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 | 从陆贽到袁黄 ——“善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引子
2019年12月5日至10日，我与故宫博物院博士后韩宇娇应浙江嘉善方面邀请，参加“2019中国嘉善·了凡善学思想论坛”，虽然行色匆匆，但感到收获甚丰，感想亦多。
我青少年时就知道陆贽和袁黄（了凡）。这得益于很早就看过民国周养初的《陆贽文》（选注本。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一集收录，1933年出版）和袁了凡、王凤洲（世贞）的《袁王纲鉴》（民国时期属于学习通史的普及书，版本甚多，不能具列）。关于陆贽及其著述，我撰写整理过三部书，按出版时间：第一部是《陆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二部是《陆贽集》（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第三部是《唐陆宣公集》（点校，《儒藏·精华编》集部第202册上册收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而关于袁黄及其著述，我却没有做什么工作。这是我此次愿意应邀来嘉善的主要原因。
嘉善是袁黄的故里，吴江是袁黄曾经举家迁居的侨乡，宝坻是袁黄曾任知县的地方。由嘉善倡议，吴江、宝坻赞同，三家轮换，每年举办一届“了凡善学思想论坛”，到2019年已经是第三届了。据说2020年还要举办第四届。当下为什么需要弘扬“善学”，宣传“善文化”？嘉善为什么对“善学”与“善文化”情有独钟？等等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性善与性恶
相对论的奥妙在于可以不限时空和引力。既然有“善”，就必然有“恶”！而性善与性恶，二者相对，实际由来已久。奇怪的是，性善与性恶，均出自儒家。孔子讲“中庸”，原本没有绝对的性善与性恶。尽管他说“仁者爱人”，谈“有教无类”，其实包含了性善。性善之论，原出孟子；性恶之论，原出荀子。
孟子是儒家的正统代表，故《孟子》一书，能入“十三经”。其《滕文公上》说滕文公为世子，见孟子，孟子为之“道性善”，赵岐注云：“孟子与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又《告子下》云：“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赵岐注云：“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义之心。”人生皆有善性，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成为孟子性善论的经典表述。
荀子是儒家的非正统代表，故《荀子》一书，未能进入“十三经”。其《性恶篇》第一句话就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通篇都是针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言辞。主张针对“性恶”，要有“师法之化，礼仪之道”。“化”指教化，“道”谓引导。即认为人性本恶，需要教化引导。杨倞注云：“当战国时，竞为贪乱，不修仁义，而荀卿明于治道，知其可化，无势位以临之，故激愤而著此论。”认为荀子之论，虽然“激愤”，但事出有因，战国是乱世，人性之恶，得以张扬，荀子知道教化之方，却无权势地位实施其法，故激愤直指人性本恶。
人性究竟是善是恶，传统文化实际并无定论。故后世儒家，每欲调和性善、性恶二论。如《三字经》开篇所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前四句宣传的是孟子的性善论，后四句宣传的是荀子的教化引导之说。也正因如此，出现一种特有的“劝善文化”。这种“劝善文化”，不仅儒家有，释、道二家也有。儒家无须多说。释家有著名的《劝善经》（唐代“疑伪经”之一种），敦煌藏经洞出有至少三十件左右，可见流布之广。道家劝善经典更多，《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合称“三圣经”，为其最著者，明清颇为流行。而融合儒、释、道三家“劝善文化”的传奇小说“三言二拍”，自明末问世以来，更成为人们常读之书。然则，人性是否就因此向善了呢？实际上远远没有。教育原本就非万能。在专门发掘人性之恶的体制下，教育更是万万不能。向善之心的形成，存在多方面因素，教育仅为其中之一。从地方而言，文化有无传承，民风仍否醇厚，无疑属于更重要的因素。而嘉善就是这样一个文化有传承、民风仍醇厚的地方。
