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的二师兄

文 / 墨林

刚刚过去的2019年是己亥猪年。对于刚刚进入庚子年正月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困在家里的国人来说，多少可能有一些怀念。怀念那些人生鼎沸，觥筹交错的日子。人们似乎忘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似乎还关心过一件事：猪肉涨价了。还记得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说，早起去买早点，门口炸油条的大姐说，油条涨价了，于是质问炸油条又不需要猪肉，为啥要涨价？大姐悠悠的说了一句：我想吃猪肉。虽然是个笑话，但却真实的反映了猪肉涨价对我们生活真的是影响不小。不仅会影响民生。可能还会影响到国计，要不为啥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议里，都专门对养猪的事（官方叫生猪生产）做了强调。这种荣耀恐怕连已经飞起来的二师兄自己也没有想到吧。

猪肉和我们的国计民生到底有啥关系？恐怕要从我们吃猪肉的历史说起了。我们中国人祖先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家猪的驯养。有多早呢？应该是有汉字的时候就有了。在汉字里边家是怎么写的呢？宝盖下面一个豕，豕就是猪的意思，也就是房子里有猪才是家。看看甲骨文，金文，小篆里家字的写法。那象形不言而喻。除此以外，古语里的“六畜兴旺“，猪也是其中之一。不过驯养虽然很早，但成为餐桌上的主力却并不早。据我考证，猪肉真正广泛的成为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佳肴，应该是从宋朝开始的，距今不过千把年。

在宋朝之前，人们的肉食是以牛羊肉为主，猪肉主要是用来祭祀用的。这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可以找到证据。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春秋时的庖丁解的是牛，唐代李白用烹羊宰牛来将进酒。直到宋代陆游才丰年留客足鸡豚，豚就是猪。为什么宋代才开始广泛的吃猪肉了呢？其实饮食的演变。和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猪肉在宋朝走上了餐桌，一是和当时能源不足有关。我们知道，宋朝的文化和科技发展都很好，但是国力不够强盛，就是经济不太行。看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发现了，人很多，树很少。可能跟连年的征战有关。树少柴火少，能源短缺，跟我们现在煤改气后一到冬天北方就闹气荒差不多。那怎么节省呢？烹饪方式得改改了。秦汉包括唐代。肉一般都是煮着吃。你看，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个时代的出土文物，鼎啊，簋啊，都是用来煮肉的。你没见过出土的大勺吧。煮简单，但费柴火。怎么办？改炒菜。炒菜几分钟就得，能节省能源。这时候，人们又发现猪肉炒啥都香，您不觉得吗？二是，宋代重视科技发展。冶铁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了适合炒菜的工具。加上盛唐以来国际交流的成果，引种了许多的调味品和新品种的蔬菜，最终形成了炒菜雄霸中国百姓餐桌的局面。猪肉也就成了餐饮界的明星，一直发展至今。

说完了历史，我们再说说猪肉和民生的关系。猪肉这事儿在政府职能部门中和很多部门有关系。养猪是归农业管的，市场是归发改和商务的，检验检疫是归食药的。本着供给为上的原则，根本上是农部门的事，也算是个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个天大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嘛。在国民经济序列里，三农被列为第一产业位置重要，但实际上是个很难干的活儿（另文详述）。虽然不好干，但也得与时俱进。老百姓一日三餐，除了蔬菜缺不了的，就是三大主粮另加肉、禽、蛋奶。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人都知道，那时候买粮要证儿，买肉要票儿，很金贵。记得我上学时的一顿饭可以吃5个馒头。为啥？没肉缺油水呗。那时候，小孩子就盼着过年。过年杀猪啊。东北不是有个有名的菜，叫杀猪菜，想想大肉片子可劲儿的造是多诱人的事啊。现在经济发展起来了，天天都过年了，猪肉还是必不可少，因为那就是“油水”，就是老百姓的幸福。所以猪肉一涨价，直接影响到CPl，影响到幸福感，影响到人民币的含金量，足以让庙堂江湖都紧张。

猪肉的价格去年涨了一倍多，为啥？因为猪少了，为啥少？有人说，是因为非洲猪瘟。这个非洲猪瘟是去年来的，今年还没走。农业农村部刚刚印发了2020版的《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看来，职能部门都是恪尽职守。现在我们看到疫情两个字一定是百感交集。年前爆发的新冠疫情，使我们都成了防疫专家，知道了控制传播是多么的重要。都要关在家里，全国医疗资源都在全力救治感染者。与人比起来，猪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旦感染就地扑杀。所以有人说为防止非洲猪瘟把猪都杀了，所以猪少了，猪肉贵了。这个因素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完全是。据统计，因非洲猪瘟防疫需要全国扑杀掉的生猪数量大约在100万头左右。听着挺多，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们全国一天左右的消费量，并不足以影响这么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全国生猪存栏量确实少了。再加上进口受到各种管控，一时不能够进行有效的补充，所以形成现在的市场情况。那么还有哪些因素造成供给的不足呢？我想最重要的，应该在于近几年来的政策调整。其根源，在与地方政府对GDP的追求和解决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农业产业竞争力的不足的嫌弃。

我注意到，近年来，国家对养猪大体有两个政策：一是南猪北养，一是化零为整。化零为整就是限制家庭散养，鼓励企业规模化养殖。南猪北养，顾名思义就是南方省份限制养猪，把主要产区放在北方，这应该说是站在国家层面，从产业布局的角度进行的优化配置。气候条件和地缘优势决定了中国经济历来南强北弱，把南方更稀缺的土地资源留给更赚钱的二三产业也是情理之中。但这样一来，却增加了调配的成本。特别是这次非洲猪瘟从北方爆发，省自为战，人人自保，于是省界封闭肉不出省，造成了一定的市场失衡。而化零为整政策的制定，地方政府经济至上，土地财政的思想更加明显。家猪散养本是个千百年来，农耕文化沿袭下来的宝贵经验。猪杂食不需放牧，非常适合家养，特别是在农村青壮劳力外流，守家多为老弱的情况下，养猪也是适宜的。过去，农村的习惯一家养两头猪，到年关的时候自家吃一头还可以卖一头补贴家用，有了疫情还好控制。现在限制散养后，原来卖猪的变成买猪的，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市场压力就更大。政府制定这个政策，恐怕一是环保的压力大，二是企业集中办猪场比较容易管理。检个查，调个规，征个地都比较容易，是一种懒政思维和对美丽乡村建设的片面理解。这背后的真实，恐怕也只有制定政策的人才讲得清。

现在提起养猪。无论是规模化养殖企业，还是养殖户，都在叫苦，政府也在叫苦，其实背后是三农的苦。是长期以来第一产业面对尽享创新红利的第二、三产业的苦。猪肉价格的飞涨，实际上是农产品对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配置和治理失衡的一种报复。最近我们学了一个新词，叫“吹哨人”。飞起来的二师兄也吹了一回哨，希望他不会变成摔在地上的存钱罐，变成一堆碎渣和满地的钢蹦。

原标题：《飞翔的二师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