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和同学聚会一样，充斥着社会比较的压力

【编者按】

在每天的沟通中，我们都在对周围人的好与坏做出评价。但我们的赞扬与责备客观真实吗？在《赞扬与责备》一书中，心理学家特丽·阿普特以30年的研究成果揭示了赞扬与责备的机制是如何在亲子、夫妻、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之间运作的。赞扬不仅能表达喜爱，还可能涉及利用与讽刺；责备不仅与不满有关，还可能隐含着歧视和推脱责任。本文摘编自该书第8章，讨论了社交媒体带来的评判和比较，由澎湃新闻经后浪出版授权发布。

改变着的评判表

大约30年前，我曾做过一次对青春期少女及她们母亲的研究。现在，那些少女中有很多自己也做了青春期女孩的母亲，而我有幸联系到了我最早研究的36位少女中的14位，让我得以研究她们对青春期的看法有何转变。

能重新回去采访那些当年在来自父母和朋友的巨大影响下艰难地磨炼出自身评判力的年轻女孩们，是令人激动的。我与现已人到中年的她们一起重读了我们在80年代末，当她们还是少女时记下的所有采访记录。当我们回忆她们过去的经历，以及最近她们与青春期女儿的相处经历时，这14位女性都强调了社交媒体在社会及心理上引发的翻天覆地的转变。这些母亲相信，社交媒体带来了一股新危险——一种侵入式的、歪曲事实的评判。

我第一次采访尤恩和戴安娜的母亲琳达时，她只有13岁。少女时期的琳达描述了她对那种人见人爱、美丽出众的女孩子毫不掩饰的羡慕。琳达大声读了她在多年前对我说过的话，然后又给尤恩和戴安娜读了一遍。“我梦想我自己能变得美丽，”她曾说过，“那将会是一个坚实的地基……一件让我感觉可靠的东西……有了它我就能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并总会觉得安全。”13岁的琳达想象的安全感，其实就是被赞同及包容。要保护自己不受负面评价、轻视及排斥的侵袭，都得靠她获取完美容貌的能力。可惜在曝光范围更广的网络中，没人能找到躲避负面评判的安全港。在13到17岁的青少年中，89%都曾受过嘲笑、诋毁或威胁自己的 消息的影响。在这些青少年中，54%的人感到愤怒、屈辱、灰心丧气。

对琳达13岁的儿子尤恩来说，脸书已经变得“几乎像梦魇”一样了。他母亲问他：“你不理会它不就得了？放一边去就好了。”他解释说：“不理它们的话只会更糟糕，我宁可阅读那些笑我是‘胆小鬼’‘孬种’或其他嘲弄象棋俱乐部成员的词，或是其他什么让人们讨厌我的原因。”他15岁的姐姐戴安娜则坚持认为她经历的远比弟弟更痛苦：“每当我贴一张相片，得到‘真美’‘哇哦！’和‘还有更多吗？’之类的评论时我都会乐翻天。可当你贴出一张自己觉得很漂亮的照片，结果不但没得到赞，反而被嘲笑讽刺时，那简直好像被人打耳光一样。”

戴安娜继续盯着手机，翻阅其中的一个网站。“你在脸书和照片分享上净看到那些完美无缺的人，”她说，“你看那些名人——你知道的，那些有大把关注者的人，他们做点什么事都惊天动地的。他们的一切都满意极了。我有些朋友眼看就快在脸书上成名了。我不过是想试探一下，你知道，看看能否成功，看看人们是不是也觉得我很好。”尤恩补充说：“而你想洗干净那些坏东西。或是待在上面回复所有坏话。”戴安娜表示同意。不理会那些网站不是办法，毕竟，“如果你不活跃在社交媒体上，你就活得像个透明人一样”。

在我准备离开他们家时，琳达递给我她的手机，她的照片分享上有一张她领教师奖的照片。我对她表示祝贺，她又看了手机一眼，欢悦从脸上消失了。“我刚刚开始用照片分享，”她解释说，“事实上，这是我发的第一个帖。”琳达再次停顿了一下，显然在回想刚才与她子女的对话。“我理解他们面对的难题。我开始翻看照片分享，所有那些快乐的照片，每个人似乎都是那么漂亮、有趣，而且生气勃勃。甚至连我认识的人，比如我表兄弟姐妹还有他们的孩子，都是那么让人羡慕。我想，看看这些人都在做这么多事情。我是不是做得不够？那让我变得特别……不安。说实话，其实还要更糟糕，我感觉自己很渺小。”

琳达的话让我感到震惊。她事业有成，每天受到难以计数的赞扬，然而她却因其他社交媒体用户精心打造、专门用来吸引赞扬的个人页面而感到卑微。看起来，即便是成人，也会在别人展示看似完美的生活时感到气馁。