嘉善：地嘉人善
嘉善地方，明宣德五年（1430）始从嘉兴县分出，单独置县，因“地嘉人善”，名曰嘉善。虽然置县较晚，但历史十分悠久。境内有马家浜文化遗址，证明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春秋时为吴、越接壤地，号称“吴根越角”，为吴越文化发祥地之一。吴灭属越，越灭属楚。秦初隶长水县，后改长水为由拳县，统属会稽郡。东汉分会稽置吴郡，由拳改为吴郡属县。三国孙吴先改由拳为禾兴县，后改禾兴为嘉兴县。五代后晋升嘉兴地方为秀州，另置嘉兴为秀州属县。北宋改秀州为嘉禾郡。南宋升嘉禾郡为嘉兴府。此后直至明宣德五年置县前，嘉善均为嘉兴县辖地。置县后，嘉善仍属嘉兴府。现在仍为嘉兴市属县。
嘉善地方不大。《康熙嘉善县志》卷一《区域志上》说：“嘉善地狭，东西三十馀里，南北五十里。”初置县，辖迁善、奉贤、思贤、麟瑞、永安、胥山六乡。此六乡并非明时始有。据元徐硕（时官嘉兴路教授）《至元嘉禾志》卷三“乡里”条记载，此六乡元时即为嘉兴县属乡。由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一直比较固定，可以推测，此六乡元以前就已存在。六乡中，迁善、奉贤、思贤三乡名分别带“善”“贤”二字。我们知道，善者必贤，贤者必善，“贤善”可作通用词。唐元稹《故建州浦城县尉元君墓志铭》云：“夫人濮阳吴氏，贤善恭幹。”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三《杂歌谣辞一·卿云歌三》云：“迁于贤善，莫不咸听。”而据前揭《至元嘉禾志》，当时嘉禾还有劝善、积善、集贤、象贤、崇德、履仁、伏礼、移风、德政、德化、感化、慕化等乡。不仅崇尚“善”“贤”，还崇尚“德”“仁”“礼”及移风兴化等。可以看出该地区人民的文化趣向和道德追求。
当然，仅循其名不够，还须进责其实。南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卷三“嘉兴府”条引《题名记》云：“惟秀介二大府，旁接三江，擅湖海鱼盐之利，号泽国秔稻之乡，土膏沃饶，风俗淳秀，文贤人物之盛，前后相望，百工众技，与苏、杭等。”前揭《至元嘉禾志》卷一“风俗”条引《会稽郡志》曰：“有夏禹勤俭之余习。”又引《吴郡志》曰：“有太伯辞逊之遗风。”又引“旧经”云：“罕习军旅，尤慕文儒，不忧冻馁，颇勤农务。”其中“尤慕文儒”，“文贤人物之盛，前后相望”，是说文化有传承；“风俗淳秀”“颇勤农务”，有“勤俭之余习”“辞逊之遗风”，是说民风仍醇厚。
重学兴业，有教无类，反映文化有传承；平衡贫富，裒多益寡，体现民风仍醇厚。此二因素，无疑是“善文化”的基础。当然，具有此二因素的地方，全国恐怕还有不少；仅凭此二因素，还没有资格扛举“善文化”大旗。嘉善的“地嘉人善”，能够传颂至今，是因为历史上有两位其他地方没有的乡贤，弘扬“善学”的标志性人物：一位是唐代著名贤相陆贽，一位是明代著名学者袁黄。
陆贽与民本主义思想
陆贽（754-805年）字敬舆，史称苏州嘉兴县人。据我最新研究，陆贽的乡里，在故嘉善县奉贤乡奉四中区陆庄，今嘉善县惠民街道曙光村一带。论坛结束的第二天（12月8日），我们赴曙光村进行调研，并与现村党委书记查云法及原村党委书记陆鑫钟进行了座谈。据老书记陆鑫钟回忆，在其儿时，村内确实存有陆宣公祠堂，因年久失修，1958年前后，为扩建耕地和平整土地，整体拆除，仅存两个大石狮，后来也不知所终。祠堂原址约在“祠堂浜”附近。在陆书记和查书记的带领下，一行七人在原址附近进行了初步考察。此次座谈及考察，为确定陆贽乡里的最终归属，提供了关键证据。
