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伦理与人文之思③｜机器人抗疫的得与失
【编者按】200多年前，康德提出了哲学家要公开利用理性思考公共事务的重要原则，当代哲学家也接受了康德的原则。他们在面对科学、技术、病毒等涉及人类生存和命运的事件时运用自己的理性，提出有启发的哲学洞见。面对新冠病毒的全球性发生，欧洲哲学家的身影频现，如齐泽克、乔吉奥·阿甘本等。他们对疫情之中的恐慌、隔离以及后果提供了哲学分析。本组稿件出于人文与技术融合的原则，从记忆哲学、数据伦理和机器人学等角度讨论与疫情有关的问题，显示当代学人面对疫情的伦理与人文关怀。《疫情之中的情绪与记忆》主要讨论如何理性对待疫情下的诸多情绪及后果；《“信息疫情”的数据伦理学应对》主要探讨如何从数据伦理学的角度应对信息疫情的不良后果；《机器人抗疫的得与失》主要通过总结和反思机器人抗疫使用中的问题以便更好地发挥机器人抗疫的优势。
2020年2月4日，我国工信部发布《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效用协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倡议书》，鼓励用AI为抗疫赋能。在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战役中，高端AI和大数据技术在影像识别、基因测序、蛋白筛选和疫苗开发等领域充当急先锋，机器人则可完成枯燥、繁重、危险或重复性的“脏活累活”。不同层次的智能技术特点各异、各司其职、共同抗疫。现有医疗机器人已可分四大类：手术机器人、康复机器人、辅助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新冠病毒阻击战中，由于医护人手紧张、交叉感染风险高，辅助和服务机器人可扮演“智能苦力”和医护人员“延伸手臂”等重要角色，成为“抗疫特种兵”。
在此次抗疫中，临危受命的国产医疗机器人完成了在国内抗疫史上的规模性首秀，活跃于武汉等地抗疫一线各大医院，成为应用最广、最接地气的智能技术之一，并引起了美、德、日等机器人强国媒体的关注。2014年，美国曾部署消毒机器人防范埃博拉病毒，并在新冠疫情初期使用了远程问诊机器人，但像我国在此次疫情中投入消毒、测温、导诊、宣传、巡控、外呼、远程辅诊、传输或物流甚至烹饪等如此多种类的机器人，在国际上尚无先例。不同国家的机器人应用文化会有所差异。在突发疫情中，我国机器人应用需求大、场景多，按照特定功能研发的机器人种类多，投入实战的速度快，证明了我国形成实用导向型机器人文化的可能性和高新技术应用速度快的特点。合理应用机器人抗疫，不仅有利于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智慧医疗经验，同时也有望在国际范围内作出示范。
机器人抗疫：理论可行性
一是机器人抗疫符合其原始定义和传统定位，出发点不引发伦理责难。机器人英文表达“robot”来源自捷克语“robota”，原意为“劳役”或“苦力”。虽然机器人当今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人们的“助手”甚至“伙伴”，但自当代机器人在现实中出现以来，传统机器人事实上经常承担了“3D”任务，即Dirty肮脏的、Dangerous危险的和Dull枯燥的任务。即便在对机器人极为重视和友好的“机器人王国”日本，机器人也承担福岛核泄漏清理任务。新世纪以来，机器人应用伦理讨论兴起，国内外开始出现未来是否应适当赋予某些社交机器人权利的争论。如将医疗机器人应用于救灾和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则不会引发学界从机器人本身出发的伦理责难，而且人不会在自身难保时谈论机器人权利。此外，此次抗疫与护理人员短缺的养老领域类似，并不涉及机器代人的威胁，机器人反而可解人燃眉之急，因此机器代人的讨论应坚持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
二是机器人是人类科技与想象的物化结晶，是无需代言的科普员。在此次疫情中，轻信谣言和过度恐慌等不理智现象还大量存在；通过疫情这面镜子可看出，不少国人的科学素养与理性思维还亟待提高。3月2日，习近平在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强调，“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在动漫中，为人类而战的机器人阿童木被称为“科学之子”；阿童木虽只是虚构形象，但潜移默化地提升了二战后日本社会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作为科学之子，机器人与人共克时艰，是无需代言的科普员和技术为善的表现，有助于提高大众对科学与理性的认可与尊重。
机器人抗疫：实践必要性
一是机器人完成繁重危险任务，无需披挂即可上阵。虽然机器人在福岛核泄漏灾难中难有重大作为，但医院抗疫对现有机器人技术来说并非遥不可及。在此，人们看到的不是好莱坞电影里的冷血终结者，而是在楼道消毒、物品配送、安防测温等方面的机器劳工。在技术和应用成熟的情况下，它不仅承担3D任务，还能减少交叉感染，堪称“智能苦力”，可帮助医护人员节省时间精力，以便将其投入到更需要专业技术与知识的领域。同时，口罩、护镜和防护服等核心物资短缺是此次抗疫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机器人不占用口罩等物资，还配备多种消毒方式，在技术成熟的情况下可阻断病毒链式扩张。
