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三则 | 不同年代疫情下的普通人

2020-02-25 16:13
未知

《上海滩》杂志 方志上海

有生命的地方,就有病毒存在。病毒极可能存在于地球上已有数十亿年。

我们人类一直与病毒生活在一起。中国人早就意识到人体有恙,情况有所不同,故而以“疾”表示是普通的、一般不具传染性的疾病,另用“疫”字专指流行性传染病。“疫”比“疾”更可怕,它骤然而来、忽然消失,在医学尚不发达的过去,常常留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惨剧。

19世纪末,科学家终于第一次发现了病毒。经过10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对病毒的了解日渐加深,并已研究发明出不少行之有效的防疫措施,很多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若还未被消灭,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而今,全国上下正在齐心协力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大疫当前,我们每个人都是战士。

上海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在探索人类城市如何科学有效抗击疫情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上海滩》杂志自1987年创刊以来,始终以介绍上海地方知识和宣传上海各方面建设成就为己任,刊载过不少上海抗击疫情方面的历史故事,现选取其中部分文章,以飨读者,为抗击疫情尽绵薄之力。

本期的三篇文章,以三个普通人的视角,分别讲述了不同年代疫病流行时,普通人的经历。在历史的长河里,个人、家庭、国家、种族、人类……都经历着重新定位和塑造的过程。

文章均选自历年《上海滩》杂志

01

日军强打防疫针

作者 | 严志清

我平生第一次打防疫针,是在上个世纪日本军队占领月浦时期。

有一年夏天,突然在公路上、镇的各个出入口和镇中心的街道上,日本人设立了好几个防疫针注射点,凡过往行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被拦住,由穿白大褂、戴大口罩的人打针。打好后,发给一张铅印的“防疫注射证”,写上姓名、性别、年龄等。有了这张证,再来往往到各地走动,遇到打针的,只要把证拿出来给他们看,就可通行无阻。

当时老百姓对日本军队非常痛恨,因为他们坏事做绝。老百姓听说日本人发明了药,常在中国老百姓身上做试验,害死了无数的中国人,以为现在他们又在弄什么花样危害老百姓;加上绝大多数人从未打过防疫针,不知道它的作用,所以大家都不愿打针。特别是见打过针的人手臂上出现红肿,还有些不良反应,更加害怕了,一看见打针,躲的躲,逃的逃。有些被迫打了针的人,急忙用手指挤压,把疫苗挤出。尽管有翻译不断向大家说明打防疫针的好处,但仍是收效甚微。

日寇设置的防疫检查哨卡

于是,日军占领当局采取强制措施:出动军队,设立岗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将过往行人一个个拉住,强行注射防疫针。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很是紧张。

他们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强行给老百姓打防疫针呢?原来,这一年月浦地区发生了霍乱病,当地人叫它“麻痧传”。这种病上吐下泻,来势凶猛,传染极快。一旦发病,如不及时救治,很快就会休克死亡。那时老百姓生活贫困,缺医少药,得了病,只会用土办法——刮痧(用铜钱或调羹在背部、腹部等处反复刮拭,使皮肤发红)来对付。但刮痧只能对付轻微的“黑痧”、“疰夏”之类的小毛病,对致人死命的霍乱病根本不起作用。镇附近已有好几个村都陆续有人患此病死亡,镇上有一户姓胡的人家,全家6个人,一下子死了3个。

日伪时期,上海防疫委员会颁发的“霍乱防疫注射证”

图片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

当时驻在镇上的日本军队得知霍乱流行死人的消息后,非常恐慌。他们深知此病的厉害可怕,况且那时他们没有远离百姓的独立的营房,而是与老百姓杂居在一起。为了防止疫病蔓延开来,传染给他们,就调来医务人员,下令要老百姓注射预防针。于是出现了强行打针的紧张局面。那时我在小学里读书,他们派人到学校里,挨着个儿给学生打针,犹如“瓮中捉鳖”,一个也逃不掉。

02

遭遇“红眼病”

作者 | 沈锦华

至今为止,我经历过两次急性传染性结膜炎(红眼病)在上海的流行。

第一次是1955年的春天,我在高安路第二小学读五年级的时候。班级里有一位姓胡的男同学突然生了“红眼睛”,两个眼睛红红的,眼角挤满眼眵,还不时用手揉眼睛;据他说,是家里有人生“红眼睛”后传染给他的。

那时,在我们小学生的眼中,“红眼睛”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大家都不以为然。然而,班主任蒋曙光老师(当年也不过20多岁)是责任心极强的人,他强令胡同学回家休息,点眼药水治疗,与全班隔离。同时,蒋老师告诫我们:凡是胡同学手接触过的地方不要去碰,以免被传染。

