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防疫调研|武汉郊区损失惨重的种养殖户该怎么办

贺海波
2020-03-12 15:46
来源:澎湃新闻

湖北武汉可能还要在一段时期内处于硬核防控阶段。硬核防控是阻断病毒传播的有效手段,但是也阻断了物资流通的渠道,阻断了市郊种养殖户向城市输送肉菜商品的机会与可能性。近两个月来,在农产品生产流通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被取消了。

三个案例

笔者在3月9日调查了武汉市郊区三个种养殖户的情况。

案例一:小型养殖户。李明(化名)养了蛋鸡7000只,肉鸡1万只,鱼40亩。现因出村的道路用铁栅栏或者土堆拦着,鱼苗、饲料运进来很困难。40亩鱼塘无法投放鱼苗。其中通往肉鸡养殖场的路用一人多高的沙土堵死了,行人无法通行,饲料根本运不进去,只好眼睁睁看着肉鸡一批批饿死,截至笔者调研时仅剩80余只。饲料还可以运送到蛋鸡养殖场。但是价钱比平时要高,每吨玉米从2000元涨价到2200元,每吨豆粕从2900元涨到3500元。蛋鸡每天消耗玉米1000斤,豆粕400斤。十天要进一次饲料。每天产蛋300余斤。以前都是蛋贩子到门前收购,现在要送到附近的一个供应点,还要在阻断的地方转车。目前共积压了约100件(注:每件40斤)鸡蛋。访谈结束时,李明说,他只是小型养殖户,疫情之后,可能不会再养鸡了,至于做什么也不知道,只要不饿肚子就行了。

案例二:中型养殖户。杨刚(化名)养了蛋鸡8000只,肉鸡4万只。50多天能出栏的肉鸡喂到80天了。路都封了,饲料进不来,市场不能交易,只能掉着养(少喂点食,不让鸡吃饱),四万只鸡,现在还剩四五千只了。之前让杀,中途又不让宰杀,找农委交涉若干次又同意宰杀了。但是屠宰场漫天要价,以前总费用一只鸡3元多,现在宰杀就要3.5元,再加包装费、运输费、库存费,一只鸡应该在6元左右。按这个价,基本上就送给他们了,于是就放弃了宰杀。活着的继续掉着喂,边死边埋。

十天左右进一次饲料,一次进10吨,转上转下。平常只要请两个人花200元,现在至少要请6个人工,得1000多,还要说好话。饲料价格在猛涨,一箱鸡蛋的包装也涨了一倍,40多斤的鸡蛋,卖100多元。现在喂养8000只蛋鸡,平均一天净亏300至400元。目前已经亏了近50万元。最后,杨刚说,他1995年从事养殖业,干这行25年了,说没感情那是假话,现在心也伤透了,有点心灰意冷,准备改行了。

案例三:大型种养殖户。胡兰英(化名),从2002年开始从事农业,2012年注册的家庭农场,现在是种养结合的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流转土地305亩,每亩年租金300到500元不等。近三十亩白菜苔,二十天前每天可以摘1000斤左右,当时每天只销一两百斤,现在都老在田里了。春节期间,饲料进不来,土鸡饿死了四万多只,后来找农委领导,才让慢慢销售。现在销售方式是社区联系了一部分,一部分通过网上下单,再配送,批零兼营,每天销售两三百只鸡。肉鸡10元/斤,土鸡15元/斤,比平时价还低。急需卖土鸡1.5万只,肉鸡6000只,鸡蛋3万个左右。

以前都是送到四季美蔬菜批发市场,现在四季美主要是联系外地蔬菜,比如山东用大车送过来,然后批出去。并且政府要求居民只能跟超市对接团采,种养户无法向超市供货。一般人很难办出通行证,农场现需要十余个工人喂鸡种菜,但现在根本不让出来。这次受疫情影响,到目前为止总体损失六七十万。

从以上三个案例可见,在这场硬核战“疫”中,武汉郊区所有的种养殖户都损失惨重。他们的生产与销售均出现了购买原料难、雇工难、销售难等困境。

结构性困境

新冠肺炎暴发是束缚市场的肇端。这次疫情,科学防治的有效措施就是隔离。中央指导组驻武汉社区防控组成员说,被确诊的病人在治愈后,要在医院观察14天,然后回到社区家中再隔离观察14天。也就是说,直到最后一个确认病例治愈后,观察隔离28天,如再没有发现新增病例,整个地区才算安全。在这场持久的人民战“疫”中,市场也要服从防控,不能任意妄为。

种养殖户都分散在乡村的边边角角,要穿越大路小路才能与外界联接起来。现在村与村,其至湾与湾之间都设了路障,都是此路不通。种养殖户和全村人相比,毕竟是极少数。所以种养殖户必定要顾防疫的大局,他们的市场无法翻越那层层物理空间的障碍。

其实这样以阻断交通的硬核防控甚为不妥。公安部1月28日就将未经批准擅自设卡拦截、断路阻断交通等定性为违法行为,“要立即报告党委、政府,依法稳妥处置,维护正常交通秩序”。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已在1月29日就下发紧急通知,“禁止采取挖断公路、设置硬性永久隔离等方式中断公路交通”。湖北省农业农村厅1月27日也下发紧急通知,协同有关部门开辟“绿色通道”、设立指定通道、实行“点对点”调运等措施,确保蔬菜、饲料等急需物资调运畅通。既然这些权力部门早就发出指令,那为什么道路仍然不通,是谁在保护这些物理空间障碍呢?是村民自治吗?

