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伦理与人文之思①｜疫情之中的情绪与记忆
【编者按】200多年前，康德提出了哲学家要公开利用理性思考公共事务的重要原则，当代哲学家也接受了康德的原则。他们在面对科学、技术、病毒等涉及人类生存和命运的事件时运用自己的理性，提出有启发的哲学洞见。面对新冠病毒的全球性发生，欧洲哲学家的身影频现，如齐泽克、乔吉奥·阿甘本等。他们对疫情之中的恐慌、隔离以及后果提供了哲学分析。本组稿件出于人文与技术融合的原则，从记忆哲学、数据伦理和机器人学等角度讨论与疫情有关的问题，显示当代学人面对疫情的伦理与人文关怀。《疫情之中的情绪与记忆》主要讨论如何理性对待疫情下的诸多情绪及后果；《“信息疫情”的数据伦理学应对》主要探讨如何从数据伦理学的角度应对信息疫情的不良后果；《机器人抗疫的得与失》主要通过总结和反思机器人抗疫使用中的问题以便更好地发挥机器人抗疫的优势。
如今，新冠肺炎已经演化为全球性灾难事件，根据世卫组织2020年3月4日发布的新冠肺炎报告，中国境外共76国出现了确证病例。在这一事件背景下，个体情绪和集体情绪正在发生着变更。有份关于国内情绪相关词汇声量变化的调研报告显示：恐慌、希望和无聊是疫情早期和目前出现最多的情绪状态（知微数据，2020.2.22）。还有报告把疫情情绪区分为正面和负面（玉渊谭天威信公众号，2020.1.31）。可以说，全球化疫情之下人们的情绪正在经历多元形式：漠视、如临大敌、恐慌、抗争、希望、无聊、敌视等等。那么如何理性对待这些情绪呢？日常的思路是持有正面情绪，减少和消除负面情绪。但是这种思路却是简化了情绪的构成，本文将试图从恐慌这一主要情绪进行阐述说明。
恐慌：哲学家眼中的主要情绪
当灾难降临，生命本能会让人们产生恐慌，并寻找保全生命的对策。所以，恐慌是主要情绪之一，需要加以理性认识。最近一些欧洲哲学家讨论新冠疫情的文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恐慌的关注和分析。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清晰的种族主义元素到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歇斯底里”》描述了灾难之下的两种恐慌类型：一是地区性的灾难会引发全球性的恐慌。“我们的世界联系地越是紧密，一个地区性的灾难越是能引发全球性恐惧，最终导致一个大灾难。”二是对病毒的无知会导致恐慌。“那我们如何与病毒作战，它仅是以一种古怪不可见的寄生方式繁殖，其精确的机制基本不为人知？正是这种知识的缺乏导致了恐慌。”（见澎湃新闻，2020.2.4）；意大利哲学家马西莫·卡奇亚里（Massimo Cacciari）在《新冠病毒与全体封锁的幻觉》中转述了先辈面对巨大危险时的恐慌，对于当下人们来说，需要做的是“我们必须审慎、克制地面对它，避免恐慌的“感染”。” （见澎湃新闻，2020.3.2） ；乔吉奥·阿甘本在《由无端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也指出，“恐惧状态在个体意识中的扩散愈发明显，并转变为对集体恐慌状态的真正需求。” （见澎湃新闻，2020.2.25）欧洲哲学家对灾难恐慌的分析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1）恐慌与恐惧尚待澄清；（3）恐慌是可染的和可消除的；（2）全球性恐慌或者集体恐慌需要加以关注。我们接下来将拓展对恐慌的认识，感受、认知和记忆成为恐慌产生的三个重要因素。
感受、认知与记忆：恐慌的三种源头
此次病毒疫情集中爆发在武汉，处于整个武汉的人以一种切身的方式经历了病毒侵袭，很多人感染病毒因此失去生命，很多人经历了生死丧亲的极大伤痛。随后在76个国家爆发的疫情让这些地区的人成为不同程度的受害者。他们以切身体验的方式在疫情之中，这种基于切身感知的恐慌是直接的、体验式的。恐慌会强化人们对于灾害事件的记忆，从而产生极深的创伤记忆。
对于那些远离疫区的人们来说，他们会从不同的文本信息上认识到灾难带来的伤害。各种社交媒体的瞬时报道、平台消息不停地冲击着人们从而产生不一样的恐慌。此时的恐慌并不是基于亲身感受的，而与认知和记忆有着较大的关系。当涉及与认知有关的恐慌时，需要区分三种不同的状态：基于无知的恐慌、基于不确定认知的恐慌和基于确证认知的恐慌。当人们对于新冠病毒的病理、宿主、传播过程、疾病严重性等还不了解，这就会产生无知的恐慌。无知的恐慌状态可以通过科学理性来加以消除。从知识层面看，当科学家通过研究对新冠病毒的病理、宿主、传播过程等有了正确的认识，能够生产出确证的知识就有可能会消除人类整体对于病毒的恐慌；从医疗层面看，当医生借助人工智能进行辅助诊断、影像分析和药物研发，就可以增强人们对于疾病治疗的信心；从公众层面看，如果通过有效的科普渠道将科学知识普及开来，公众的科学素养获得提升，这种无知导致的恐慌会逐渐消除。比如公众担心新冠病毒本身会变异，变得危险。后来中国-世卫联合专家组发布报告“新冠病毒并未明显变异。”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由无知导致的恐慌。