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曾经的专业书店
汪耀华 上海老底子
在不太遥远的昨天，上海的大街小巷散布着不少与新华书店“百家书店一副面孔”有别的专业、特色书店，它们不同常规,却兼具专业门类齐全、备货品种丰富、反馈信息迅速、服务方式多样的特色，形成了一种“人无我有，人有我全、人全我特”的经营格局，成为一代读书人追逐的目标。
遗憾的是，那时的专业书店现在几乎都已消失。消失的原因各有不同，诸如市政动迁、专业式微、买书便捷乃至管理层的经营取向、职工的从业心态变化等等。不过，回望差不多三十年前出现的那些专业书店，对我等曾经的亲历者乃至众多的读书人而言，即便不说依然充满激情,也至少记忆犹存吧。
老牌的专业书店，譬如外文书店、上海科技书店、内部书店、邮购书店、上海音乐书店、古籍书店、上海旧书店、美术书店、少年儿童书店等等，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涌现的。这些专业书店创办时的盛况，我不曾亲历。如今，亲历者们渐渐老去，关于这些专业书店的史料也渐渐散尽。近些年来，我一直在鼓励亲历者们把曾经的青春岁月书写出来，也一直沉浸其中，与同道一起编写着这些书店的“大事记”。自然，做这些事情耗费了不少时间、精力。偶尔想想，时间都去哪儿了？噢，不少时间是花在这件事上了。
收获也是有的。于是，丁守垠老人写出了《多姿多彩的上海音乐书店》，记叙了1961年开业的上海音乐书店的沧桑历程。曾经，贺绿汀、丁善德、周小燕、黄贻钧、周信芳、俞振飞、袁雪芬、朱践耳、陈钢、薛范等都是该店的常客。在唱片、磁带、像带的陪伴下，音乐书店一直是音乐爱好者、音乐发烧友的“音乐之家”。2014年年初，我约丁老写此文时，曾登门拜访过他，他特地来公交车站相候，临别时又送我至车站，一直陪我到车来，我上了公交车之后回望，丁老一直站着……后来，我把丁老的文章稍作修改后送给《出版史料》，承编辑卓玥的支持，刊发在该刊2014年第3辑。此后不久，我便听闻丁老于当年10月31日因病逝世了。丁老在该文最后写道：“笔者于1983年3月因组织调动离开了音乐书店。虽然离开了，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一直萦绕着，思量着自己曾为上海音乐书店一员而深感荣幸。”
王惠娟老人为了回忆美术书店的往事，联系了几乎所有当年的老同事，共同追忆了那时的青春岁月。美术书店存世仅三年，一般人的记忆或许都模糊了。但它在王慧娟老人的记忆中是清晰的：
美术书店是在图片门市部的基础上建立的一家专业书店。该店设在福州路310号（山东路口），它的前身是“大东书局”。据说房屋的原主人是个佛教徒，所以，在房屋的顶上（山东路转弯角）造了一座醒目的宝塔，成为福州路上的一景。美术书店成立于1963年5月8日，是一家独立核算单位。书店的门市布局是一楼门市以原来图片门市的品种为主，供应各种图片、伟人像、宣传画、语录、地图、教育挂图及连环画等；二楼门市供应中外高级艺术画册、碑帖、书法、册页及各种美术工具书。
当初的门市陈列为了体现美术书店专业特色，市店宣传科吴家华、王显宗负责橱窗设计。二楼门市场地内橱窗、陈列柜等都精心布置，定期更换，使店堂的艺术气氛十分浓厚，达到展销结合的目标，深受读者的好评。
1966年，“文革”开始，美术书店成了所谓的“封、资、修”批判对象。书店的营业面积、供应品种逐步缩小，最后，二楼门市美术柜台全部停业，仅剩底层门市供应毛主席像、语录、宣传画等品种。
1968年，工、军宣队进驻后，美术书店二楼成为大批判和隔离审查的场所。当时军宣队曾称美术书店是个“庙小乌龟王八多”的单位，大搞阶级斗争。
钱永林老人整理的由徐金凤、胡生长、江恩芳、沈敏杰等当事人对少年儿童书店的回忆，在梳理历史的同时，也对今天少儿图书市场的欣欣向荣表达了欣慰。我曾在外文书店现有的“大事记”基础上烦劳张端芷、吴新华、顾斌三位前后任总经理不断补充，前辈们从青葱年月开始的书籍事业生涯，为城市的文化普及和积累尽力作为，我等后辈显然不应该忘却得太快。
1977年开始，数理化自学丛书、35种中外文学著作、《青年一代》《文化与生活》等标志性书刊大量上市，新华书店再次成为媒体的聚焦点、民众的关注点、社会的大热点。
由书业前辈任俊达撰写的《上海新华书店四十年概述》写道：“随着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读者对于图书门类和层次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新华书店系统专业书店建设的步伐大大地加快了。”这些书店基本上是在市店（上海新华书店）鼓励、支持之下，由区店创办，成为区店下辖的门市部，一般为非独立核算单位，但也有申办经营执照的资格，成为了独立经营的主体。因为领导倡导、市场需求、社会支持，在很长一段的时间内成了新华书店经理们热衷的事业，为新华书店获得了不少荣誉和光彩。如学术书苑设在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内，教育书店、工具书店等由原先的新华书店门市部或库房分隔后单独成店，还有如保健书店、旅游书店则是用新置的营业用房来开设的。“在满足读者多门类、多层次需要，缓解买书难方面，专业书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专业书店的年图书销售量在全市新华书店系统图书销售总额中曾占到40%左右。”