扭曲的比较也会扭曲我们心中的评判表

虽然琳达的话让我吃惊，然而的确有大量证据显示她的反应并非个案。我们的内心评判官对心理学家所谓的“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极为敏感。在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 Festinger）意识到社会比较是自我评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会问自己：我们跟周围的人比起来怎么样？看到别人，我会对自己有何种期望？

在我的大学同学会上，我见到了许多光彩照人、功成名就的老同学。一些人在政府的核心部门工作，一些人在法庭里独占鳌头，一些人的内心成功也焕发到了外表上，哪怕他们并没有直白地声明其中的原因。虽然我也对这些举足轻重的人感到兴奋，虽然我也为他们光芒耀眼的快乐与成就感到高兴，可是，我仍会与琳达一样，对这些闪闪发亮的奖杯、称号和名牌感到不舒服。这类同学会中充斥了大量的社会比较问题：当我将自己与他人比较时，我的自尊心怎样了？那次同学会结束时，大家分道扬镳，重返自己的平淡生活，重拾我们在社交场合进行自我表现时常会掩饰的起起落落。在这里，让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事物让我们着迷，社会比较的压力会逐渐减轻，我们的自我意识也随之稳定了。可是，对于那些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度过大段时间的人来说，强烈的社交比较会变成他们日常生活的固定组成部分。

在我们每次查看社交媒体时，我们总会面对那些看似完美的面孔和完美的生活。好事的用户会每天检查这些网站好几遍，揭露这些人的完美状态其实并非事实真相，只不过是一些用户刻意显露的部分。如果面对面地检验，那些画面就不可能存在。当我们与他人交流时，当我们交换观点，一起做事时（无论是做饭，决定看哪部电影，还是商讨团队报告如何编辑），我们从他们身上了解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我们能从社交媒体的帖子上所看到的一切。即便是一次非正式的接触，也能给我们探测的机会。我们会想：他们的主意好吗？他们听我们说话吗？他们有趣吗？他们热情吗？他们的视角是独特或清新的吗？的确，我们的评判偶尔会有出错的时候，可是，如果我们收到的信息被修剪、美化、虚伪地扭曲过，那么，我们的评判就不仅仅是错误的，甚至根本就是一文不值的。

在人与人的交流中，我们会在别人对我们做出反应时捕捉他们的面部表情：扩大的瞳孔显示出兴趣；猛吸一口气表现的是不满或同情；还有因我们的出现而浮现的，代表了轻松或不安的、温和或害羞的笑容。我们感应到更多他人的主观世界，我们开始在一段鲜活的人际关系中评估那个人，而不是通过被一个小心包装的、抽象的、经不起仔细琢磨的， 被社会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称为“星星点点”的自我表述。社交媒体用户以他们希望被看到的形象表现自己。那就好像他们的生活被粉饰过，擦掉了粗糙的棱角，抹平了一切缺陷，完全不会露出一丝自我怀疑的痕迹。

当我们通过扭曲的、被美化的镜片观看别人时，相比之下，就会觉得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有不足之处。这一崭新的评判文化被小说家玛丽 安·凯耶斯（Marian Keyes）精辟地描写为“无时无刻不在将我自己的内部与其他所有人的外部相比较，并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即便能分辨并精确概括这其中的问题——“比较我自己的内部与其他所有人的外部”会造成失真，也难以逃脱它的魔爪。毕竟，整体来说，作为社交媒体最大受害者的青少年（虽然受影响的人绝对不仅仅是青少年）也能够精确概括其中的问题。在知名杂志编辑南希·乔·瑟尔思（Nancy Jo Sales）对青春期少女的采访中，一位名叫卡里的女孩思索着说：“在不知实情的情况下，对社交媒体上的人，你会就许多细节进行猜测，而那些错误的信息会让你冒出很多疯狂的想法。”另一位接受了瑟尔思采访的少女达拉则说：“你会拿自己跟他们比。我觉得，那让我变得更爱评头论足。”青少年提到他们必须“早上醒来，戴上面具，假装成另一个人”，可惜他们虽然认识到社交媒体会制造肤浅的评判，却无法抗拒它的威力。

评判别人（无论正面或负面）是人类的基本活动，然而社交媒体却让它降低档次，并变成一种强迫症。正面的反馈能让人沉浸在关注与赞扬之中，在短时间内带来大量多巴胺（dopamine），并引发强烈的快乐。可惜，这种快乐十分短暂。很多用户以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注者、更多的赞，以及更多的阅览次数。然而，由于这些结果主要基于有限的、做作的自我表现，我们感到不满足其实并非因为赞扬不够多，而是因为它们的质量不够好。

