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防疫调研丨武汉居民吃菜问题考验社区治理能力
湖北的疫情高压仍未削减，限制人员流动、封城隔离仍是最为重要和有效的措施。各地都以社区为封闭单位，要求居民足不出户，吃菜只能团购。前几日，居民的吃菜矛盾在网上开始发酵，引发了大量网民的围观与议论，甚至形成了虚假的社会事实，甚至影响了疫情防控行动与策略。在“战疫”的非常时刻，居民的吃菜不仅考验了国家宏观治理能力，也考验了社区“最后一公里”的微观治理能力。
居民的反馈
2月23日，居民对于买菜颇多微辞，最后引发了武汉阿姨的“汉骂”视频，在网上传播，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确实，疫情防控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平时，可以到菜市场或平价超市精心挑选需要的蔬菜，但是战疫时期，只能在网上团购，买回的菜不合心意是常有之事。居民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购买难。每个居民可能加了上十个团购群，但是能够团购成功不容易。同一个小区中，居民的吃菜需求是多样化的，有人要吃蔬菜、有人要吃水果、有人要吃豆制品……，对应的销售商家也是多样化的，有人要团购盒马、有人要团购家乐福、有人要团购中百……。还有就是好不容易团上了，满足商家送货需求了，但是商家又不一定送得来。
菜价高。据笔者2月22日调研情况看，菜价确实比平时要高很多。商家为了配送方便，开始主要以套餐为主。一份肉套餐300元，5斤肉加2.5斤骨头；3斤排骨要180元；香梨散称14.8元/斤，5斤起称；散称赣南脐橙12元/斤，5斤起售；武昌鱼50元/份，五斤左右；鲫鱼60元/份，五斤左右；蔬菜套餐15斤68元，随机搭配土豆、包菜、番茄、菜苔、胡萝卜、莴苣、洋葱。从以上菜价可知，比平时均有所上涨，高的增价数倍。
菜质差。大家拿到菜后，与平时购买的质量差异较大。有人说，菜叶上的黄叶太多；有人说，买的肉上肥的太多；有的说，骨头上没有肉；有人说，菜都是没有经过挑拣，随意混装来的等。
人都有个共性，总是以习惯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新形势中的相同事物。平时市场供应充足，菜价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呈现稳定状态，可以斤两买，以棵计算，买到的都是经过挑选的，不是市场最优，往往也是次优选择，所以甚合心意。“战疫”时期，市场供应偏紧，菜价涨幅较大，送来的菜还都是田园采摘后未加整理的粗放形态。两相对比，反差巨大，居民觉得自己的美好生活打了很大的折扣，所以怨言一下子就上来了。
国家的快速回应
新事物总是在矛盾中产生，并且会激发新的矛盾。面对矛盾，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解决的方法，稳住新事物的发展环境，促进新事物的良性发展。居民买菜的矛盾起因于“战疫”所需，不得不以小区为单元实施严格的封闭策略。直到疫情完全消除，隔离才会解除。经过几十年建构起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具有很强应对能力，特别是“战疫”时刻，国家对于舆情监控能力极强，并且往往能够找到解决的措施。综合起来看，国家对武汉人民吃菜问题采取了三条重要的措施：
首先，向居民投放惠民菜，稳住市场。从2月24日起，武商超市、中百仓储、中商超市、家乐福、沃尔玛等五家大型商超企业，推出10元“特价蔬菜包”，品种至少包括三种以上（白萝卜、胡萝卜、土豆、大白菜、卷心菜等蔬菜中选择），重量为10斤。社区可组织团购代购，重点保障辖区低收入群体购买。商家进销差价部分由政府按“一元菜”的相关政策给予财政补贴；前期政府储备的冻猪肉也在原售价的基础上再下调5%，居民可通过团购代购套餐形式购买。
其次，以社区为单位，规范居民的购买行为。根据防控疫情的需要，规范的要点在于：暂时只允许通过团购解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只保留米、面粉、粮油、肉蛋、蔬菜、作料、药品等团购；五天购买一次。在通知中，还对居民进行了简单的号召，“不要为了贪一时的口舌之欲而将大家的前期努力全部白费”，“我们居家和生活要摒弃一些不必要的欲望，简朴生活”等。
最后，动员社会力量，招募志愿者，增强服务能力。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2月23日发出通告，在全市范围内专项招募志愿者，主要在小区内为居民提供食品药品代购代送等服务。
应该说，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相当重要。平抑物价、说服居民、增强服务能力，从不同方面切中了肯綮，从而增强了公民的共识，稳定了社会心态，为“战疫”的持续稳住了阵脚。
隐伏的新问题
但据笔者观察，居民吃菜问题仍然没有彻底化解，并且在其它方面出现了比较重要的问题。
蔬菜来源问题。因硬核隔离，流通渠道仍然不能全然打开，蔬菜一方面主要来自于如山东寿光等大型蔬菜生产基地的捐赠蔬菜或低价售卖蔬菜，另一面来自于武汉周边生产的蔬菜。武汉很小，中国很大。武汉留守近千万人，靠全国其他地区供应蔬菜，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问题是武汉郊区的蔬菜生产怎么办？如果限制太多，不能流通，现有商品会积压变质烂掉，生产者血本无归，肯定会转行。另外，疫情发生在春节期间，很多生产者都停种归家过年了，现在不能复工，季节过了，武汉肯定无法保证武汉市民吃菜。武汉总不能一年到头吃捐赠蔬菜吧？菜篮子还是提在武汉人自己手中为好。
