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戏曲史研究的日本因缘
昔年仕忠兄曾赠我一部所辑的《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煌煌巨册，标价甚昂，我于此道只属外行，故颇觉意外，亦很感其好意。而检读前言，于日本中世以来藏曲、研曲的情形述论甚详，介绍各处庋藏时，又旁及相关人物与史事，其价值固不限于戏曲研究，亦有关中日文化交通、文献学乃至学术史。想来这也是仕忠慨然相赠的缘故吧。
仕忠所治，是典型的专家之学，如今他问序于我，我仍觉意外。好在这本集子所录皆属专业之外的论说，我这个专业之外的人也就不能推辞了。
此集所收，有自述，有忆人，有访书记，有书评和序跋，更有杂论，是一位戏曲史前沿学者的观照与自我观照。其中访书记部分，几等于日本访书记，又主要是日本访曲记，我感觉最为精彩。
仕忠因东洋访学的机缘，发现大量未知未见的中国戏曲文献，乃倾力于访求、著录、刊布及研究，既成就了属于“为人之学”的《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明清孤本稀见戏曲汇刊》，亦成就了属于“为己之学”的《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其收获之丰硕，不仅超出中国学者所知，虽日本学者亦有不及，挟山超海，可称独步。而在访书记及有关序跋中，即可见他对此工作最亲切的忆述，可视为当代戏曲研究史的外编。
观仕忠的问学，初从于徐朔方先生，再从于王季思、黄天骥先生，而王老系吴梅吴瞿安的弟子，则论其师承，可谓承续了吴梅一系戏曲史学的统绪。
吴梅是我列入了《现代学林点将录》里的人物。我将近世的戏曲史研究分为二系：一是王国维作为史学家的外部研究，一是吴梅作为戏曲家的内部研究。对于吴的学术遗响，我说了一段话：“浦江清悼吴氏之亡而感慨系之：‘凡学问有为潮流所趋者，有为时代所弃者，有赖书本文献足以传后者，有非接近其人，得其指点，不能妙悟者。故如戏曲史目录考订之学则考据家之事，今方兴未艾，如材料增多，方法加密，后者可胜于前。至于南北曲之本身原为一有生命之艺术，由词章家作曲，音乐家谱唱，艺术家搬演，合此数事以构成一整个之生命。一旦风会转移，此艺术亡，此门之学问亦随之而亡。……其卒也，必有绝学不传于世者，后之人莫能问津焉，此最可悲悼者。’此即所以王静安之学后继有人，而吴瞿安之学人亡政熄也。至于今日，虽尊奉瞿安为祖师者，实亦不能不私淑静安。”这个判断，放在仕忠身上，自觉也是贴切的。
仕忠早期以《琵琶记研究》出道，其用力处，在穷搜《琵琶记》的存世版本，比勘异同，论断得失，已显出偏重文献的作风；后来东渡访书顾曲，专注于日藏戏曲文献，虽得于外在的因缘，实亦源自内在的合契。这样的学术取径，借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国戏曲史研究界的朴实楷模”。这自然属于“材料增多，方法加密，后者可胜于前”的考据工作，可见得他的“私淑静安”了。
仕忠在文献方面的搜罗传布之功，其有补于戏曲研究，识者自知，已不待言；需要强调的是，他亦深有学术史的自觉，由日藏戏曲文献本身，及于戏曲的日本收藏者，及于戏曲的日本研究者，遂介入了戏曲收藏史及学术史的领域。
众所周知，王国维一向被视为戏曲史研究的开山，而他撰作《宋元戏曲史》，正在旅日期间。仕忠通过求索日藏戏曲文献及其背后的人事，等于重访了戏曲史研究开山的“现场”，揭示了王国维当日的学术语境。他特别指出，森槐南在东京帝国大学时有讲义《词曲概论》，材料和见解皆近于王氏，且祖鞭先着，只不过英年早逝，声名寥落。这就意味着，王国维当时应受到日本学人的影响，很可能包括森槐南。这种复原学术史、表彰“学术史失踪者”的工作，最为可贵。又如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因盐谷温的影响，亦爱好菊部说部，二十年代往来南北，搜集了大量戏曲文献，包括当时中国学人尚未重视的俗曲唱本及皮黄、高腔钞本之类，此亦日本学人领风气之先所体现于古籍收藏领域者。集中有《王国维旧藏善本词曲书籍的归属》一篇，近于论文，辩疑探佚，最见功力。此外所涉及者，还有内藤湖南、神田喜一郎、吉川幸次郎这些东洋汉学史上的赫赫名士，亦当为今日读者所乐见。