然而，当我们从动态过程来看待知识生产时会遭遇由不确定认知产生的恐慌。在获得确定的知识之前，常识、谣言与不确定的知识会产生较量。如果在紧急情况下，不成熟的知识会被自媒体、社交网络迅速转发，也会导致恐慌。1月份印度学者发表的那篇引发极大争议的文章让人们产生了认知上的错误。最后是确定知识导致的恐慌。以“新冠病毒”（novel Coronavirus）为关键词搜索生物医学预印本网站bioRxiv和medRxiv搜索，分别为344和229篇（截至到3月3日）。可以想见，这个数据还会增长。但是，这些激增的科学论文以及导致的知识生产给公众带来的一定的挑战和恐慌。根据《柳叶刀》2020.1.31刊发的文章显示，“由于潜伏期的病例大量输出和缺乏大规模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全球流行病。”（Nowcasting and forcasting the potential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the 2019-nCov outbreak originating in Wuhan,China: a modeling study）如果接受上述观点“新冠肺炎成为全球流行病”，新的恐慌会出现。在这样的框架中，其基础还是认知：从无知到有知的诸多过程中，恐慌都会存在。
另外，与记忆有关的恐慌也需要注意到。除了切身体验带来的创伤记忆之外，文化文本也会强化人们的文化记忆。很多病毒和流感的电影、小说塑造了人们对于灾难的记忆印象，甚至会强化这些记忆。很多历史文献描写了病毒、瘟疫造成的极大危害给读者带来极深的印象；小说《血疫》开篇关于感染者死亡的那段描写给读者形成了极强的心理冲击，很难消除。这些都是基于文化记忆形成的恐慌。与记忆相关的还有想象因素，前文提及的阿甘本的“集体性恐慌”和齐泽克的“全球性恐慌”不同于个体恐慌，它们有着独特的生成机制和强化机制。其生成机制是由无知、记忆和想象导致的；而强化机制则是由媒介技术导致的，比如信息流动和传播。如此，仅仅靠改变无知状态是不够，而更需要对其生成和强化的因素进行合理的规范和引导。
恐慌的可能性后果
那么，恐慌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根据记忆心理学的一般理论，恐慌会强化和巩固记忆印象。2006年安德森(Anderson AK)等学者发表了一篇《情绪记忆并不全部是同样地建立：选择性记忆强化的证据》指出，引发强烈情感的文字或者图片可以被很牢地记住。诸如战争、地震灾害、恐怖袭击、高危传染病等事件的文字、图像和视频能够引发强烈情感，最终被牢牢地记住。这意味着整个事件发生中有两类东西是需要注意的：一类是引发强烈情感的事件本身；另一类是引发强烈情感的文字、图片和视频。所以此次疫情带给每个人是感受意义上的无差别的。身处疫区的人们如医生、病人和病人家属、邻居等会直接感受到病毒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一事件无疑会形成严重的创伤记忆，甚至会影响到生活信念。而身处非疫区的人们会从与之相关的文字或者影像中感受到同样的情感刺激。只是文学小说因为其想象性而消弱了人们对灾难的感受。但是，即时信息的获得会让人们产生同步式的沉浸体验，这种体验与人类的同理心一起共同促成了不同的创伤情感和记忆。所以很多非疫区的人们看到负面的信息时会产生沮丧、抑郁等情绪。而当看到太多的非负面信息时，原先的情绪会被转移，继而产生无聊等情绪。这些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固化创伤记忆。
另一个可能后果是带来情绪附魅。附魅是相对于祛魅而言，打开朋友圈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对他国疫情的情绪。随着中国疫情的有效控制以及其他国家疫情的变化，朋友圈里出现了一种情绪摇摆：极度美化或者极度贬低某个地区或者某个群体，比如疫情早期的中国。这种情绪附魅会让人们被不理性的情绪带跑。但是，在疫情全球化的当下，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所以需要合理地看待这种由恐慌情绪带来的后果。
然而，恐慌并不是疫情之下唯一的主要情绪，开篇提到的那份报告提到了无聊这种情绪值得进一步关注。无聊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情绪，对应着人面对世界或身处世界的多种状态。这很容易想到海德格尔提及的“被某事搞得无聊”、“在某事中自己感到无聊”等形式。这两种无聊都指向了与疫情有关的生活状态。疫情爆发之前，人们快节奏地生活，时间安排到了精确，没有时间成为一种常态。然而，抗疫隔离和暂时停顿使得先前的忙碌和快速状态变成了记忆；此时人们都在等待隔离解除、等待重新恢复，在这种等待中，无聊悄然到来。如何应对这种的悄然到来的无聊情绪，可能才是我们接下来需要面对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