大约二十多年前，匡亚明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卞孝萱先生为副主编，给我写信，请我撰写《陆贽评传》。我踌躇很久，主要纠结有二：一是传世文献关于陆贽的生平材料太少，如何成书是个问题；二是陆贽的思想很多，有政治思想、军事思想、财经思想等等，如何定位是个问题。最后决定：本书分“传略”“政论”上下二编，给陆贽定位为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家。“传略”大家都懂，无须解释。“政论”从陆贽仅存的著作《翰苑集》一百四十一篇文章中，选取六十七篇，进行分期、解题、摘要（或全文）、简评（或考评），不仅能让读者进一步了解德宗时代与陆贽有关的方方面面，还能让读者进一步了解陆贽不结党、不营私、忧国忧民、廉洁奉公的儒家民本主义思想。
儒家的有些说法，需要正确理解。譬如有人据《论语·子张》载子夏曰“学而优则仕”，便谓儒家主张“官本位”，其实不然。同是《论语·子张》，此前还载子夏曰“学以致其道”，学习是为了获得治国之道。学习优秀去仕宦，便可以推行这种治国之道。否则就如同前文说的荀子，面对战国乱世，人性恶化，知道教化之方，却无权势地位实施其法。儒家实际主张“民本位”。历史上，凡所谓“醇儒”，都是民本主义思想家，陆贽当然不能例外。
“民本”一词，最早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原文为：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背景是：夏禹死，子启继位。启死，有六子，长子太康继位。太康游畋无度，民怀二心，为后羿所逐，不得返国。启另五子怨其不返，作歌以讽之。“皇祖”指夏禹。“近”谓亲近。“下”谓轻贱看不起。这里援引祖训，告诫太康：人民只可亲近，不可轻贱看不起；因为人民是国家之本，只有人民稳固，国家才能安宁。《尚书》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孔子“述而不作”的成果，孔子自然是主张“民本位”的。此后遂有《孟子·尽心下》所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君死了可以再立国君，社稷亡了可以重建社稷，只有人民是不可替换的。故人民最为贵重，统治者应该善待自己的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民本主义无疑是儒家“善学”最重要的思想。
陆贽入仕之后不久，即逢德宗乱世，先后经历五王（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李希烈）僭立，朱泚先乱，二李（李怀光、李希烈）续乱；他以翰林学士充“内相”，帮助德宗平定内乱。后以中书侍郎当“真相”，希望能够施展抱负，振兴国家，却为德宗所不容，竟至贬死。陆贽只活了五十二岁，短短的一生，政治思想无非“以民为本”，奏章文字无非“为民请命”。他充“内相”时写的第一篇“奏草”，为《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就提出“人（民）者，邦之本也”，要求停罢各种苛捐杂税，使“人（民）心不摇，邦本自固”。他当“真相”时写的最长一篇“奏议”，为《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均”和“节”都是针对赋税，“恤”则专对百姓，“均节”是征税原则，“恤”百姓是均节目的。
陆贽作为民本主义思想家，一定是不营私利、廉洁奉公的。据他所写《谢密旨因论所宣事状》透露：德宗认为他拒绝一切馈遗，清廉太过，私下建议“如鞭靴之类，受亦无妨者”。他认为这是皇帝公然鼓励臣子行贿、受贿，很生气，上状指出：“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币帛；币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已，必及金璧。日见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与交私，固难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止，溪壑成灾。”简直就是给了德宗一记耳光。苏轼《进呈（陆贽）奏议札子》说：“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事事都与贪婪刻薄、愚而自用的德宗对着干，其命运如何，是可以想见的。