赞扬、责备及社交媒体评判的不足之处

关于网络使用与自我不满之间联系的研究成果，最早发表在1998年——远在社交媒体流行之前。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克劳特（Robert Kraut）和他的研究小组跟随73个家庭中的169人，观察了他们上网活动的第一年。他们的论文名为《互联网之矛盾：降低社交接触及心理健康的社交工具？》（Internet Paradox: A Social Technology that Reduces Social Involve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它显示出，在研究期间这些上网用户的抑郁感及孤独感都升高了。而在那个年代，互联网其实更像电话而不是电视，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人际交流。尽管如此，互联网的使用非但没有增加社交活动，反而取代了它。人们变得更为与世隔绝，而且，也不肯靠与别人面对面接触来排解孤独，相反地，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了虚拟接触上。之后的研究也证实，过度使用脸书能造成不快乐和不稳定的自我感知。不过，在社交媒体带来的问题中，与世隔离只是一部分，更严重的是被扭曲了的评判。

我们追求的评判（清晰而集中的赞同与赞扬）在社交媒体中极为罕见。赞扬只有在活跃的、有反应的人际关系中才有意义。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我们能充分地感受到评判后面有一位真实的人（哪怕是通过电话交谈，我们也能从呼吸和声音中听出对方的微妙反应）。当我们的相片或帖子得到很多赞时，我们能感到一股突如其来的欢悦，但那不过是因为我们期待着这一人与人之间的赞扬。期待时，中脑的神经细胞会释放多巴胺——一种负责提供欢悦的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可惜，我们期待的满足感并没有随之而来。我们如果持续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交媒体上，便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期待欢悦，却得不到令人满足的欢悦，再通过同样无效的方法继续寻求奖励。

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因我做的某事而发出赞扬时，我会为取得这个结果感到高兴。我也为拥有这一充满赞赏的人际关系而感到高兴和慰藉。我会因为在别人的生活中造成正面影响而感到快乐。可是，如果我不过是贴了一张精心造型的相片，那其他用户的热衷对我来说究竟有什么真正意义呢？被欣赏的人是谁？为什么？赞扬拥有极大威力，但它也是极为敏感的：我们重视什么，我们认为自己应得到什么，谁的评判是我们重视的？

看到别人不断地检查他们的社交媒体网站时，我们往往会下结论说他们是上了瘾了。一个更精确的解释是，他们正在被愿望（希望找到能带来满足感的反馈）驱使着。社交媒体唯一能提供的，不过是一份虚假的保证。通信时越少露脸（比如发短信和即时信息），不满足感也就越深。无论我们能以此收集到多少个赞，社交媒体都不会（哪怕只是一丁点地）满足我们对赞扬的渴求。

负性偏向

社交媒体上的负面留言与正面留言有相同的特点，它们模糊、分散，带着一些让我们无论如何都想不通的、回答不了的问题。比如：他们的回应为什么如此负面？人们为什么对我如此不满？是什么让他们这样愤怒？尤恩总忙着看他的手机，想搞明白为什么他的帖子总会吸引负面评论。他解释说：“我想理解他们为什么觉得我不好。”在社交媒体上经历失败之后，人们似乎理应就此躲得远远的，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相反地，别人对我们的评论更会令我们上钩，这跟当别人议论我们的负面新闻，或诋毁我们时的反应如出一辙。由于我们太关心评判，所以当面对负面评判时，想要不起争执、不纠正他人、不采取报复地转身离开，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

恶意留言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是因为“负性偏向”（negativity bias）。对这一偏见的认识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存在了。它是由苏联心理学家布尔玛·蔡格尼克（Bluma Zeigarnik）的一个发现引起的。蔡格尼克年轻时曾在柏林求学，她的教授提到，饭店的侍者似乎总会更记得那些未付的账单，而不是已付的账单。她决定仔细研究这个关于记忆的怪现象。她研究了梦的内容，以及那些令人觉得不安、分神的烦恼思绪。她发现，人们更可能梦到或感到烦恼的对象往往是未完成的经历。蔡格尼克的同事玛丽亚·奥夫相基娜（Maria Ovsiankina）将之更进一步发展，承认“未完成的事情”能制造持续性的、侵略性的思想。在这些未完成的经历中，一个十分常见的主题就与我们的负面评判有关。

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责备——主要是因为它能制造焦虑。当我们无法理解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或暴露了什么缺点时，便会在脑海中不断地播放那句坏话，企图将之消除。可惜更经常发生的事情是，我们的烦恼反而会反复“磨尖”这些负面思想，让它变成“鞋里的小石子”——持续地让人烦躁，持续地带来疼痛，无法让人忽视。

穿越整部进化史，人们会发现对恶劣环境敏感的生物更可能生存下来。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忽略正面结果也许会令人感到遗憾，与好机会失之交臂；但这些损失远远不及忽略危险造成的后果严重。假如我的一位祖先放弃了与一群聪明而有趣的早期人类交往的机会，那的确是件可惜的事。然而，假如早期人类忽视了他人品质中的凶恶与危险，那么，他们就没机会把这样的基因遗传给我们了。于是，从进化角度来说，负性偏向是适者生存的体现，遗憾的是它在社交媒体中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把好处带给坏人，却让受害者全无招架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