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疫事｜纽约的甲板就要崩塌了，水淹到了我身边人的脚边
编者按：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平静下来，而在欧美，疫情依然在肆虐。疾病、死亡、混乱、焦灼之外，生活还在继续。澎湃新闻特约几位居住在美国、法国、英国等国的华人和留学生，记录他们疫情下的日常生活。在病毒面前，全世界人民都是一家人。
3月17日， 一起看戏的朋友A突然发信息给我，“你还好吗？Katie（化名）她今天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了，据说从13日开始就不舒服了。我现在也有点低烧，但NYU医院不给测。再观察几天如果没事，我可能就要跑回加州了，你要不要跟我回家。”在看到这个消息的同时，我意识到我正在咳嗽，干咳，什么时候开始的，好像上周，或者是更早的时候，总之，我的心态直接崩了。我们几个人那天在那个黑压压的酒吧里围坐在一起，喝酒，吃章鱼，喝了一整晚的酒，分着吃了一整盘的章鱼。
我完全不敢细想这件事情的时间线，今天距离看戏那天才6天，朋友A在发低烧，我肯定是在潜伏期了。不对，我好像更早以前就有点咳嗽打喷嚏，不会是我传染他们的吧。上上周我和澳门同学每天都在安·卡森的办公室排戏排到半夜，我们喝错了各自的饮料，澳门同学还给我说她后来嗓子有点疼，在那几天，我还见过那么多人，我要不要挨着打电话给他们说一下。我突然感觉全身发冷，纽约最早的几例，一个在中央车站附近，一个就在纽约大学的法学院，一个在世贸中心。试问，有几个纽约人的日常生活能避开中央车站，华盛顿广场公园和世贸中心？纽约的甲板就要崩塌了，水已经淹到了我身边的人的脚边，我自己，大概率也要为那些恐怖的数字做贡献了。我要疯了。
从17日到23日，我几乎什么都没有干，每天大概有15个小时躺在床上，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真的很困，特别困，还是我潜意识里希望自己多睡一会，希望这一切只是我的一场噩梦，等我醒过来，一切都能恢复原样。就在前几周，我还在看Ottessa Moshfegh小说《我休息和放松的一年》（The Year of Rest and Relaxation），一个抑郁的哥大的毕业生在家里躺了一年，在她以为她的生活逐渐开始恢复时，“9·11”发生了。没想到扔掉小说之后，小说就变成了眼前的生活，而我不敢去摸它无常的手。
这期间我们几个吃章鱼的患难之友拉了一个小群，用于跟踪Katie和各自的状态，并轮流为Katie点外卖，网购生活用品，我们还能做其他什么吗？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直到24日今天，Katie的状态终于稳定了一些。我们几个人的自我隔离也已经到达第14天。大家也许都脱离了危险的状态，我们才得以有余出来的能量，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
以下是我翻译整理的Katie的自我陈述。
我是从13日开始咳嗽的，本来以为是普通感冒就没有在意，16日开始非常厉害的咳痰，全身肌肉疼痛，17日，我的私人医生建议我去医院做个检测，他已经帮我安排好了，据说现在想要检测并不容易，我庆幸的我的医生很说的上话。不过我并没有发烧，反而是拉肚子很严重。我觉得自己肯定不是肺炎，排查一下主要是让自己放心。医生在我的鼻腔和喉咙里使劲戳，提取了多份检测物。除了新冠病毒以外，还要同时检测其他几种流感病毒。
我觉得非常疼，后来擤鼻涕都有很多血。不过那时我还挺有胃口，状态也还可以。医院让我回家等结果，并开了一些抗生素说之后会发到20街的一家CVS超市。我回家之后就开始发烧，我有点担心自己的症状，认为自己最好不要再随便出门。于是我打电话联络CVS，希望他们能够把我的药给我的朋友，然后叫我的朋友给我带过来。
CVS的工作人员不愿意，我们吵了一架。他说处方药必须本人亲自来领取，这是长期以来的工作规定，他不能违反。我说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万一确诊是新冠肺炎，来了就会感染你。他很无奈，最后我们妥协，由一位我的家庭成员去帮我领药。于是我的姐姐从上州坐了火车跑到下城去给我取药。
19日我拿到药时，我的测试结果刚好也出来了，我被检测为新冠病毒阳性。我觉得自己咳嗽的也更厉害了，我的私人医生建议回去医院。我去的是在77街的Lenox Hill医院，走廊上已经非常多人了，医院并不想收我，但在我私人医生的强烈坚持下，他们终于同意收治我，并把我放到一个带独立卫浴的儿童房间。这让我觉得住院也不赖。房间里有很可爱的儿童壁画，医生还拿来了菜单，吃的挺不错的，我要了烤鸡胸肉配扁豆。我在这很舒服的睡了一觉，感觉像在住酒店，有人伺候着，费用保险公司应该能cover（赔付）。
20日早上我烧退了，感觉好多了，医院赶着让我出院，我被专用的medical van送回了家，让我自己掏了135“刀”（美元）车费。