亲友或规劝陆贽不必太认真，陆贽答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既要忠君，又要恤民，只能“不恤（顾）”自己的安危了。但必须指出，陆贽的这种忠君，属于“愚忠”，并非正统儒家思想。《孟子·离娄下》记孟子吿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儒家理想的国家与社会，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君臣相得的国家与社会。可惜这种国家与社会，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体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陆贽传承并实践的儒家民本主义“善学”思想，对嘉善的文化与民风无疑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陆贽的后裔分布甚广。据《康熙嘉善县志》记载：留守嘉善陆庄者，南宋有迪功郎陆瑀，曾创建陆宣公祠；明代有二十九代孙陆道乾，先重修陆宣公祠，后因家藏《宣公奏议》原板漫漶多讹，又重新刻板印行之，并令其婿国子司业李自华撰序以记其事。同书卷一○《艺文志一》“著述”条所列第一部书籍就是陆贽的《宣公奏议》，说明嘉善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卓越的乡贤。陆贽乡里所在的故嘉善县奉贤乡，所奉之贤，无疑就是陆贽本人。前揭该地区其他带“善”“贤”“德”“仁”“礼”等字的乡以及显示移风兴化的乡，不少也都可能与景仰和纪念陆贽有关。陆贽的影响，在袁黄身上得到了发展。
袁黄与《了凡四训》
袁黄（1533～1606年）原名表，字庆远，后改名黄，字坤仪，又字仪甫，初号学海，后改号了凡，嘉善县魏塘镇人，明末著名学者、思想家。袁黄少年丧父，由母李孺人教养成人，事母极尽孝道。其改名黄，出《易·坤》：“天玄而地黄。”为坤地之色，故改字坤仪，实际均与纪念其母有关。早年曾从母命习医。隆庆三年（1569）赴南京国子监读书，在栖霞山遇嘉善高僧云谷禅师。袁黄原认为自己一生天已注定。云谷禅师谓为“凡夫”之见，告诫可以“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袁黄大悟，知道命运可以通过努力奋斗获得改变，遂改号了凡，表示与“凡夫”之我决裂。万历十四年（1586）中进士。万历十六年（1588）任宝坻知县。万历二十年（1592）调任兵部职方主事。万历二十一年（1593）参加抗倭援朝，因得罪李如松，被李诬告，罢官还乡，闭门著述。万历二十三年（1595）曾举家迁至吴江芦墟赵田村居住。万历三十四年去世，年七十四岁，葬故嘉善县胥五区大西收字圩，今嘉善县惠民新润村独社浜。
袁黄一生勤学，政治、宗教、军事、教育、农业、水利、天文、历法、医药、术数等无不精通，著述宏富，多达二十馀种，还是编辑刊刻《嘉兴藏》的最早倡议者（将梵夹本改为方册本也是出于袁黄的建议），其中，最为普及的，除了前揭《袁王纲鉴》，便是《了凡四训》。《了凡四训》从性质而言，就是“家训”（或称“诫子书”），在中国古代极为普通，原本不足为奇；但中国古代那么多的“家训”，只有《了凡四训》获得“劝善书”之名，这就值得研究了。
按儒家素重“家训”。儒家最早的“家训”，应即《论语·季氏》所载孔子教训其子孔鲤（子伯魚）的二问二答，全文为：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此二问二答人所熟知。王勃《滕王阁序》的“他日趋庭，叨陪鲤对”即出于此。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奉为规矩的“诗礼传家”也出于此。中国历代士大夫家庭和家族形形色色的“家训”更源于此。中国与西方不同。西方传统重个人，故有“人权高于主权”之说。中国传统重家庭和家族，《礼记·大学》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点在齐家，有家才有国，家国情怀，家永远排在国之前。家庭和家族是社会的基础，“家训”是治理家庭和家族的方略。但袁黄《了凡四训》的意义与此不尽相同。
