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金焱：厘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胡金焱：厘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经济形式，自产生之日起就始终与社会制度紧密结合，就始终存在如何认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就始终在不断调整深化两者关系中支撑人类社会发展。从社会制度看，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必须克服政府和市场本身存在的弊端，努力实现两者功能叠加后的效用最大化；从历史发展看，市场经济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关键经验就是坚持立足国情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的基本方法，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大意义。

一、科学认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前提是科学认识两者的边界，在消除“政府万能或市场万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大政府、小市场”等错误观念的同时，又找准两者相互补位、协调配合的结合点，实现“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

一是划定管理的边界。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存在竞争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等市场失灵问题，而政府管的过多过死、保守僵化的老路更不符合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入新时代，需要政府把管理的重心由“管资源配置”转到“管统筹调控”上去，凡由市场能解决的问题、配置的资源，政府应松绑支持、不要干预；凡属于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失效的配置，如垄断经营、恶意炒作、串通涨价、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等行为，必须果断出手、主动补位，切实把该放的放到位，该管的管理好。

二是找准服务的边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效率最高，其关键在于有效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可以说，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就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竞争机制比较完善的领域，比如，零售、教育、科技、金融、食品等领域，即使个别行业存在一定门槛，但在盈利动机的驱动下，市场主体的竞争依然比较充分，价格机制依然可以发挥主导力量，在这些领域政府应尽快退出，寓管理于服务中，侧重于通过简政放权，积极响应市场的合理诉求，加强和改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市场公平，切实通过服务市场的运行和发展，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动力。

三是明确引导调控的边界。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市场秩序以完全市场为基础，但现实中的市场“缺陷”决定了在不完全条件下，经济效率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必须更加注重兼顾公平与效率。这就决定了政府必须在宏观经济发展中做好引导调控，一方面，在收入分配环节，应通过制度设计和安排，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促进收入在部门间、地区间、社会成员间合理分配，体现社会公平，使经济发展成果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另一方面，在熨平经济周期环节，应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人才政策等手段，加强逆周期调节，做好精准调控，调整供给与需求之间、传统部门和新兴部门之间、社会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自由市场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四组矛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不是片面强化行政手段，以政府大包大揽直接干预市场运行甚至代替市场。

二、找准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存在的薄弱环节

在实践中，认识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在于政府，但由于“看得见的手”资源多、力度大、见效快，部分地区、部分领域仍然存在个别部门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使市场的功能弱化、淡化甚至虚化。

一是“看得见的手”压制了“看不见的手”。主要是个别部门虽然以主动履职、完成工作为出发点，但过多的使用行政资源，存在过度干预、行政手段过多等问题，影响了市场的出清功能和运行节奏，或使负面影响“扩大”，或扭曲了价格机制，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比如，有的地方在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过程中，“一刀切”式的“关停并转”，运用市场手段解决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等问题的能力和耐心不足，在就业、金融等领域积累了风险；有的地方大量运用行政手段和资源开展“双招双引”，存在“拉郎配”的问题，但对基础工作倾注较少，对引进资源“本土化”关注不足，导致事倍功半。

二是“该伸的手”没有做到位。目前，政府在宏观调控管理中，关键是制定好标准，守好底线，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但是，部分领域缺乏明确标准、公共服务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如实施环保政策方面，部分市场主体对具体环保标准不够了解，而有的地方环保部门也“说不清”，导致企业难以实施技术改造，限制了企业的发展。部分地方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不够健全，政府各部门信息缺乏有效整合共享，金融机构查询企业信息难，增加了银企信息不对称水平，导致“银行放贷难”和“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并存。“该伸的手”不到位，一方面，导致市场主体监管不到位，部分领域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好企业难以经营、难以盈利，而坏企业却发展壮大；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企业的发展预期，政策不明朗、标准不明确，企业“心里没底”、预期不稳，制约了企业扩大生产投资。

三是存在“看得见的手”错位问题。个别地方部门对于自己该管的事情，管理能力不高，乱用权力，政策执行不到位。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但不少落实不好、效果不彰。如有的地方尽管出台了很多惠企政策，但是政策公布不及时，很多企业收不到“政策文件”，更谈不上享受政策红利。有的地方现代治理能力欠缺，还习惯于用超越法律法规的手段和政策来抓企业、上项目推动发展，缺乏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的认识和能力，导致“政府一头热”，企业“漠不关心”。个别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落实不到位，平时不作为、慢作为，面对环保督察时又乱作为，搞“一刀切”和“滥问责”，对所有企业都要关停并转，挫伤了企业稳定发展的积极性。

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反映出，个别地方政府职能转型不到位，仍然存在计划经济以及经济转轨时期的惯性思维，对行政手段和行政资源的路径依赖较强，即使已经认识到发挥“两只手”作用的重要意义，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仍然先伸出甚至只伸出“看得见的手”，对使用“看不见的手”既缺乏能力也缺乏信心。

三、精准发力，辩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好市场化机制功能，用好法治化手段，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政府应当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下功夫，推进简政放权，抓好政策标准、政策执行、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建设，把力气用在创造环境和搞好服务上。

一是明确政策的标准和尺度，提高政策水平。良好的市场环境，需要政府“立规矩”“定标准”，做到政策标准清晰、便于企业实施执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考虑到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实际执行同政策初衷的差别，制定细化、量化政策措施及相关配套举措，保障各项政策能够落地落细。在政策实施期限上，要充分调研市场主体的适应能力，留足留好过渡期，便于企业能够有效落实。此外，要坚持“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包容理念，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切实维护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统一性、权威性，为企业松开手脚、大展身手吃下“定心丸”，激励企业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二是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提高政策执行力。法律、政策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如果有了法律政策而不实施，或者实施不力，那制定再多的法律政策也无济于事，因此，应当优化法律政策的执行方式，注重政策效果。一方面，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及时将核心的、管用的政策对外公布，通过互联网、新媒体等多种形式，让企业了解政策，把各项政策宣传到位。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重诺守信，做守诚信的表率，把各项政策及时落实到位，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对企业的承诺不兑现等问题。此外，纪检监察部门也要加大对各项政策落地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力度，强化政治监督，确保政策落地落实。

三是打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政府部门要带头依法办事，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政府权力边界，推动“放管服”改革落地见效。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自主经营权，保障企业家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积极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良好氛围。同时，通过法治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逃废债等违法行为。

四是提供“快捷化，便利化，高效化”的政务服务。简化优化企业审批办理环节，运用信息化整合再造审批流程，推进信息化技术支撑的“一窗受理、并行办理”。加快推进电子政务“一网通办”，加快流程再造、信息共享，尽快实现网上办事、掌上办事，叫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大力压缩企业事项办理时间，提高政务办事效率。市场监管领域推进跨部门“双随机、一公开”，对违法者依法严惩、对守法者无事不扰，营造让企业家安心搞经营、放心办企业的良好环境。

（作者胡金焱：青岛大学党委书记，山东大学省级新型智库“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