对于进入新时期后开设的专业书店而言，我都是亲历者了，都曾手持“请柬”作为嘉宾，受邀参加开业仪式。我也曾是多家书店的前期策划者、媒体联络者和店堂装饰的指导者，还为很多专业书店编印过专业书目，成为专业书店的积极鼓励者。
我被调入上海新华书店图书宣传科，第一份工作就是编印《每月新书》（每月出刊，四开双面，介绍上海当月上市的新书200—300种，依出版社排列，含书名、作者、定价以及少量简介，印一万张，由各区县新华书店免费分赠读者），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手机、纸张紧缺、印刷跟不上、书店还在闭架售书的年代，这可是读书人喜闻乐见的印刷品。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偶尔也在编书目，最近在编的是上海书展理想书房推荐书目。真是岁月匆匆，技艺不长呀。
1981年、1986年的上海书市，1990年的第三届全国书市，这几次书市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专业书店的实力。换句话说，没有专业书店的培育和储备，当年的书市想要举办成功，也是有难度的。同样，多家区店从书市销售中发现了专业、细分市场的活力，也增强了创办专业书店的信心。
1983年省版门市部的开业也和书市有着很大的关系。正是因为1981年上海书市时，设有一个省版图书销售馆，读者多，品种也多，受此鼓励，南市区新华书店才以此为商机，将区店门市部改扩建成为省版门市部。
1983年1月20日，我编了一份《省版书目》（四开四版）。今天重看，发现了一些当时的记载：供应的图书有100多家出版社出版的共计6000多种，其中，文史哲类读物4000多种、科技少儿读物2000多种，陈列展示以东北、西南、华东、中南、华北和西北六个行政区为大类，再分省分类。第一期《省版书目》印了5000份，我不知为什么还留了一份“分发单”：黄浦区店发300份，其他区店各200份，市店服务部、图供部、大专部、延东书店各100份，县店各发150份，其余都发给省版门市部。1984年3月15日出刊的《省版书目》第五期介绍了省版门市部一年的业绩：发行图书数量150万册，发行图书品种6000多种，经营104家出版社的图书，建立特约经销出版社44家，办理新书预订3000人次，办理缺书代办9000人次，读者来信50000封，复邮购读者信函9000封，读者邮购户4120封，邮购图书57000册，报纸介绍营业情况15次，营业员业务培训讲座7次……这些数据在当年也算正常，但放在现在看，实在叫人羡慕。
1984年秋，省版门市部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省版书展”，先后举办了“走向未来”征文活动、“上海青年最喜爱的十本书”评选活动，琼瑶作品讨论会、“怎样读《人论》”研讨会等。后来，省版门市部改名为上海省版书店，一直作为省版图书在上海的重要集散地。
1984年，我开始为音乐书店编印《音乐书目》，那时，音乐书店还是上海新华书店辖下的一家书店。后来，改为公司，脱离市店，风风火火若干年后，随着西藏路扩建而跌跌撞撞了几年，最终消失在大众视野中。有几年的大年初一上午，我都会邀请并陪同上海电视台新闻部记者去音乐书店、南京东路新华书店采访报道，当晚的电视新闻就会播放市民追求文化、小孩用压岁钱买书等内容的新闻。那时的音乐书店很考究，会准备几碟点心或水果作为新年礼物，我也会收获几盒新潮音带。三十年前的音乐书店经营的业务已包括：音乐戏曲和配合教育用书的各种语言教育带、唱片、录像机、录音机、唱机、录像空带、录音空带、音响设备、电教用具，音乐理论、总谱、器乐谱、钢琴谱、提琴谱、音乐技法、戏剧曲艺、电影艺术、声乐、舞蹈图书及期刊、丛刊等。
上海工具书店的招牌由启功先生题写。1984年9月15日，苏步青、谭其骧、杜宣等名人成了上海工具书店开业的嘉宾，静候着《辞海》（缩印本）供应的队伍有二三百米长。后来，根据《新民晚报》记者朱伟伦的建议，上海工具书店推出了一项崭新的服务项目——“新婚夫妇（含待婚）凭结婚证可优先供应《辞海》（缩印本）”，通过店堂张贴的公告和《新民晚报》的现场采访等宣传，先后有近五十对新婚夫妇凭结婚证登记买到了《辞海》。很多年后，工具书店的多位当事人与我重温那些年的往事时，我从他们的眼里仍然可以读出一种光彩、一种兴奋乃至自豪。
法学书局的店招由中国法学会会长张友渔题写，上海法学会会长徐盼秋亲任顾问。法学书局在配合第一个五年普法教育时，销售《公民普法读本》达到30000册。
