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对话｜志愿者：每天收到三万多条信息，能救一个是一个

【编者按】

“武汉对话”是澎湃新闻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联合发起的特别实习项目，由一群身处武汉的学子采访各个领域的武汉居民，描写疫情下的武汉众生百态。在这场名为“新冠肺炎”的风暴中，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每一个武汉人的悲欢苦乐，都将成为这段历史无法抹去的底色。

1月16日，武汉传媒学院大四学生Summer坐上了离汉的飞机。按照原来的计划，到厦门参加完活动后，他将回到长白山，断网闭关写作。

武汉天河机场人流如旧，没有人戴口罩。他当时不知道，新冠病毒已在武汉悄然蔓延。更没料到，一周之后会封城，短期之内，他将无法回到这座承载了他许多记忆与感情的城市。

封城的消息来得突然，Summer还来不及改签机票，进汉的通道就已被切断。他说，如果早知道疫情会这么严峻，当初一定会留在武汉。

从封城的那天起，Summer就成为了一名线上志愿者。这一个多月里，他在屏幕的另一端，参与救助了三十多位患者，帮14家以上向社会求助的医院联系到了捐赠物资，仍时常感到个体的渺小和无力。他很希望回到武汉，去做更多的事，帮助更多的人。

以下是Summer的口述：

0点46分发来的求助

1月27日0点46分，当时我正忙着联系怎样把一批捐赠物资送到定点医院，秀秀发消息问我：能不能帮忙联系志愿者司机，送她父亲到医院？那是她第一次向我求助。

秀秀是我的同学，她知道我在做志愿者。我在武汉上学，也在那里陆陆续续工作了很久，一直以新武汉人自称，恰好又学新闻，有一些社会资源，就想用自己的资源来帮助武汉。自从做志愿者之后，我的工作时间基本就是从早上8点半到凌晨2点半。

秀秀的父亲从1月20日开始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一直在家里隔离。27日凌晨，他病情加重，体温升到了38.5度，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断为高度疑似患者，需要马上送去医院。秀秀打了120，但没有空车，社区的车辆不能送病人，定点医院的电话也打不通，情况十分紧急。

我安慰她不要着急，建议她打110联系对口的人，同时，我把求助信息在朋友圈和医院群里扩散，又联系了疫情指挥部。凌晨1点37分，秀秀发消息告诉我，车已经联系到了，正在来的路上。

本来以为到了医院就安全了，但1月28日晚上6点，我再一次收到秀秀的求助：她父亲被送到武钢二医院之后，由于医院设备不完善，医务人员没法进一步检查和治疗。秀秀害怕父亲病情加重，希望能转到医疗设备更完善的医院。

我把她的求助转发给了记者，也在朋友圈和自己的自媒体帮忙扩散。但是我也知道，各家医院早就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再说，进了医院再想转出去，难度也很大。所以我和秀秀讲，要作好心理准备。

幸运的是，29日下午，秀秀告诉我一个好消息：父亲已经排上队，能做核酸检测了。她担心父亲在医院里交叉感染，想让父亲在检测前先居家隔离一段时间，医生也同意了。后来，她也自己联系到了接父亲回家的车。当时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

晚上8点，秀秀又给我发消息：她在医院门口待了好久，都能看到一门之隔的父亲了，可是父亲还是没能出来。那个时候，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封小区了，时间很紧迫。我尝试去问医院方面联络人的电话，但是没有要到。又联系了疫情指挥中心和社区，都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复。我没法到达现场，感到力不从心。

秀秀的父亲最终还是没能出院。之后，秀秀的父亲病情加重，她问我怎么才能拿到免疫球蛋白，我也根据她的求助帮她想办法。

秀秀后来自己找到了免疫球蛋白，之后的几天，她没有再向我求助，我也没有去问。疫情期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一般来说，进了医院，有了医生和药，是不会出问题的。这几天，虽然联系各个渠道的过程很曲折，但最终大部分问题还算是解决了。

15人后援团

没想到，再次收到秀秀求助的时候，就接连收到她母亲患病、父亲去世的坏消息。

2月5日，秀秀找我帮忙联系车辆带母亲去定点医院拍CT。7日，秀秀父亲出现休克，被转到武汉协和医院，8日上午去世。

得知这个消息，我很震惊，也很自责。我是我们学校第一个知道秀秀父亲病情的人。秀秀第一个选择了我来求助，说明她很信任我，我觉得，我可能辜负了她的信任。

我当时想，如果1月29日那天，秀秀父亲没法出院的时候，我在现场处理这个事情，会不会是不一样的结果？我学的专业和媒体相关，之前的工作经历也和记者、公关相关，在和人现场打交道方面有一些经验。秀秀那天晚上也很害怕，如果有个冷静的人可以帮她在现场处理，事情可能就会有转机，至少比我在线上能做到的会更多。

