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忆民盟先贤史良

1986年的春天，我在《解放前上海民盟的斗争》一书中读到了史良在1948年6月2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万人大会上的即席演讲：“诸位同学，你们是爱国者，爱国是无罪的。诸位不要害怕，我愿意做你们的义务律师。如果抓你们坐牢，我和你们一起去坐牢！”这段话让我对史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以后，我先后参加了民盟上海市组织地方志编撰、救国会七君子纪念群像揭幕、史良在沪旧居揭牌等，并对史良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今年是史良诞辰120周年，此时回眸史良，当有特别的意义。

三个第一 空前绝后

1941年3月，民盟成立时叫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于这个名称，梁漱溟在为《光明报》写的社论中讲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党派的联合”。梁先生说的“许多党派”是指国民党、共产党之外的其他政治团体，比如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1946年改名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改名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等。当时，这个政团同盟没有一个女性，一直到了1942年1月，救国会正式加入民盟，这才有了第一位女性民盟盟员——史良。

史良不仅是民盟第一位女盟员，还是第一位民盟中央常委。1945年10月前，民盟33位中央委员中没有一位是女性。直到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产生的66位中央委员中出现了史良、刘清扬、李文宜3位女性，在18位中央常委中，有了史良的名字。

时隔34年，1979年10月，史良在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主席。她是民盟第一位女主席。

这三个第一，在民盟，可谓空前绝后。

追求真正的民主

1936年4日16日，彭子冈步履轻盈地走进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553弄1号）史良律师事务所，一眼扫去，办公桌上的那个银盾跃入眼帘，上面刻着“人权保障”4个字。

作为律师，史良有两个特点：一是为妇女打抱不平，二是为政治犯奔波。

“七君子之狱”发生后，史良说：“前后七个月，是我一生活动中最忙碌的时刻之一。因为我和这些女犯朝夕相处，就很自然地成了她们的义务律师，她们每个人的案情，我都熟悉极了。我帮助她们每一个人研究案情，告诉她们辩护的方法。在这些女犯中，有一部分不识字的，我又成了她们的义务教师，许多不识字的女犯在我离开的时候，已经能够大体看懂报纸了。”

史良和中共的关系始于营救政治犯。1967年，身处逆境的史良，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在执行律师业务的第二年，通过事务所秘书郑观松（前法科大学同学）介绍来许多共产党的案件，而且办理每一案件的时候，一定有人前来说明这个案子的重要性，当时被捕的经过，并提出有利于被告的证明，供我开庭时采用。在法租界马浪路有一家酒店，是中共的交通站，出面的老板为佘书山，经常和我联系。”这一时期，史良营救过艾芜、熊瑾玎、邓中夏、任白戈等人。1985年9月6日史良逝世后，当年被她营救的陈卓坤特地赠送5尺长的白布，上面写着“永远不能忘记在法庭上为党的辩护人形象”。

除此之外，她抗战时期在重庆发表的言论，足以证明她是一位民主使者。比如她1945年在“三八”纪念会上，以《妇女与民主》为题发表演讲：“民主是做人的道理，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人生哲学。民主的意义不单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它的基本意义就是‘我是人，大家是人，我尊重自己意见，也尊重别人意见’……我们要争取真正的民主，不要做国家的奴隶。我们要把国家打造成乐园，不要把国家成为自己的牢监！”

没有官架子 没有衙门气

除了天资聪慧，史良还有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

论天份，史良出类拔萃。据说，这个世上有两种职业须有超强的记忆力：医生和律师。史良当律师的那个年代，熟知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史良不仅熟知，还能够背诵。至于口才，她当年在法庭面对“七君子”案审判时表现出的机智果敢便是证明。

说到反抗精神，早在7岁时，史良便以绝食反抗父母将她许配给有钱人家。小学三年级，她又领着同学驱逐了一个不学无术的教员。五四运动时期，她是常州3所最高学府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同学们说她宣传鼓动力极强，使学潮的带头人。这种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出色的宣传鼓动力，使她成为后来的“七君子”之一，从而成为领导民族独立、人民翻身的共产党人战友的根基。

之所以用“根基”这个词，是因为它除了有“基础”之意外，还包含了品行。当年，史良有带花园的洋房，有汽车、花匠和厨师，一个官司便可得到南京西路现上海评弹团所在的楼房和院子，外加七浦路沿街十几幢石库门住宅。但她为了理想宁愿舍弃一切。更难能可贵的是，人们在这个新中国第一任司法部部长、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身上，看不到任何官架子，嗅不出一丝一毫的衙门气。这正是用贤达来表述她本性的原因所在。

原标题：《钩沉｜忆民盟先贤史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