疫情防控是以属地管理和战时状态来应对的。在武汉等核心疫区,区街(镇)社区(村)层层签订责任状,为了让战时体制高效运转,纪委监委等执纪机关开展了战时执纪。在网上搜“武汉防疫问责”会看到这样的通报:“新洲区邾城街社区封闭不严格的问题。新洲区邾城街部分小区围挡采取木条、塑料布等简易处理,少数居民破坏封闭设施强行出入,社区封闭形同虚设。邾城街疫情防控指挥部封堵组组长朱某受到政务警告处分,负责封堵的刘集村党总支副书记王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如此问责高压下,谁还顾得了交通部、农业厅,甚至是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禁令呢?自然是首先要做到小区或村湾从物理空间上表现出壁垒森严的状态。

对本地种植、养殖业的冲击,还有一个全国市场的因素。如果武汉居民都吃本地肉菜,就是再壁垒森严也挡不住市场流动。但是其中要害在于武汉受灾了,全国都在向武汉伸出救援之手:比如山东寿光一次性向武汉捐赠350吨蔬菜;桂林一位人大代表个人捐赠22吨蔬菜;雅安某公司董事长捐赠60吨蔬菜;湖南常德某蔬菜专业合作社捐赠菜心20吨;新疆捐赠65.74吨的优质有机牛肉;四川游仙捐赠40吨肉菜;安佑集团捐赠50万元猪肉;湖北五峰捐赠15吨爱心猪肉;西藏林芝捐赠34吨藏香猪肉;内蒙古自治区捐赠40余吨肉类食品;等等。此外,还有国家的储备冻肉投放市场;甚至还有国外的捐赠。这些肉菜一部分流向抗疫前沿阵地各个医院,一部分流向社区居民,还有一部分在大型商超出售。这么多肉菜涌来,自然挤占了本地肉菜市场。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需要长期封闭隔离,以村社甚至小区作为战“疫”的最小治理单元硬核隔离,在严厉问责高压体制下,行政体系成为硬核阻隔的支撑力量,对武汉的本地肉菜生产与销售实现了内部捆绑;而多方救援保障了近千万武汉市民的菜篮子,但对武汉本地肉菜生产与销售实现了外部替代。正是这些结构性因素,层层束缚着本地肉菜的生产与销售,使本地种养殖户陷入深寒季节。

市场的恢复

笔者不是否认各方对处于严重疫情中武汉的肉菜捐赠行为,恰恰相反,笔者认为,这是举国体制中集中能力办大事的集体主义特色的展示,也是中国宏观治理能力的一部分。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应该从防控的阶段性特点出发来判断如何促进肉菜市场向本地种养殖户开放。3月9日全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案例17例,全部为武汉病例。近日武汉市第二次评定无疫情小区3021个,占比42.5%;无疫情村1350个,占比69.5%。以村庄社区为单元来看,武汉很大部分已经是安全区。那么在此情况之下,对于疫情的防控治理就应该从静态防控向动态防控转变,为本地肉菜生产与销售松绑。

首先,分类管理居民。经过近两个月来的硬核隔离,各个村社对治理单元内每个人的健康情况都做到追踪观察,哪些人隔离超过了14天,哪些人的隔离超过了28天,都较清楚。因此,当前在疫情得到控制情况下,对居民可以实现分类管理,对于长期隔离没有问题的劳动力可以办理务工通行证,允许其到村社附近的种养殖场务工。其次,对于超过14天没有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的村湾社区允许拆除部分路障,保持生产性的车辆通行,使种养殖户可以进得了饲料、肥料和种苗,出得了货品。最后,在武汉进一步开放市场,取消居民只能在对应的供货点团购的限制,进一步打造供购平台,健全本地肉菜信息流通机制。只有如此,才能使本地肉菜生产与销售回归到市场经济的稳定状态。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个恒久的话题。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硬核防疫对于本地肉菜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使本地种养殖业遭受巨大损失。随着疫情消退,当前应该实施动态防控,从物理阻隔、人员流动、市场调整、行政问责等方面修改政策,释放本地肉菜市场的活力。

这其中涉及的精准治理问题,也正是中西部地区治理现代化必须要走的路,何不借防控大疫之机,积累一下治理转型的经验呢?

(作者贺海波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田春玲
    校对: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