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日本地震九周年：它改变了什么，又没改变什么
在“3·11”地震九周年之际，我们专访了作者帕里。回望既往历史，又站在如今抗击新冠的关口，我们如何理解灾难、如何从中修复自身？而付出惨痛代价后，我们还能从灾难中认知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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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日本的灾难，和灾难中的变与不变
1986年，为了寻求新奇和冒险，17岁的高中生理查德·劳埃德·帕里（Richard Lloyd Parry）第一次来到日本。当时他不会说日语，在日本也几乎不认识一个人，而日本正处在“泡沫”经济的巅峰，东京短暂地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城市。
“东京如此巨大，同时又难以理解，与我的孤独产生某种共鸣。在金钱的作用下，老街区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钢筋玻璃构建的新世界。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光鲜亮丽，令人眼花缭乱，同时又脆弱得如一张薄纸。我兴奋得难以自抑，感觉这座城市真的在颤动，而且随时可能倒塌。”理查德·帕里回忆道。
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发生两天后，牛津大学毕业生理查德·帕里以英国《独立报》记者身份定居东京。那一年的日本大事不断，阪神大地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纪念、大和证券和住友公司爆出丑闻等，年轻记者帕里对此感到非常兴奋。
自那以后，帕里一直在新闻业工作，并从《独立报》转到《泰晤士报》。现在，他是《泰晤士报》亚洲主编兼东京分社社长，长期关注亚洲变化，曾报道过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的垮台、东帝汶独立公投后的暴力事件、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等，著有《疯狂之时》（In the Time of Madness）、《吞噬黑暗的人》（People Who Eat Darkness）等。
不过，回顾20多年的新闻生涯，帕里印象最深刻的事件是2011年3月11日的东日本大地震。
这场地震是已知的在日本发生的最大一次地震。它的猛烈冲击使地轴偏移6.5英寸，也让日本向美洲大陆方向移动了13英尺。而在随之而来的海啸中，有1.8万人失去生命。海啸最高时达到120英尺，导致近50万人流离失所。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三个核反应堆熔化，放射性物质泄漏，污染了整片区域，这是自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来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地震和海啸造成的损失高达2100亿美元，是迄今为止造成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这也是日本自二战以来遭遇的最严重危机。它终结了一任首相的政治生涯，而在2011年之后的2年内，日本换了2名首相。海啸造成的破坏扰乱了世界上一些巨头企业的生产。核灾难则导致供电中断数周，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也因为如此，日本剩余的全部50个核反应堆都被关闭。同时，数十万人（如大江健三郎、坂本龙一）走上街头进行反核游行。福岛核泄漏事件还让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国政府纷纷放弃兴建核电站。核电站附近的土地在未来几十年里将持续受到污染。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大灾难，改变了日本。
回顾日本历史，许多人认为，巨大的外部打击会促使日本的发展方向产生决定性转向。比如19世纪时，面临成为殖民地的威胁，日本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中几乎一夕之间放弃封建制度，走向富强。在“二战”战败之后，日本马上选择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实现其成为“伟大国家”的目标，经济腾飞。
最近这些年，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日本1990年爆发的经济危机被看作是两大足以推进日本激进变革的事件。但是，《金融时报》前东京分社社长及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在《日本：生存的艺术》一书中称，无论是中国的崛起还是日本的衰落，都没有引发如1868年和1945年那样气势磅礴的决定性转向。