市场竞争问题。有市场的地方，就有竞争。现在居民购菜主要靠志愿者组团交易。蔬菜销售商都想利益最大化。在当前销售模式下，抓住志愿者是一个有效营销方法。于是一些商家给志愿者5%左右的返点，刺激志愿者引导居民购买。也许正因暗中交易存在，商家在提供菜品时就不那么讲究，最终是消费者买了单。商家与志愿者的交易虽是私下交易，但保密性并不强，流动的志愿者会将消息扩散开去。居民自然感觉上当了，上当感与蔬菜的质差价高交织在一起，于是大骂志愿者与商家沆瀣一气，甚至将怨气发在社区工作者身上。社区内矛盾陡然增多。
居民诚信问题。在团购中，居民的诚信缺失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订购后反悔，不愿付钱，或者要求退货。一位志愿者反映，商家现在供货没有任何规矩，有时要求预付，因货源问题，订好的套餐随时改变，送货时间随时调整。任何居民觉得不如意临时取消订单，退货又极其不便，只能找人接手或者自己消化掉。二是少数居民顺手牵羊拿走其他商品。因疫情防控需要，商品只能送到社区，居民不能聚集，错时去拿，少数居民混水摸鱼，拿走别人购买的物品。多个社区都反映有丢失米、肉、菜、油以及快递等现象。笔者的一位同事在做志愿者组织团购时丢掉了一份300多元的肉套餐，最后由志愿者一起平摊了损失。并且因此事，有志愿者感觉比较受伤，退出了志愿者行列。
这些隐伏的新问题，正在直接影响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影响社区共同体的再建构，长远还将影响武汉的经济良性运行和社会建设。所以政府不可忽视，需谨慎应对。
进一步应对策略
在特殊的“战疫”时期，出现了菜价高、菜质低、购买难等问题，后经国家快速回应，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新问题隐伏不去。省长管米袋子，市长管菜篮子。居民吃菜是大事，是重要的民生工程，自然要及时顺势解决不断冒出来的种种问题，为“战疫”提供最为有力的保障。如何解决特殊时期的吃菜问题呢？从治理而言，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是调控菜价及来源。改革开放前，我国政府是全能主义政府。经过四十余年，政府让度了部分职能给市场和社会。但是政府拥有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遇到重大突发事件，可以及时调动举国力量，共克时艰。关于吃菜问题，国家首先要“抓大带小”，即加强对中百、中商、武商、家乐福、沃尔玛等大型超市的监督，要求“不准借机涨价、不准捆绑销售、增加配送套餐的品种、明码标价、保证质量”等，以此来抑止其他商家借机发灾难财。此外，政府还要在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开放武汉市周边的蔬菜生产与流通，让急需市场的本地蔬菜肉蛋有渠道进入市区。
二是规范市场竞争。我国已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靠市场调配为主。国家如果不介入，战时的蔬菜市场也一样。市场竞争主要包括“商品竞争、素质能力竞争、服务竞争、信息竞争、价格竞争、信誉竞争”等。对于特殊时期的蔬菜市场，国家不能放任市场竞争，应规范市场，作为一种外在力量抑制市场的完全竞争。除了上述提到的对调控菜价及来源等外，还要打击商家在销售过程中给志愿者返点等不良竞争行为，堵住志愿者与居民之间关系恶化的源头。
三是提升志愿行动。虽然国家拥有很强的行动能力，但是当前疫情严重，硬核隔离，在居民与商家之间需要有大量人员来组织管理，仅靠平时维护日常工作的10来位社区工作人员是无法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必须要动员群众，大量招募志愿者。招募并不难，因为社会中存在很多有爱心、有责任心的市民。难在保持志愿服务不变质，解决重要问题。当前提升志愿行动应做到两点：一是告知志愿者守住志愿服务的初心，即守住“自愿贡献时间和精力，在不为物质报酬的前提下为推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事业而提供的服务”的志愿精神，在组织团购代购等事项中不能有获利行为；二是要重点帮助社区中空巢老人等弱势人群，特别是那些不会使用手机、不会网购、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志愿者通过电话收集老人需求，为其代买药、买菜等，并送到家门口。
四是引导居民。这次疫情防控是一场人民战争。不能只靠医保系统与行政体系，而要靠全体公民众志成城，一致行动，才可能尽早取得“战疫”的胜利。所以就买菜而言，需要在两个方面引导居民：首先，坚持诚信。相信大多数居民都是讲诚信的公民，只是少数居民存在问题，但常常是这少数决定社区的治理状况。有必要在社区内大力弘扬诚信，抑制非诚信。其次，大疫当前，大家应从防疫大局出发，以基本需求为限，节制欲望。以上可以社区公告、倡议书等形式，通过各种信息群传递给每个居民。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最重要和最大的难题都是保障居民生活需求。其中的困难也属于治理中“最后一公里”问题。当前，为解决居民买菜问题而采取的市场调控、志愿行动和教育居民等措施，加强了基层的组织化，增强了社区办小事的能力，似乎找到了解决“最后一公里”治理问题的钥匙，也为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积累了经验。
（作者贺海波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