胡同学休息了两天以后,红眼病已明显好转,又来上课了。上午课间操后,他悄悄地绕到我背后,突然用双手紧紧地蒙住我的眼睛,要我猜是谁。此时,猛地听到蒋老师大喝一声:“胡根发,住手!”胡同学吓得赶紧缩手,退立一旁。蒋老师厉声责备他:“你的手上沾满了病菌,你怎么可以用手碰别人的眼睛!这是要传染的,你知道吗?”说着,就拉了我到自来水龙头处,叫我不停地用清水冲洗双眼;他自己则到办公室取来紫红色的药水肥皂,反复帮我清洗被胡同学双手蒙过的眼睛周围的皮肤。同时,蒋老师再次对围观的同学说:胡同学碰过的东西不要去摸,不要用手揉眼睛。

我想,要不是蒋老师,我们这个小小的校园(一至六年级总共6个班)内,肯定会蔓延红眼病的,而我有可能首当其冲被传染上。16年后,我再一次领略到红眼病的肆虐。

那是1971年的7月巾句,正值炎热的盛夏时节,上海市区迅速流行急性传染性结膜炎,来势汹汹,几乎每个地方都出现了“红眼睛”。我因有20年前蒋老师传授的经验,处处小心为妙,外出归家必洗手,再加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两眼得以无恙。

20世纪70年代的“预防红眼病”海报

图片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

当时,不少人昨天还是好端端的,今天来上班都两眼已经“红彤彤”的了。据说,那时上海几家大棉纺厂,一线翻三班的纺织女工中,不少人被传染得了红眼病,甚至到了因患病者众多而开不出车的地步,迫使科室管理人员下车间上岗顶班。红眼病显然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了。疫情反映上去,这才引起上边的注意。市防疫站会同各大医院组织力量开展防治。

记得当年笔者所在单位,亦由医务室司其事。红眼病的防治,无非是避免接触患者,尤其是杜绝患者眼内的分泌物(眼屎、眼泪)直接或间接带入健康者眼内——这与16年前蒋老师的防治法如出一辙。笔者单位的医务室还煎了中草药汤(大约是菊花之类清热明日的草药),放在大门口,供进出的职工们喝。这样,才总算遏止住红眼病的蔓延。

03

校园抗流感

作者 | 叶 余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也是一种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的疾病。如果治疗不及时或不当,会危及生命。

1957年冬春之交,上海曾暴发过一次流感。那时我正在上海中学念高中,各班每天都有同学因病缺席,经校医诊断这些同学患的是流行性感冒。

这下学校里紧张了!如果是一般疾病,校医开病假条让同学回家养病就是了,可传染病不行。上级指示就地治疗,但仅两个病房五六张病床的学校医院,如何容纳众多病号?经研究决定,开辟大礼堂作为病房,两张长条椅对拼,学生抱来自己的被褥,铺上就是病床。大幕布一拉,舞台上是女病房,舞台下是男病房。

当时被诊断为流感的同学,马上隔离,甚至连叫宿舍取被子、热水瓶、碗筷都被禁止。记得我当时为一个同窗先后两次送去这些生活用品,交付时,她为“失去自由”而泪水盈眶。教室里,没有得病的同学则十分活跃,三三两两天天到讲台上看点名册,统计昨天缺席几个今天又缺席几个。学业重压下的学生们,内心希望学校会因流感而下令停课放假。

那天课间,大家正在议论生病人数以及是否会停课时,忽然广播响起紧急通知,同学们十分敏感地猜测:“停课了?”果然,除了关于如何预防流感的告诫外,通知停课一周。放假一周,这对周末回家、周日晚自习必须返校的住宿生来说,真是件喜出望外的美事,顿时龙门楼里一片欢呼声。

20世纪70年代的“预防流感”小册子

图片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

相对于校园里的欢呼雀跃,礼堂病房里则是一片黯然神伤。虽说全校停课,病号不再有脱课补课之虞,然而从窗子里远眺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回家,自己却还要继续过打针吃药的“台上囚”、“台下囚”生活、不由长吁短叹一声接着一声。

当时我们只为停课而高兴,后来听一位学医的同学说,像这样的疫情后面其实潜伏着杀机。幸而经过校方和校医们的努力,流感得到控制,当我们返校时,礼堂病房已经撤销,同学们熙熙攘攘地重返课堂,继续学业,无一例不测。

直到许多年后我才获知,那年早春,上海患流感者多达200万例。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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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故事三则 | 不同年代疫情下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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