22日凌晨1点，我突然又开始发烧了，感觉很不好，我给我的私人医生打电话，可是只有语音自动回复，太糟了，他肯定已经睡了。如果没有他来帮我安排的话，我就住不了那个独立的房间了，我不愿意回医院，那天看到走廊上的那些病床，我差点心脏病都要被吓出来，人挤人，床挤着床，整个大厅都在此起彼伏的咳嗽，简直是场噩梦。如果不能住回那个可爱的单间，我宁可不去。我等早上起来我的私人医生给我回电话再说吧。可是我感觉越来越难受，咳嗽让我无法入睡，我的体温也在上升。我开始感觉无法呼吸。我不会把自己拖成重症吧。
我等不了，给911打了电话，并告诉他们带我去Lenox Hill医院。凌晨两点的医院竟然比上一次来的时候更拥挤了，他们给我照了CT，告诉我我的肺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我觉得很难受，我给他们讲了我医生的名字，希望能安排我住院。他们给我道歉，说现在医院也没有办法，不管是谁介绍来的都不能住了，现在只接受危重病人，嘴唇发紫，濒临死亡那种，说你在这坐两个小时吧，五点以前必须走。我觉得很绝望，我烧的很厉害，走廊上黑压压的人让我觉得我几乎无法站立。这种情况也许在家待着确实比在医院好。
我问他们medical van（救护车）什么时候送我回家，他们说，现在医院已经没有medical van了，全都拿去接送重症了，我得自己打车回家。于是我自己走到街上试图拦截一辆出租，这是凌晨5点的纽约上城，我的衣服没穿够，全身都在颤抖，我烧的有些糊涂，甚至分辨不清东南西北，我真的害怕我在出租车来之前就倒在这街上。我在纽约出生，长大，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家境不错，工作生活都比较顺利的人，我没想到我这一生竟然会有今天这样如此无助的时刻。6点半我终于回到家里了。我在我的床上啜泣，我决定，直到康复，说什么，我都再不要离开家门，在外面，除了无助，还感觉很屈辱。
23日白天，我的私人医生终于给我回了电话，我的烧退了一些了，但我咳嗽的完全无法说话，医生给我说，纽约现在医疗系统已经完全超负荷运转了，现在得全力拯救危重病人，他也没办法了，他让我继续吃泰诺退烧，在家自愈。我说，我理解，放心，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朋友Katie的陈述）
过去的这周， 我一直在努力的昏睡，几乎不敢打开手机，每隔两天，数字就翻一倍，这些数字，已经从遥远的武汉，变成了我身边人恐怖的亲身经历，变成了我自己时有时无的咳嗽。而纽约现在情况如何呢？尽管有越来越多认识的人在网上爆料自己出现了症状，没能被测试，或者放弃测试，自己在家忍受着，给医院和社会节省资源；尽管地铁是空了，时代广场也是真的没人了，可是报纸上说公园还是可以去的，于是就看到了有朋友在ins上直播的中央公园人满为患的场景，他们都是这个城市里暂且健康，还继续葆有侥幸心理的人。我真切的希望，在接下的两周，他们还继续幸运，继续健康。
进入隔离第十三天的我，在自己和朋友的状况都逐渐稳定的情况下，我又能苟且在这里敲字和开玩笑了，但我和我的朋友都知道，经历过这次危机后的我们，都已经变成了新的人。
“好消息好消息，经历一周的精神危机，我终于买到厕纸啦。”
“哪里买到的？”
“我这段时间真是什么办法都尝试过了，costo、BJ、wholefood、亚马逊全都断货，亚洲网上超市要从国内发货，结果付了款一周都还没发。最后有同学给我支奇招，说囤货的人都是去这些大超市，但说不定那种犄角旮旯的印度人小卖部里，还有卖一卷一卷的。我倒没敢出门巡街，用平时点外卖的软件seamless试着搜索了一下，啊，真的有，就在我家附近那家，平时臭烘烘的，卖五颜六色汽水那家店，还在正常卖厕纸！！我赶紧下了单。20分钟就送到了。我平时从来不愿意踏进去半步的店，我现在真的好爱它。印度超市万岁。外卖小哥万岁，他们真的应该上《时代》周刊。”
“哇，大家可能并不是缺厕纸，而是缺安全感，一卷一卷的没安全感，要20卷20卷的，超大的才可以！不过我真的麻木了，以前我有个同学是在非洲长大的，她说那边艾滋病大家都觉得挺正常的，不像我们东亚国家恐艾。我感觉我现在就是这个非洲人。”
“真的，我记得国内春节刚爆发那阵子，有武汉学生的家长跑来纽约住几天，在各种群被人肉曝光，说赶紧跑，说某某楼有武汉来的家长。现在觉得每个人或许都可能已经得了。惨的是老年人，没有直接伤害也有次生伤害。年轻人也就都那样，轻症没什么问题。”
但我也知道，这是来自两个有亲身经历的灾区人民的对话。如果换作你，你的身边出现了被感染的人，你会去为他们做点什么？你会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把药片和食物送去他们的门口吗？你会分给他们你的口罩和厕纸吗？你会保护好别人的隐私吗？你会理解海外留学生不管回不回国都是有道理也是有权利的吗？你会告诉他们，接触过感染源或者自己已经被感染了，都不用紧张害怕或者隐瞒，因为大家可以一起解决吗？ 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我也希望，任何的加油和保重，最后的结论不会变成对各国体制好坏的简单评判，因为此刻还能说话写字的我们，都是幸运的人，我们只是放了一个长假，我们不能替代那些受辱者，受伤者和逝者发言，永远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