近世以降，中国学术界可以说形成了两次“群趋东邻受国史”的浪潮：第一次是晚清民初，所得者大，更多是汲取观念，效仿范式；第二次是近数十年间，所得者专，更多是引进资源，借鉴成绩。百年之前，王国维赶上了第一次浪潮，受日人新学风的熏染，遂知古典戏曲的文化价值，是为文学史研究之一大开拓。（近世两大学术巨擎，王国维以戏曲史钩沉开始学术生涯，胡适以《红楼梦》考证开始学术生涯，皆挟新观念之西风，将俗文学引入文学史殿堂。）百年之后，仕忠赶上了第二次浪潮，收拾戏曲文献及戏曲史学的遗绪，亦满载而归。此异代不同时，而皆可谓戏曲研究史上的日本因缘。
不过，我们却应该再追问一句：为什么仕忠能有日本因缘？他的因缘，为什么不在此而在彼？
在附录的访谈里，仕忠极感慨而言：“有时，我真觉得北京远，东京近。”何以云然？因为，“书在东京，我还可以看得到，抄得到，我可以争取复制，可以申请出版；但书在北京，我们却常常没办法看到，更不要说复制了。”呜呼！人在中国，而无中国因缘，此所以有日本因缘也。
就内涵来说，这本集子其他部分亦有可观，尤其是杂论和忆人部分。
仕忠于友生门生求学时的焦虑，每从容释解之，比如《学问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篇说：“所谓学问，一种是世俗性的认同，如学校认同，媒体认同，会议等类场合之荣光等等。另一种是学界内部的认同，是同行的认同，是一些真正以学术为标准、以学术为追求的人的认同，此所谓学术只是荒江野屋、二三知己之事。故立的标准不同，看法也就不同。世间滔滔皆如是，可世间也仍有许多并不如此之人。即如当世无其人，也仍可尚友古人。纵论今日之世，大都谓‘浮躁’云云，但我也仍以为，每一代皆有浮躁，皆有做学问和不做学问之人。只是比例之多与少而已。而我辈既然认为浮躁不妥，则何不选择加入不浮躁之行列？……但另一方面，学问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需要老老实实地去做而已，只是需要用心去体悟、全身心去爱而已。”此可谓见道语，我虽在学院之外，亦感受如一。
他因太太的关系，与杂文家牧惠先生多有交往，《牧惠先生三年祭》一篇记录了牧老自述的经历：“他离开中大在粤东打游击时，认过一个农妇作契娘（干妈），契娘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疼爱他，他则向契娘宣传革命后农民翻身的幸福。三十年后，他重回革命老区，看到的事实是，契娘与乡亲们的生活，甚至远远不如以前。当他见到老态龙钟的契娘时，紧紧地握住契娘的手，眼里的泪水大滴大滴地滚落，羞愧得连想说一句‘契娘，我对不住您老人家’都哽住了。”这就不止是“学术边上”，更是“人间关怀”了。
这样来看，此书不仅示所以为学，也示所以为人。能作此序而冠于书前，于我实在是光荣的事。
前些年，曾有前辈大家设法让我厕身高校教授之列，后其事不成。记得当时仕忠表示过一点意思，惋惜我没有更早走上学院式的道路。坦率说，我之所自期者，在方法和领域上皆有异于当世学界主流，不能身入学院，于治学本身并无所失，所失者在治学之外而已。只是，“名教中自有乐地”，今读仕忠此编，看他专于一业，周行万里，亲身实践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苦事兼乐事，当然是我极艳羡的因缘了。
（本文为《书的诱惑》序言，经作者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