从那时开始，秀秀的同学组成了一支15人后援团，其中7个人是主力，其他志愿者游击帮助。团队内部有明确的分工：我负责与秀秀联系，询问医生秀秀母亲的情况，获取关于床位的内部消息，同时也会与媒体沟通、公布秀秀的情况。其他志愿者有的负责与热心群众联系、管理帐务、采购药品；有的负责收集与核实医院信息、联系床位；还有的志愿者负责安抚秀秀的情绪。

10日凌晨，秀秀的母亲终于被汉口医院收治，但情况很严重，医生当天下达了病危通知书。两天前，秀秀和弟弟也做了CT，姐弟俩都有肺部疑似感染的情况。秀秀的症状更严重，之后被确诊。

父亲去世、母亲病重、自己也被确诊，秀秀那几天的状态都不是很好，和我打电话时有几次带有哭腔。其实我们不用问都能知道，毕竟这个情况搁谁都没办法处理。所以一开始，大家都不敢跟秀秀沟通，生怕触碰到她的泪点。

这么多天来，我救助过三十多位患者，秀秀是我遇到的最阳光、最坚强的一位。其他的求助者找到我的时候，已经发了很多负面的朋友圈或帖子。但是秀秀一开始求助的时候，什么多余的话都没有，更没有责怪谁。她说她很理解大家，也一直在配合社区的相关工作和流程。甚至在联系我之前，她都没有在社交媒体上求助过，直到父亲情况变差，才不得不麻烦别人。秀秀的网名是“秀秀要做大太阳”，她在现实中很开朗，也很愿意帮助别人。

想要做更多

志愿者的帮助并不是全部有效的。这并不是指志愿者不作为，而是指千辛万苦做了很多之后，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就好像我们救助患者，现有的各种渠道都尝试过了，但就是没人能救这个患者，医生和志愿者急得团团转，这是一样的心境。无力感一直会伴随我们，但没有谁会轻易放弃。

这种无力感最强烈的时候，是在二月初。那几天，物资刚刚收紧，“应收尽收”政策也还没有出来。当时医疗物资已经由相关部门统一调控生产了，我们作为民间志愿者，没有办法买到，就算是已经付过款的物资，厂家都不发货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前线进行物资的援助。另一方面，患者又一直在求床位，但是当时的床位比较紧张，我们想法设法地去救助他们，但实际的救助人数也不是很多。

2月5日，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渠道愈发收紧，怎样才能做到更多？”

那几天对于民间志愿者来说是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因为民间志愿者主要就做物资捐赠和患者救助这两块，那段时间，这两个板块都没法正常运转，但大家从来没有停下来过。有的志愿者寻找新的厂家，也有的找厂家联系退款，但经过几天的“挣扎”，我们发现，骗子越来越多，确实很难找到靠谱的医疗物资了。我们的志愿者还算幸运，因为我们做的板块比较多，我们还能做信息核查，也能给官方媒体提供新闻线索。

其实不管救不救得到，我们都会有无力感。面对巨大的灾难，个人是极其渺小的。我自己曾经给十几家医院联系到了物资，但是仅仅过了一天，医院又开始缺物资了。志愿者们或许可以帮（少数）求助的患者联系到床位，但面对成千上万的求助者，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只能说“悲能拔苦，慈能与乐”，虽然渺小，但能救一个便是一个。

我们现在也在拓展新的工作内容，做生活用品捐赠这块的志愿服务，比如方舱医院的一次性碗筷、方便面和卫生纸。现在，来求助的患者比以前少了，从昨天（2月26日）开始，我们就没有再接到床位求助了。对于患者来说，康复者血浆是目前他们最需要的。我们团队有一名志愿者每天负责血浆求助患者信息的核查和整理，但这个事情很复杂，所以暂时还没有成功的案例。

说实话，这段时间做志愿者比我之前学习和工作的强度都要大。我每天微信都会收到三万多条消息，只有把当天的事情处理完，我才会安心睡觉。最晚的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晚上10点的时候有三个患者同时向我求助，那天我凌晨3点40分才休息。我的手机内存是128G，现在光一个微信就已经占了一半的内存了。我的手机甚至因此在2月5日“罢工”了一天。

做志愿者不像学习，累了就能休息；也不像我之前比较喜欢做的自由职业，不想做就不做了。只要你开始做（志愿者），就必须坚持做下去，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别人都在指望着你，要对别人的生命负责。

1月16日，我离开武汉出差去厦门，之后想回武汉到一线做志愿者，但想方设法都进不去。现在我在线上能做到这么多，那么在线下一定能做到更多。如果当时知道疫情会发展成这样，我肯定不会离开武汉。

（指导老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师 周婷婷；澎湃新闻记者 张小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