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吕克·南希回应阿甘本：要是当初听了他，我可能已经死了

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法国哲学家，其思想深受德里达的影响，通过一系列作品，南希对“共同体”“浪漫主义”“政治神学”等主题的深入探讨备受瞩目。本文由诗婷译自antinomie.it，标题为《病毒性例外》（Eccezione virale），是让-吕克·南希对2月25日阿甘本在《宣言报》上登载的社论的回应。

吉奥乔·阿甘本，一个老朋友，他表示说，冠状病毒与常规的流感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他忘记了对于“常规的”流感，我们具备一种被证明有效的疫苗。且每年都仍有必要对其进行调整以适应病毒的变异。“常规的”流感仍会杀死不少人，而没有疫苗与之对抗的冠状病毒显然具有更高的致死率。差别（根据一些与阿甘本所依据的相同类型的消息来源）大约是1到30：这不是无关紧要的，这是事实。

吉奥乔相信政府是在利用各种借口以建立所有可能的例外状态。他没有注意到，这种例外实际上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成了一种规则。在这个世界里，各种技术相互连接（各种置换、迁移、种种实体的浸透或扩散等），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并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人口的这种倍增还包括富裕国家寿命的延长和老年人数量的增长，以及一般来说处于风险中的人的增长。

不应该搞错目标：毫无疑问，现在涉及的是一整个的文明。有一种病毒性的——生物的、信息学的、文化的——例外，是它在我们中爆发开来。政府只是可悲的执行者，指责它们更像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把戏，而不是一种政治反思。

我上面已经提醒过，吉奥乔是一个老朋友。我很遗憾地唤起个人记忆，但我在根本上没有离开那种一般性反思的笔调。大约30年前，医生判断说我必须移植一个心脏。吉奥乔是少数建议我不要听他们的话的人之一。如果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我可能很快就会死掉。我们可能搞错了。尽管如此，吉奥乔仍是一种敏锐和亲切的精神，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没有丝毫讽刺地——如此地例外。

（为便于理解让-吕克·南希究竟何所指，以下引用乔吉奥·阿甘本在《宣言报》上登载的社论译文。）

【延伸阅读】阿甘本：无端的紧急情况让意大利陷入例外状态

乔吉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1942-），意大利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以其对例外状态与牲人（Homo sacer）等概念的讨论而出名，对本雅明、海德格尔、施密特与瓦尔堡思想亦有深入研究。方法论上偏重概念史，尤其是对法律与神学概念的谱系学考察。本文译自其于2020年2月25日意大利SARS-CoV-2疫情期间在《宣言报》（Il Manifesto）上刊登的社论《由无端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Lo stato d’eccezione provocato da un’emergenza immotivata）https://ilmanifesto.it/lo-stato-deccezione-provocato-da-unemergenza-immotivata/）。译者笔名“鸡”，译文首发于务虚（WUXU）-四十日谈（4xDecameron），同时发表于鸡番。

针对冠状病毒可能带来的疫情，意大利政府采取了疯狂、不合理、毫无依据的紧急措施。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Consiglio Nazionale delle Ricerche， CNR）发布的声明。CNR于本月22日表示：“意大利尚未爆发SARS-CoV-2大流行。”（译者注：CNR发文的2月22日当日，意大利确诊79例新冠病毒感染；次日确诊案例数上升到157例；2月25日本文原文发布时，共有323名患者确诊。）

不仅如此，他们还称：“不论如何，根据现有上万个病例提供的流行病学数据，80%-90%的新冠病毒的感染者都只表现出轻微和普通症状（即一种流感）。10%-15%的患者会发展出肺炎，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治愈。据估测，只有约4%的患者需要进入重症监护室治疗。”

如果CNR所述是真实情况，为什么媒体和政府官方纷纷渲染恐慌气氛？这已经给相应的大区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例外状态（stato d’eccezione），严重限制了人身移动，阻碍了基本生活与工作的正常运转。

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政府的失当行为。

首先，使用例外状态作为常规政治范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卫生与公共安全”为名的法令（decreto-legge）于CNR发布声明的次日（23日）迅速通过，实现对某些市镇和地区真正的军事化管理，只要这些市镇或地区“至少有一名传染源未知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或者在感染者中至少有一例无法追溯到任何来自已知疫区的人员。”

如此模糊、不确定的条款让例外状态得以合理地扩散到所有大区，因为在其他区域几乎不可能不出现新的确诊案例。

考虑该法令对人身自由的严重限制：

1.禁止因为任何原因身处有关市镇或地区内的所有人员离开该市镇或地区；

2.禁止进入有关市镇或地区；

3.取消任何内容的游行或项目、活动；禁止在公共或私人场所举行一切形式的集会。禁令涉及到的活动性质包括文化、娱乐、体育和宗教，场所包含包括向公众开放的封闭场所；

4.取消所有系统下、任何阶段的幼儿与小学教学活动；取消学术以及高等教育活动；远程教学除外；

5.由2004年1月22日第42号法令“文化与自然遗产条例”第101条规定的博物馆与其他文化机构、场所，禁止向公共开放；有关定期免费、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些场所和机构的规定暂停生效；

6.取消所有游学活动，不论目的地是国内还是国外；

7.除基础公共服务外，取消其他公共议程和公共部门的活动；

8.对任何与感染者有密切接触的人员采取隔离观察。

显然，面对在CNR看来与每年爆发的流感并无太大差异的疫情，这些措施是过度的。

可以说，如果恐怖主义已经不再能成为宣布例外状态的理由，那么现在，“发明”一场流行病就可以为无限拓宽例外状态提供理想的借口。

另外一个因素也同样令人不安。近年来，恐惧状态（stato di paura）在个体意识中的扩散愈发明显，并转变为对集体恐慌状态（stato di panico collettivo）的真正需求。同样，流行病再次成为了理想借口。

如此一来便形成了恶性循环：人们渴望安全，于是接受了政府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然而让人们产生这种渴望、并采取措施加以满足的，恰恰也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