因此，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约翰·W.道尔（John W. Dower）对戴维·皮林说：“那么大海啸呢？它能否撬开一个‘口子’，迫使日本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呢？日本能否再次成功转型？”
和约翰·W.道尔类似，帕里也想知道：这场新灾难是否会演变成一种力量，把日本从政治和经济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帕里都没找到讲述和探究这场灾难的合适方式，直到他遇到了大川小学的故事。
位于日本东北部石卷市的大川小学一共有108个学生，海啸发生时有78个孩子在学校，其中74个孩子以及11个老师中的10个都不幸遇难。一些家长认为，学校、教育委员会和市政府要对这场灾难负责，他们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玩忽职守”。
地震发生在下午2：46，学校的钟最终停留在了下午3：37，也就是大水淹没教学楼导致电路中断的时间。家长们想知道，从地震发生到海啸来袭的这段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它最后存在的51分钟里，大川小学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也是大川小学悲剧的关键问题所在。家长和帕里对这个问题的探寻过程，正好也体现了东日本大地震给日本带来的变与不变。
帕里用平静的小说式笔触，讲述了一个个逝者和生者的故事，使读者能够“想象真实”，感受灾难所带来的切肤之痛，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同时，他也收起自己的同情心，从一个安全距离探讨悲剧带来的伤痛，并以旁观者角度展开冷静、穿透表象的观察。
有意思的是，他和同为非虚构作家的何伟(Peter Hessler)一样，热衷通过语言剖析所在国的文化和心理。这也是帕里反思日本最深刻的地方，认为日本不变的文化影响了他们面对灾难的态度。
比如他在书中曾对忍耐（nintai）、坚忍（gaman）做过阐释。在他看来，日本人崇尚忍耐（nintai）或坚忍（gaman），表现为不同形式的耐力、耐心和毅力。报道这场灾难的外国记者都喜欢用“斯多葛主义”来形容幸存者，但是日式的坚忍并不是一种哲学概念。传统释义无法体现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被动和自我克制，坚忍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与集体缺乏自尊没有什么区别。在那场灾难过后的最初几天里，坚忍就是将混乱不堪的难民团结在一起的力量，但也正是这种力量阉割了政治，让日本人觉得个人权力无用，对国家的困境也不用承担个人责任。
这种“坚忍”文化和日本人对议会政治的冷漠、厌恶和顺从相结合，造成了另一种灾难。一方面，海啸摧毁家园后，幸存者迅速行动和组织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对官方援助不抱希望，但这种低期望值长期下来会损害民主制度。
“日本的政治本身就像一场自然灾害，而日本人就是无助的受害者，它就是超出普通人影响力的普遍不幸，人只能无助地接受和容忍。”帕里写道。
加油（Ganbarō）是和“坚忍”相关的一个词。当时，日本到处都可以听到“加油”的口号，往往来自那些未受海啸影响的绝大多数日本人，号召大家团结一致。但是，帕里对此感到不解。他觉得，加油（Ganbarō）是一个鼓励人们克服困难和挑战的劝勉之词，作为一种表达同情的方式显得有些奇怪，更不用说用来表达哀悼之情。
“让刚刚失去家园和亲人的人像马拉松运动员那样坚持到底，真的是一种安慰吗？在我看来，加油这个词背后的意思是说，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从长远来看是有好处的，而这削弱了对那些蒙受苦难的人所表达的同情。”帕里说。
面对这种文化，他甚至在书里直言不讳地批评道：“我受够了日本人接受现实的态度，厌倦了他们没完没了的坚忍。日本已经拥有足够多的平静和自我约束。他们现在需要紫桃、只野和铃木这样的人：愤怒、严厉、坚决，能够无畏地挺身而出，勇敢斗争，哪怕是与死亡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较量。”
紫桃、只野和铃木等大川小学罹难学生的家长正是日本未来发生变化的希望所在。
2014年3月10日，包含他们在内的23个家庭向仙台地方法院起诉石卷市和宫城县，指控政府玩忽职守，要求向每个死去孩子的家庭赔偿1亿日元。
其中一位家长，40多岁的隆洋对帕里的说法或许可以体现他们的心境：“现在已经死了这么多人，如果他们不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就没法指望他们改变想法或行为。这也是我们要追寻悲剧为何发生的真正原因。如果他们关心这场灾难，却拒绝深入思考，同样的悲剧还会发生。”
2016年10月26日，仙台地方法院做出判决，大川小学的家长打赢官司，获得总额14.3亿日元的赔偿。除去诉讼费，原告能因每个失去的孩子拿到6000万日元的赔偿。