嘉善袁氏家族是当地世族。袁黄的曾祖袁颢，是地方通儒，著述颇多，《明史·艺文志一》记有《春秋传》三十卷，《千顷堂书目·医家类》记有《痘疹全书》（不分卷），《浙江通志》卷二四五《经籍五·子部上·儒家类》还记有《袁氏家训》一卷、《庭闱杂录》一卷。值得注意的有二点：一是《明史·艺文志一》与《千顷堂书目·儒家类》等书均在袁颢《春秋传》三十卷下，记颢子袁祥有《春秋或問》八卷、祥子袁仁有《针胡篇》（一名《春秋胡传考误》，胡指南宋胡安国《春秋传》）一卷。袁仁即袁黄之父。袁黄也有《春秋义例》（不分卷）。袁氏四代相继皆治《春秋》，反映该家族极其重视学术传承。二是《袁氏家训》《庭闱杂录》均为“家训”，不同的是，《庭闱杂录》（“庭闱”指父母居处，代指父母）记袁颢父母教训颢本人，《袁氏家训》记袁颢教训自己的儿子袁祥、袁禧、袁祯等。袁黄也有《了凡四训》。反映袁氏家族有编辑“家训”教训家庭和家族的传统。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千顷堂书目·儒家类》又有“薛厚《教家类纂》十卷”，注云：“嘉善人，取古今训诫分类。”《康熙嘉善县志》卷一○《艺文志一》“著述”条记载略同。薛厚见于《浙江通志》卷一三八《选举十六·明·举人类》嘉靖二十二年（1543）癸卯科举人名录，从年龄看，与袁黄祖父袁祥大致同辈。反映嘉善地区各家族都有编辑“家训”教训家族的传统。嘉善文化有传承、民风仍醇厚，与此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袁黄的《了凡四训》也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需要强调的是，袁黄撰写的“家训”，并非只有《了凡四训》，还有《训儿俗说》。二书都是为教训其子袁俨撰写的。《训儿俗说》分为《立志》《敦伦》《事师》《处众》《修业》《崇礼》《报本》《治家》八篇，为袁黄中年所写，其时袁俨尚未成年，看得出来是比较基础的“家训”，真正的“诫子书”。《了凡四训》分为《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篇，为袁黄晚年所写，其时袁俨已是成人，看得出来是比较高级的“家训”，亦即所谓“劝善书”。《了凡四训》进行“劝善”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篇《立命之学》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说明“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道理。袁黄年轻时在嘉善慈云寺遇一孔姓老者，仙风道骨，自称得邵雍《皇极经世书》真传，精通术数，为袁黄卜算县、府、路三考得名，稍后皆验，袁黄遂笃信命由天定。如前所说，后经云谷禅师点化，知道可以通过努力奋斗改变命运。云谷禅师还给袁黄看“功过格”，教袁黄如何分别善恶，专心行善积德。袁黄谨记不忘，专心行善积德，终于有成。孔姓老者谓袁黄与进士无缘，命中无子，五十三岁寿终正寝。而袁黄通过努力奋斗，考中进士，有子袁俨，撰写《了凡四训》时已有六十九岁，最终活了七十四岁。
第二篇《改过之法》首先指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行善先须改过，改过先须修心，要有羞耻心、敬畏心、勇猛心，要以古圣先贤为榜样，“见贤思齐”，如此，没有不能改之过。然后介绍各种改过方法，最重要的是从根本断绝，所谓“过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斩毒树，直断其根，奚必枝枝而伐，叶叶而摘哉”？能做到这一点虽然很好，但不能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就是无过之人，还要向春秋时期的贤大夫蘧伯玉学习，终生自省和改过，所谓“岁复一岁，递递改之，行年五十，而犹知四十九年之非”。如此，才能做到终生无过。
