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防疫调研｜透视方舱医院中的医患关系

3月10日，在武昌方舱医院，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列队准备出舱。  新华社 图

方舱医院是疫情的直接前哨站，是最早可以看到胜利曙光的地方。3月10日武汉方舱医院全部休舱，意味着武汉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胜利，也意味着方舱医院模式为抗击疫情的“中国之治”增添了新经验。方舱医院带来的新型医患共同体关系值得深入分析。

方舱医院中的新型医患关系

复盘方舱医院构建新型医患共同体的具体做法，大体可归纳为“保障基础性资源配备、创立网格化管理体系、塑造共治型医患关系”这三大部分。

基础性资源是支撑方舱医院系统运作、联结医患关系的重要支柱，也是医患共同体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主要包括“生活资源”和“医疗资源”两个方面。基础性生活资源的配备，主要包括病床保障、卫生保障和餐食保障。基础性医疗资源的配备，主要包括药物和医疗保障。医护力量配比悬殊、难以提供足够药物治疗，容易激化病患不满情绪。虽然药物和医疗对于患者感染的肺炎仅起到辅助作用，但为患者心理传递一种“安全感”则显得更加关键。在方舱医院组建初期，这两个方面的供应不足和供应不畅，是激化病患不满和逃离情绪、引发外界负面猜测的主要因素。而在方舱医院这种敞开式空间内，大面积的公共区域一旦发生纠纷，很容易演化为失控的群体性事件。因此，保障基础性资源的配备，对于确保舱内社群的基本安定、维系方舱医院各系统的正常运营至关重要。

而创立网格化管理体系，则是为掌控舱内社群、提供精准服务预备坐标定位。方舱医院选择拥有大通层、高层高的大型独立建筑，如展馆、体育馆、仓库和废弃厂房。这样的连通空间如果缺少足够的隔断和分区，一方面不利于院感控制，另一方面也让患者因缺少相对独立的空间单元而恐惧交叉感染，因男女混住而担心个人生活隐私无法保障等问题，同时还会让舱内管理缺少组织抓手。因此，将方舱空间隔断分区，创立网格化的属地管理体系，是实施有组织精细管理的必要前提，与“医患联管”模式的建立直接对接。

共治型医患关系的构建方式，则由稳控病患情绪的“融媒传播”、畅通医患关系的“有求必应”、共创社群秩序的“医患联管”以及同享向上生活的“动静相宜”等若干机制相互衔接组合而成。其中，“融媒传播”重在对纸媒、网媒和舱内广播的融合使用，分别是消除医患信息沟、撼动社会舆论、有效稳控病患集体情绪的必要武器。

相比于融媒传播的信息单向输出，方舱社区着力构筑医患互动的双向信息流动机制。患者反馈渠道的缺失，将导致负面情绪积压在病区。畅通医患联系、确保医护人员对病患有求必应的主要做法，是建立微信“医患沟通群”。患者、医护人员、社工、志愿者和心理医生都在“医患沟通群”里。患者可在微信群中直接提出意见，由相关人员尽快解决问题。

医患联管模式的实施，以舱内的网格化管理体系为依托，以“党群共建、患者自治”为主要组织形式。从组织过程上看，病友的党组织是被医护人员的党组织筛选和组织动员起来的。方舱医院临时党委组织体系的建立，意味着在党员群体内部打通医患关系，医患联管机制首先在党员群体中得以实现。在党员群体的示范带动作用下，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也参与到病区管理中来，加入志愿者行列，进而形成“党群共建”管理状态。

方舱医院对确诊轻症患者的治疗方案并不复杂，这意味着舱内患者每天有需要打发的大量时间。患者面临如何安排“生活治理”问题。方舱生活本身是沉闷的，呈现出琐碎性、反复性、分散性的特征。在治疗方式并不复杂的情况下，方舱病患需要静养，但也不能整日躺在床上只静不动。医患共同体的功能之一，就是将琐碎分散的舱内生活时间有效组织起来，赋予舱内生活张弛有度、动静相宜的节奏感，为深陷恐慌和不安的病患营造健康向上的生活氛围。

医院与社区的双重属性

总体来看，方舱医院的医患共同体构建之所以成为可能，与方舱医院的内在属性息息相关。

方舱医院的物理本质是“移动医院”。建设的高速度、低成本、高效益是方舱的优势，使方舱的条件与常规医院的病房相比相对简陋。但方舱毕竟不是简单的隔离点，更不是“集中营”、“难民营”。方舱是可以快速拼接、快速移动的医疗单元，是从军队方舱医院概念延伸而来的集中医疗模式，除了床位以外，还设有护士站、抢救室、CT检测室，配备生化检测、放射检测、病原学检测等医学检查检验设备，可随时监测患者情况。在新冠肺炎还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方舱医院不仅发挥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的作用，还对病患给予医疗照顾，达到救治病患的目标。如果病情加重，就有医护人员进行识别，及时转诊定点医院。