判决书长达87页。它详细调查了老师采取的行动，认为那天下午2：46的地震结束后，他们采取的即时行动没有任何问题。法官坚持认为让孩子待在学校“没有不当之处”。对于他们在操场上等了40分钟，甚至在第一次广播警报后仍原地等待的情况，法官表示，“不能说老师能预见有被海啸袭击的风险”。
但是，到了下午3：30，市政办公室的面包车疾驰而过，疯狂警告说海水正冲毁海边的松林。这时候距离海啸到来只有7分钟。法官认为，老师本应预见巨大的海啸将向大川小学袭来，最终选择大桥旁的交通岛作为疏散地是“不恰当”的。老师本应将孩子疏散到学校后面的山上，通向那里的道路畅通无阻。
不过，帕里也指出了这份判决的不足。
“它没有对时任校长的柏叶在海啸前后的行为发表任何意见，没有让老师为应急手册的漏洞承担责任。对于教育委员会的逃避，以及委员会对孩子采访记录的处理，还有远藤纯二的不实之词等，法院都选择保持沉默。”
几天后，被告宣布将对高等法院的判决提起上诉，原告则以上诉作为回应，理由是判决的损害赔偿金不足。
又过了一年多，2018年4月26日，仙台市高级法院做出新的判决，判市教育委员会和学校存在过失，并要求宫城县与石卷市比一审判决多赔偿1000万日元。
表面上看，这些家长获得了法律上的胜利，但如果就他们想要的真相和正义而言，这场判决或许并未获胜。而且，他们受到灾难后的心理上的创伤可能永远也无法愈合，伴随终生。
其中一位家长只野英昭对帕里说：“就我女儿的死而言，我想我们赢了，但我的儿子哲也和我，我们被打败了。从事情发生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在用谎言和逃避打击我们。这份判决让他们逍遥法外——他们歪曲事实，隐藏证据。绝不该容忍这样的事情，我不希望生活在一个允许这样的事情存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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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报道，核心是人物命运和事件真相
至于灾后人们的心理创伤，相比其他非虚构著作（如约翰·赫西的《广岛》、苏珊·索萨德的《长崎：核劫余生》、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巨浪下的小学》花了不少笔墨讲述鬼魂（ghosts）相关的故事。这些故事初看显得灵异和奇怪，但背后其实反映出日本东北部地区的文化特质与灾后人们精神世界所遭遇的创伤。
海啸过去一年后的一项调查显示，每10个幸存者中就有4个有失眠问题，每5个幸存者中就有1个被抑郁情绪所折磨。酗酒人数激增，患有高血压等与压力相关疾病的人数也突增。由于难以搜集准确数据，很难衡量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以陆前高田市为例，大多数本应参与调查工作的社工都已经被淹死。
帕里觉得，为海啸受害者提供治疗、食物和避难所后，预防焦虑、抑郁和自杀等无形的次生灾害成为当务之急。
他以鬼魂为媒介，探讨了生与死的边界和意涵，暗合书的英文标题——Ghosts of the Tsunami: Death and Life in Japan’s Disaster Zone（海啸鬼魂：日本灾区的死与生）。其中，他着重讲述了“僧侣（Monku）咖啡馆”和“怪谈会”（kaidan-kai）的故事，某种意义上，这些都是一种灾后重建。
“怪谈会”曾是一种流行的夏季娱乐方式，鬼故事给人以愉快的寒意，作用相当于前工业时代的空调，属于日本东北地区丰富文化的一部分。出版人土方正志组织“怪谈会”在现代社区中心和公共会堂举行，并发起怪谈写作比赛。这些故事最后会刊登在土方的杂志上。
“确实有一些人正在经历创伤，如果你的精神健康受到影响，就需要治疗。还有一些人会依赖宗教的力量，那是他们的选择。我们所做的，则是创造一个人们可以接受现实的地方，这个现实就是他们亲眼见证的超自然现象。我们通过文学的力量，提供一种替代方法帮助他人。”土方说。
有意思的是，学者堀田江理（Eri Hotta）将鬼魂隐喻化，认为大川小学的家长需要面对“强大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鬼魂”。“在19世纪日本追赶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这一意识形态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它将人民看作国家的公仆，那些批评官方的人或被看作制造麻烦的人，或被看作应该受到排挤的自私的闹事者。尽管在二战中推行这一意识形态的官僚给日本带来灾难，但这一鬼魂却仍然在饱受破坏的日本存活下来。”她在《卫报》的书评中写道。
不过，和帕里一样，堀田江理也从不变中看到变的希望。她在文章中提及：“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刚刚起步的日本公民社会正在考虑采用何种宪法，经历了60年代内战在东北地区造成的贫穷、滞后和血腥战败的东北思想家展开了一场草根辩论。他们当时辩论的许多话题与当今社会仍然息息相关。在所有由东北地区激发的民主运动中，《五日市宪法》仍然值得注意。这是一份1881年由东北人千叶卓三郎起草的宪法提案，一半内容都与人民的权利相关。如今，东北地区以及整个日本都应该在千叶这样的改革者身上寻找变革的灵感。”