南京东路新华书店自1981年12月起在二楼设立文史哲学术专著柜，供应哲学、政治、法律、历史、地理、语言文字、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各类学术著作。1982年8月，我开始编印《文史哲学术著作》书目，在开篇《告读者》中写道：“为发展学术文化，促进学术交流，繁荣科学文化事业，更好地为专业读者和学术著作爱好者服务，我店将不定期编印《文史哲学术著作》书目。书目设有分类书目、重点学术著作介绍、新书征订、出版动态、为您服务等栏目。”第一期书目发送后，收到了300多封读者来信，对书目提出了批评、建议与期望。第三期书目中披露，“外埠读者函索第二期书目六千余”。第四期刊出老严、小孔、小陈、小黄、小赵、小鲍、小王、小张等八位营业员的荐书，被《文汇报》摘刊。《文汇报》记者载文称专柜职工“对书深有感情，卖书全心全意”。《解放日报》记者则写道，他们是“爱书、知书和卖书”。当年，黑格尔的《美学》一个星期可卖100套，丹纳《艺术哲学》一个半月可销4000册。专柜1982年销售24.6万元，1983年销售49.8万元，1984年销售59.9万元，1985年销售64.9万元，1986年销售86万元。同时，作为对比，南东书店文艺柜的销售1983年87.5万元，1984年89.2万元，1985年为70.1万元……1987年11月18日，学术专柜晋级为学术书苑，书店招牌由汪道涵先生题写。
1992年9月18日，由上海医学书店领衔主办的上海首届全国医学图书展销会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展销会组委会名单，我现在看还吓一跳，抄录如下：
“名誉主任：陈敏章（国家卫生部部长）、谢丽娟（上海市副市长）；主任：徐福生（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王道民（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副主任：施杞（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陈致远（上海新华书店副经理）；秘书长：张建中（上海市卫生局办公室主任）、沈琴娥（上海医学书店经理）；委员：卢乃和（第二军医大学校长）、汤钊猷（上海医科大学校长）、王一飞（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陆德铭（上海中医学院院长）、朱广杰（上海铁道医学院院长）、施榕（上海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顺庆生（上海职工医学院院长）。”
为专业书店编印这些书目，在我也是一件乐意的事。十多家专业书店都要编书目，我或到书店抄书目，或校对，对于书的了解、对于市场动态的了解显然比别人多些，而且，作为市店职能部门的宣传推广，书目印刷费等也一并可以报销。那个时候，我还真忙。1984年10月出刊的《文史哲学术著作书目》的“编后絮语”小栏目中，我写着：“这期书目送到读者手里，已经是今年的第四季度了，肯定叫一些偏爱它的读者失去了信心，实在令编者难堪，真有点欠债的时间长了，更怕还债，可债总得还，于是，便匆匆地编印了这期书目，效果如何？真有点紧张。”这类率直的文字，在我编的书目中不时会出现，这也是我的真言。截至1990年，专业书店编印的各种“专业书目”累计达105期，向读者赠送达12万份。
备货品种丰富、开展多种服务、图书宣传主动、市场信息灵敏、坚持社会效益、坚持服务方向、坚持做好记录，是那些年那些专业书店的优势。1983年，上海新华书店发出了一份《关于办好专业书店的几点意见》，我现在拿出来读读，也感叹当年那些老同事的智慧。其中提及：“关于专业书店的特色问题，既称为专业，顾名思义就应该有专业特色，各该专业图书的备货，一定要做到：品种多、数量足、到货早；也就是说在各该专业类图书的备货上达到：一般店没有的专业店能有；一般店有的专业店必然要有。服务方式要道地、周到，要在‘竭诚’二字上下功夫。门市部要设‘每周’或‘每旬新书’专架，读者进店可见到最近新书，不必再到柜内寻找。专业书店和有关专业读者（包括团体和个人）要保持经常联系，以通信息和为他们服务，因此，有关专业性强、读者面狭，估计其他店订货少的图书，可以搞系统征订发行，但订单上应同时写明：‘可向就近新华书店和本店报订’，以照顾全局和整体团结……”
当年，推进发展专业书店对增加城市图书发行能力、进一步解决“买书难”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措施。
上海，因为适时推出了一个专业书店方阵，使新华书店在改革开放初期颇受作者、读者和出版社称赞，也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至今仍然有很多员工因为在专业书店受到过的历练而倍感自豪。
来源：古籍
原标题：《上海曾经的专业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