二是机器人推动“无接触诊疗/配送”，效果已初显。作为医护人员延伸的手臂和眼睛，机器人 初步实现了疫区消毒杀毒与医废转运环节的无人化作业，还可协助医护人员进行体温和血氧测量和非接触（远程）视频问诊。非接触视频问诊尤其适用于传染性疾病救治，既可降低医护人员的感染风险，也可打造可移动智能诊室，进一步推进医疗智能化。
三是机器人先行，为AI赋能的医疗和公共卫生防控体系探路。此次疫情进一步证明了医学科学与技术的重要性，智慧医疗体系也成为大势所趋。近年来一直受国家政策支持的医疗机器人是AI赋能医疗的显性实体之一，是其实用性的试金石。一方面机器人抗疫解决当下部分难题；另一方面还有更长远的意义，即与其它新技术应用共同为AI赋能的医疗和公共卫生防控模式探路和积累经验。
机器人抗疫：三个问题
合理技术赋能，促使机器人等技术在抗疫中发挥应急作用，对抗疫成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此次疫情也是我国智慧医疗与服务型机器人技术的试金石和计划之外的阅兵式。在机器人抗疫前线，三方面问题已显现：
一是机器人抗疫尚缺应急统筹和总体规划。疫情突发后，各地科技公司与时间赛跑，竞相将机器人投入前线，但这种个体行为难以避免地欠缺整体统筹。临时抱佛脚式仓促上阵，不仅是机器人无序应用的表征，也让机器人抗疫效果打了折扣，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轻度泡沫。机器人抗疫并非噱头，而是真枪实战，相关应用不能急于求成。
二是部分技术设计与场景应用磨合不佳。虽已有养老、助老机器人技术作为基础，但机器人抗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磨合和适配周期，而且医疗机器人研发周期长，安全性要求、核心技术门槛和研发成本都相对较高。部分机器人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缓解了医护人员的压力；但也有部分仓促上阵的机器人产品与实际应用场景尚不契合，无法达到开箱即用的适配度，使用和维护过于繁琐，导致不能有效服务医患，还可能会让人对机器人等高新技术产生质疑甚至感到失望。
三是病患或在极端情况下对机器人产生抵触情绪。虽然机器人抗疫的出发点不引发伦理责难，但从效果来看，与病患情感与认知相关的问题值得注意。患者对机器人的态度大致可分四类：一是无特殊想法，二是喜闻乐见，三是理论上可能会对机器人产生情感依赖，四是在急需人际温暖和慰藉时或许会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冰冷机器，进而产生情感抵触或异化心理，特别是当技术不成熟而导致人机交互不畅时。后两点也是机器人养老伦理领域的顾虑，第四点尤其应该避免。在电影《机器人与弗兰克》中，当儿子希望机器人照料弗兰克起居时，后者激动地说：“我没有那么可怜！我不需要该死的机器人喂我吃饭！”科幻情节当然有比现实夸张的一面，但仍提醒我们在人机交互中注意人的情感反应与感知问题。
机器人抗疫：问题对策
此次机器人抗疫是应急之举，问题在所难免；但医疗机器人非一时之需，智慧医疗体系乃是长远之计。只有合理应急和长远规划、突破技术瓶颈、坚持以人为本才能将抗疫和医疗机器人效果最大化。
一是合理应急，长远规划，推进智慧医疗体系建设：1.相关部门可建立跨学科应急决策小组，对技术抗疫做快速统筹，规避资源分配厚此薄彼；2.建立技术后果评估和审核机制，客观评估机器人应用效果，及时改善无序局面；3.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做好高新技术应用预案，将医疗机器人等智能技术纳入医疗战略储备，使其成为疾控体系中的高效元件；4.以机器人抗疫为契机，继续推进AI赋能医疗体系建设，对医疗、抗疫以及养老助老机器人布局做整体、联通和有机规划，促进医疗特殊领域的自动化、智能化和灵活应用程度；5.经此疫情，辅助和服务型机器人迎来机遇期，或成医疗机器人界“新宠儿”，志愿应急未来会转变成商业竞争。在未来应用规模扩大化过程中，科学规划和引导非常重要。
二是鼓励研发，提高性能，寻求突破技术“鲁棒性”瓶颈。在某些抗疫场合，机器人已切实发挥了作用，但部分愿景对技术成熟度依赖性很高。现有部分机器人尚存核心技术短板，突破现有瓶颈、提高普遍适用性仍然任重道远。切实提高人机协作技术的智能性、实用性和“鲁棒性”（即在异常和危险情况下系统生存的能力），解决人机融合智能与深度态势感知问题，将机器人技术与医学、神经科学和材料学等糅合发展，才能确保机器人在不可预测的抗疫现场应对复杂医疗任务，并在疫情过后仍能在综合性医院、社区医院或养老院继续服役。
三是以人为本，服务患者，促进技术开发与人文关怀携手共进。粗放式人机交互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这要求机器人功能和外观设计注重细节，以医生-机器人-患者三者和谐交互为目标，并将医患交流习惯、患者情绪与反应等纳入技术设计考量，提高人性化程度。技术人员可将娱乐互动和情感交互等模块植入机器人，例如机器人可通过唱歌、讲笑话和引导做操等社交功能，缓解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与病患的紧张情绪。此外，其它机器人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如人机医疗事故责任和患者的隐私安全等，也应在医疗机器人伦理范畴下得到重视。医疗领域的人机协作还会不断升级，而相关伦理讨论更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