尽管帕里关注鬼魂，但究其根本，《巨浪下的小学》和所有关于灾难的优秀非虚构作品一样，关注的核心还是个人的命运和事件的真相。
当然，中国也不例外。比如在唐山大地震发生10年后，时任《解放军报》的记者钱钢于1986年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唐山大地震》。一个月后，同名图书出版。两者共同引爆市场。其中，图书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86年全国十大畅销书奖”和“1987年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等奖项。杂志连同书，当时销量达七八十万册。
现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的钱钢曾对我解释过《唐山大地震》的畅销原因：“那个时候，其实整个社会对于任何事情的真相相当的饥渴。1976年以后，从前被遮蔽和掩盖的很多事情，人们需要知道。所以，作家理由说‘这是一个冰冻新闻的解冻效应’。它是新闻，但它是十年以前的新闻。因为它被封冻，冻在冰箱里面了。现在拿出来解冻，一解冻后就引起了解冻效应。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从前宣传的核心不是灾民，不是老百姓，不是灾难中人的命运，而是救灾，是外面的给予。外面的给予可以上升，可以拔高。对于受灾受难的人本身，其实报道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能够做就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巨浪下的小学》英文版出版时间是在2017年，帕里当时认为，海啸过后的几年时间里，日本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但结果是让民众因此失去而不是获得力量和信心。其中部分原因是整个东亚地区都变得越来越不安稳——朝鲜的咄咄逼人，还有中国的自信满满。但关键还是在于日本领导层与其所应该代表的民众之间地隔阂越来越大。
这几年，面对复杂紧张的东亚和太平洋国际关系与自身困境，日本也在不断变化。
2019年，明仁天皇改变传统，提前退位，日本的年号也从“平成”改成“令和”。这是日本1300年来第一次不化用自中国典籍，取自一本8世纪的日本诗歌集《万叶集》的年号。
2020年，尽管新冠疫情波及日本，但日本官方宣称会如期举办东京奥运会，并对其寄予厚望。这也是时隔56年夏季奥运会重回东京。一些人认为，奥运会能够给日本带来新生机遇，让日本人发自内心地感受到日本还是具有活力的。
2020年3月9日，临近“3·11”日本大地震九周年之际，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回复了《智族GQ》的邮件采访，谈了那场灾难给日本带来的变与不变等话题。
“日本在表面上变化很大，但令人惊讶的是，在本质上变化很小。”
以下为《智族GQ》与理查德·劳埃德·帕里（Richard Lloyd Parry）的访谈节录。
“持续性的伤害存在人们的头脑中”
Q=《智族GQ》
R=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Richard Lloyd Parry）
Q：在《巨浪下的小学》中，你说：“构成灾难的事件是如此多样，其影响力也如此巨大，我从未觉得自己是在进行公正的报道……在后来的几年里，我遇到了很多幸存者，听说了很多有关海啸的故事。但只有大川让我回去了一遍又一遍。正是在那里，在那所学校中，我学会了如何去想象。”关于3·11事件，为什么最后你决定选择大川作为写作对象？
R：在为《泰晤士报》做报道的时候，我很早就意识到海啸是一个巨大事件，需要用一本书来讨论。但是，我艰难地找寻一种讲述它的方式。秘诀是找到比较小的关于个体的人类故事，用它来讲述更广阔的故事，包括自然的力量、更大的社区和当局的回应。大川小学的故事符合这些要求。
Q：你说：“在那场灾难过后的最初几天里，坚忍就是将混乱不堪的难民团结在一起的那股力量，但也正是这种力量阉割了政治，让日本人觉得个人权力无用，对国家的困境也不用承担个人责任。”能不能再讲讲日本这种坚忍（gaman）文化所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文化？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R：我不能比我在书中解释得更好了！至于解决办法，我没有。这并不是一个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是日本社会中一个优劣并存的方面。
Q：除了文化，很多人认为日本官僚组织也应为3·11的灾难负责。想问问你如何看待日本官僚组织在应对灾难时的表现？
R：一如既往，不能一概而论。海啸过后，许多日本官员做了英勇和自我牺牲的工作。这些毫无疑问减轻了许多苦难，挽救了生命。但是，这不是全部。我在《巨浪下的小学》里写到的石卷市教育委员会就没有对大川小学的父母尽到责任。
