河运相比纵然成本低廉，但要严重受到天气条件的制约。而明朝的海岸与元朝相比又增加了人为的风险，猖獗的倭寇成为了心腹大患。由于倭寇主要活动在江浙地区，通过海路向京师运粮实际上也不可行了。

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始，会通河得到了疏浚，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内河航运便成为了明清两朝漕运的主要方式，江南的漕粮不再海运。但这也不影响天津河海兼备的职能，遮洋总仍然能奉命将漕粮通过海上运往辽东前线。

随着明朝漕运的进一步兴盛，天津卫也在悄然转型，逐渐摘下“军事要塞”这顶历史帽子，演变成了北方的商业中心城市。朝廷漕运带动了民间商业规模的扩大。天津卫的贸易以粮食为主，并且通过私人途径贩运的粮食越来越多：“城西北沿河一带旧有杂粮店，商贾贩粮百万，资运京、通，商民俱便。”粮食带来的巨大收益为商人们积累了扩大经营的资本，各种商品的贸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朝廷当然也没有错过商税这个重要财源，永乐二十一年始（公元1423年），明成祖采纳山东监察御史陈济的上书，开始在天津卫设卡征税。到万历年间，“天津店租”高居全国商业税收的首位，天津卫俨然成为了朝廷的命脉。

重税之下还出现了官军经商的社会现象：商人们为了避税委托护漕官军运送货物，而官军为了养家糊口也乐于借漕船进行有偿护送，甚至是自己也携带南方的土特产去贩卖，而天津卫自然成为了官军牟利的不二场所，这样的行为竟也得到了明仁宗的认可：“今后除运正粮外，附载自己物件，官司毋得阻当。”在皇帝的默许下，官军经商屡禁不止，也成为了天津卫商业发展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

至此，古代天津城的建设完全定型。尽管清朝将其升卫为府，扩大其行政职能，但其发展并未脱离明朝的框架，也因为发达于明朝，天津卫这个名号至今也是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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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渤海海侵与黄河改道成为了天津城无法沿海的自然原因，河海漕运则是其经济原因。《畿辅通志》称天津：“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江淮税赋由此达，燕赵渔盐由此给。当河海之冲，为畿辅之门户。”这就意味着在城市选址的时候，河流与海洋这两个区位因素缺一不可。

而漕运开启后，沿岸纤夫、船户、军士要以此谋生，各级官僚要借着朝廷维护运河的拨款、对过往商户的盘剥来肥私，牵扯到如此巨大的利益，单靠海岸也是无法满足的。直到《北京条约》规定开放天津为商埠，海港的地位才逐渐压倒了河港，但天津作为一座已经发达数百年的城市，迁城是不可能的了。

作者 l Humanitas 两汉 晚清民国 古希腊古罗马史爱好者

参考资料

汉书 · 沟洫志 . 班固

元史 · 食货志 河渠志一 . 宋濂

读史方舆纪要 · 北直四 . 顾祖禹

畿辅通志 · 舆地 . 李卫

津门考古 . 天津文物管理处

古代天津区域中心的形成与发展 . 程悦然

作者：Humanitas

来源：地缘谷（ID：Geo-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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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天津城为什么不沿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