不过，方舱医院也不是纯粹的医院，而是兼具医院与社区的性质和功能。准确来讲，方舱医院的运营特质是“医疗社区”。“社区”为主，“医疗”为辅，这与方舱医院收治的医疗对象有关。方舱医院主要用于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因此构成分级诊疗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在确保确诊患者集中收治、应收尽收的同时，型塑重症轻症分流机制。轻症患者的特殊性表现为两点：一是，病人可以自理，有足够的行动能力；二是，必要的医疗护理相对简单，仅需给予口服药、肌肉注射。大部分轻症患者只需按时服药、静养休息。轻症患者的特殊性，使得方舱医院的身体治疗功能退居其次，医患间、病友间的协力互助，以及具有心理疗愈功能的人文关怀，则显得尤为重要。

在“医院”与“社区”的双重属性之下，方舱中的病患不仅在接受隔离，还在接受一定程度的辅助治疗，但保持稳定的心理健康状况则更为重要；方舱中的医护人员不仅扮演治疗者的角色，更多则是发挥管理者、组织者的作用，“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成为对他们职能的精准概括。

医患共同体得以构建五个要素

提升病患对方舱医院的认同度和归属感，在心理上缓解病患的压力和焦躁情绪，在方舱医院内构建医患共同体极有必要。大概以下五个条件是其必要支撑。

首先，医护工作超越职业伦理。

方舱医院内各医疗队的医护人员，暂时舍弃自己对家庭的牵挂和对亲人的眷恋，冒着被感染乃至失去生命的风险来到抗疫一线从事医护工作，其行为并非遵循基于职业伦理的等价交换逻辑，而是始于超越职业伦理的“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同时，其行为亦非受到上下级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牵制。在疫情面前，医护人员之间消弭了上下级之别，只剩下平等的“战友”关系。共同解决困难的统一目标，将医疗队内部紧紧凝聚在一起，也将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医疗队紧紧统合在一起。

其次，医患关系超越市场逻辑。

方舱医院本身的公益性、方舱医院为医患双方提供的长期相处时间，以及轻症病患的行动自主和思想独立，这些要素共同型塑出医患间新的相处模式。护理人员基本无时无刻都和病患在一起，与病患同吃、同住、同行。较少的治疗工作，使医患之间拥有更多的时间相互交流，使医护人员有能力花费足够的精力聚焦于缓解病患精神压力、安抚病患焦躁情绪的工作。同时，打扫卫生、消毒作业、搬运盒饭、代购物资、提醒病患吃药吃水果，甚至帮忙联系亲人、向社区反映患者家庭成员的需求，也都成了医护人员的工作。“家庭医生+保姆+联络官”的工作内容打破了医生的职能边界，再定义了“医护人员”的角色意涵。医患之间不再是被市场和资本所奴役的利益关系，取代相互猜疑的是病患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感和感恩心理、医护人员增强的职业自豪感和荣誉感。

第三，患患关系突显平等共情。

经过在同一个放舱空间中的朝夕相处，病患之间能够熟悉对方的品性和疫情中经历的故事。加上方舱内患者病症相差无几，都在接受一样的治疗、睡着一样的床位，也不存在特权和特需病房、高干病房之类的特殊化待遇，这种方舱医院中的“平等主义”使患者群体形成同病相怜的连带感和同理心。

第四，患者职业成为人力资源。

方舱医院的患者中，包含有曾在社区一线承担防疫工作的基层领导干部、曾在街道派出所执行治安维持任务的民警和辅警等等。患者中这些拥有特殊身份的群体，由于其职业就是在基层与群众打交道，他们在协助医护人员查房、与病患交流谈心、帮助分发食物之外，更善于协助医护人员维持秩序，为病友解决小麻烦、调解小纠纷、处理小摩擦。这些拥有丰富基层管理经验的患者群体，将成为协助医护人员治理病区的得力助手和顾问。

最后，党员群体发挥压舱石作用。

党员群体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特别在方舱医院运营初期，基础性资源配备有待改善、各子系统间的衔接工作有待磨合的情况下，组建基层党组织，能够有效激活病患党员的责任意识，促使党员群体积极完成对舱内社会的组织、动员和教育工作，主动维护舱内社群的稳定大局。

以上五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使构建医患共同体成为可能。当病患彼此间的距离被拉进，被舱内向上的生活氛围所感染，共同体内部就会生产出延伸向舱外未来生活的长久且亲密的人际关系，比如恋人关系、闺蜜关系、兄弟关系等等。这些人际关系的出现，是舱内医患共同体构建成功的标志，也是医患共同体留下的美好见证。

在新冠病毒呈现向全世界蔓延趋势的今日，方舱模式所承载的中国治疫模式，是世界战疫的重要参考。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将方舱医院所展示的医患共同体关系延续到常态社会之中，是一项意义深远的课题。我们确实看到公立医院就是“政府的第二支部队”。重新审视医改方向，加大对公立医院的建设与投入，也许才能夯实中国在卫生防疫方面的治理根基。

（作者冯川系武汉方舱医院机制创新及效果评估研究课题组成员，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