Q：《巨浪下的小学》讲了很多鬼魂（ghosts）故事。为什么你会写那么多鬼魂？好像是你觉得写鬼魂其实是在写日本文化和灾后人们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R：我个人不相信超自然的客观现实，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体验对那些经历过的人来说非常真实。你可以用不同方式理解这些鬼故事。对一些人来说，它们是人类死后生存的证据。对我来说，它们是另外一种东西——不仅是个人或受灾社区，而是整个地区遭受心理创伤的症状。
Q：你不信鬼魂，但是你在书中谈到了生死观。你说：“‘地震’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事情，即平庸地死亡的必然性。我们不知道它何时到来，但我们知道它终将到来。我们以周密巧妙的预防措施来避难，但最终不过是白费力气。即使不去想它，它也牵动着我们的思绪，不久之后，它似乎就定义了我们的存在。”所以我比较好奇，日本的经历改变了你对死亡的看法了吗？能不能讲讲你如何看待生与死？
R：这个问题很难简单回答。也许我能说的是，不管多么可怕，正是死亡使生命成为可能。
Q：鬼魂其实也是日本灾后重建的一部分，比如你书里提到了僧侣咖啡馆和怪谈会，所以你能不能讲讲你对日本灾后重建的看法？
R：如果你现在去受灾地区，你不会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灾难。物质损失已经恢复，人们的物质需求已经或多或少得到满足，但是，持续性的伤害存在人们的头脑中。
Q：你在书的开篇说3·11有两场灾难，第一场是海啸，第二场是福岛的核灾难。我比较好奇，为什么你没写福岛的核灾难？怎么看日本核能的使用和灾难后日本兴起的反核运动？
R：福岛的灾难是由海啸引发的，但它是独立的，并且有很多关于它的报道。我觉得海啸的受难者人数多得多，但他们却被忽视了。
关于核能的使用，赞成和反对的理由都有，问题很复杂。但是，像日本这样容易发生地震的国家，我觉得不应该有核反应堆。
Q：关于灾难，我想起了很多好的非虚构，比如约翰·赫西的《广岛》、苏珊·索萨德的《长崎：核劫余生》、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等。我比较好奇，在你看来，什么才是一个好的灾难非虚构作品？我们在报道灾难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R：约翰·赫西的书对我影响很大，尽管广岛当然不是一场自然灾难，而是一场蓄意的战争行为。关于写作灾难或者其他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作者处理语言的方式。
Q：过几天就是3·11九周年的纪念日，如果让你回看这九年，你现在有什么比较大的感受或者想说的东西吗？
R：没什么特别的。在那一天，我一定会记得2011年3月11日所发生的事件，并想起我在日本东北地区认识的人。但是，周年纪念日只是数字，对地面上的人没有什么影响。
Q：这本书英文版的出版时间是2017年，现在3年过去了，如果让你回看，有什么是你当年没写进书里，但现在仍然会不时想起来的事情？
R：我很早就做出决定，主要写他人的经历，而不是自己的故事。我没有详细描述，但记忆犹新的经历是，在海啸发生后的几天里，我来到被毁的城镇和村庄，沉陷在泥泞中。
Q：你1986年来过日本，然后在1995年定居东京。这么多年来，你对日本的情感和认知发生了哪些比较大的变化？你认为日本社会发生了哪些比较大的变化？
R：这也是一个可以构成整本书的问题。简而言之，我已经意识到对日本(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概括没有多大意义，而真正的理解在于，如果人们不是要对一个国家大吹大擂，那就要审视他们国民的个人经历。
日本在表面上变化很大，但令人惊讶的是，在本质上变化很小。
Q：2019年，日本改了年号，明仁天皇宣布退位。最近你也做了一个演讲《明仁天皇与日本的悲伤》（Akihito and the Sorrow of Japan），所以想听听你会如何评价明仁天皇？
R：我向你推荐我的演讲稿，它很快将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网站上发表。
“日本在战后75年的成功中最大的失败之一是它仍然无法与世界上与它有着最密切物理、语言和文化相近性的国家和解。悲剧在于，现在为时已晚。因为每个应为战争承担个人责任的人都死了，或者很快将会死去。没有一个战后政府有信心或勇气实现这一时刻，明仁天皇自定义的宪法保护者角色也使其不可能独自超越宪法限制。最成熟的机会是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失去的。当时，美国占领军拒绝了所有关于废除皇室的提议，其中甚至包括让裕仁天皇为了他儿子下台。所以，人们很容易将明仁天皇去年的退位视为对其已故父亲的一种隐性谴责。”
Q：2020年东京将举办奥运会，很多人对此寄予厚望，认为将改变日本。你怎么看待2020年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的影响？你估计它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日本？
R：如果可以继续，东京奥运会将改变一些直接参与者的生活，并为大公司赚钱。但是，它对整个国家人们生活的持久影响将是微不足道的。
编辑：靳锦
运营编辑：肖呱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