第三篇《积善之方》是“劝善”的正篇，也是本书的重点。首先根据大量事例，说明《易·坤》曰“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的必然性。然后要求分辨真善与假善、端善与曲善、阴善与阳善、是善与非善、偏善与正善、半善与满善、大善与小善、难善与易善八对概念，学习与人为善、爱敬存心、成人之美、劝人为善、救人危急、兴建大利、舍财作福、护持正法、敬重师长、爱惜物命十种善行。其中谈到学习劝人为善，引时谚云：“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意思说：以口劝善，只能有效于一时；以书劝善，才能有效于久远。暗示自己撰写《了凡四训》这部“劝善书”，也是为了有效于久远。
第四篇《谦德之效》认为行善之后获得福报，容易骄傲自满，产生懈怠。根据《易·谦》所云：“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举例说明《尚書·大禹谟》称“满招损，谦受益”的效果。如举例云：“赵裕峰光远，山东冠县人，童年举于乡，久不第。其父为嘉善三尹，随之任。慕钱明吾，而执文见之。明吾悉抹其文，赵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意思说：赵裕峰童年就考取举人，却多年没有考中进士。其父到嘉善做主簿，他也随父到嘉善。他听说嘉善有钱明吾者，学问很好，便拿着自己的文章去拜访。不料钱明吾把他的文章全部涂抹。他不仅不生气，反而心悦诚服地马上改正文章错误。第二年，果然考中进士。
袁黄的《了凡四训》涉猎广博，遍及儒、释、道三家，可以说，是一部融合儒、释、道三家“劝善文化”的“劝善书”。前面谈到，“三言二拍”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劝善文化”。另外，刘宗周撰写《人谱》《人谱类记》两部“劝善书”，与“三言二拍”大致同时，虽属理学家的“劝善书”，但也不可避免包含其他“劝善文化”。《了凡四训》的成书，比“三言二拍”和《人谱》《人谱类记》要早数十年，其融合儒、释、道三家“劝善文化”，应该更具典型意义。但这也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朝末年，会出现这么多“劝善书”？显然，这么多“劝善书”的出现，一定有其独特的背景。然则，是什么独特背景呢？
如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王朝更替频繁，每一个王朝建立，都注定必将灭亡，区别仅在早晚。何也？体制早已决定。在封建体制下，国家大位，私相授受，必然近亲繁殖，基因蜕化。以明代为例。傅增湘撰《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文曾云：“余尝综观史籍，三代以下，得天下之正者，莫过于有明。”明太祖从蒙元手中夺回汉家天下，故称“得天下之正”。然而自他以下，除了明成祖还能继承馀烈，实际上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明朝末年，社会之黑暗，人性之邪恶，实际已无法收拾。袁黄《了凡四训》第三篇《积善之方》特别说“吾辈处末世”，已隐晦指出这种现实。因为此处“末世”，一般可作二种解释：一指王朝衰亡时期，如《易·系辞下》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一指佛教“末法时代”，也就是佛法的衰微时期，如《隋书·经籍志四》：“然佛所説，我灭度后，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均指行将灭亡时期。刘宗周《刘蕺山集》卷六《复周生》书更称：“嗟乎！时事日非，斯道阻丧，亟争之而败，缓调之而亦败，虽有子房，无从借今日之箸，有载胥及溺而已！”“载胥及溺”出《诗·大雅·桑柔》，连接前文，意思是说，到了这一步，谁也没有办法，只能大家一起落水淹死。这就是明朝末年出现这么多“劝善书”的独特背景！当然，这么多“劝善书”的出现，并不能挽救明朝的灭亡。明朝亡国之惨，也为史所罕见，朱家子孙几十万，被农民军和满清军诛杀几无噍类。“劝善书”的作用，是在大灾大难之际，呼唤和释放人们内心深处的善念，尽量减少彼此的伤害。
综观上述，可以看出，嘉善对“善学”与“善文化”情有独钟，是有历史渊源的。从陆贽弘扬民本主义思想，到嘉善以“地嘉人善”建县，再到袁黄撰写《了凡四训》，这种“善学”与“善文化”一直不断传承与发展。
《陆贽评传》修订版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