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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方舱里的100种情绪

澎湃新闻记者 钟笑玫

2020-03-02 07:37  来源:澎湃新闻

方舱的晚上不关灯,墙、隔板也是一片白色。冯强第一次走进去,感到刺眼,他下意识想,有些患者也许会失眠,单调的颜色让人缺乏安全感。
冯强是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临床心理科医生,16天前的2月4日,他和54名同事组成应急医疗队,从上海出发驰援武汉,4天后,入驻建成不久的武汉客厅(东西湖区)方舱医院,上了第一个夜班。
他发现,刚进舱的患者会把这个布满床位的“大帐篷”想成仓库,而穿得像“外星人”的医护人员被划为“你们”,“我们”像是被“你们”遗弃了一样。
有的患者很焦虑,忧心尚未有发病症状的家人,未成年的孩子,自己的病情;也有19岁的少年,因抑郁有过轻生念头,但对医生闭口不言;还有一些人,正在艰难地面对失去亲人的“悲伤反应”。
在同一个方舱里,每个患者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埋藏心底很深。冯强每天在这些情绪中穿行。
冯强和另一位心理医生在巡视病房,跟患者聊天。  受访者供图
2月13日,他和来自新疆、宁夏、广东的两名心理医生和一名心理护士,组成了武汉客厅方舱的心理干预工作组。
他们帮一些患者弄了床帘,发给他们志愿者捐赠的眼罩。在白色的墙壁上,装点绿色的树和彩色的宣传画。冯强也会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打印出来,贴在读书角的墙上、发给护士,走到哪手里总攥着一张,方便患者找到他。
冯强觉得,总会好的。疫情过后,他还要回一趟母校,武汉大学,再去爬一次珞珈山,去看看樱花。
以下是他的口述:
【一】
“这是不是一场演习?”到达医院时,还有人这样小声嘟囔。
集结号是2月3日傍晚吹响的:“支援武汉,集合待命”。当时武汉的雷神山和火神山医院都在建,很多人没有想到会有一次这么紧迫的集合。
我们医院有90多个人主动报名参加应急医疗队。接到集合通知后,不管正吃饭还是没吃饭,都赶紧打包行李赶去医院。
焦虑、紧张在蔓延。
有些年轻的护士才二十几岁,工作没几年,不知道要面对的是什么。就连工作近十年的“老江湖”也有点抓瞎,去不去、谁去、去多久都是不确定的。
大概晚上10点左右,55人的名单宣布了。知道要去后,很多人心就定了,开始往集装箱内搬物资。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名单之外的医生的心情也很复杂,有点失落,有点轻松,又有点自责内疚,在送别的氛围中还有些感伤和担忧。没人哭出来,但我现在回忆起来倒是想哭,挺感动的。
第二天,火车站送别,我们都穿着统一的制服、拉着统一的箱子,就像军人穿着军装一样自豪。不单媒体,游客也给我们拍照。
但坐上火车,轻松气氛就慢慢消失了。
一开始是有列车员跟我们讲,车上有去武汉的乘客(不确定有没有接触史),不要乱走动。
有的护士跟父母通视频,说着说着声泪俱下。她们也知道这样父母会跟着揪心,但就是控制不住。有队员跟我讲,听到播报“武汉站到了”的时候,心都感觉要跳出嗓子眼了。
我从事精神卫生工作8年,出发前我就想好,要时刻注意队员们的情绪变化。但我也不敢强调这个,主要是怕他们可能有压力——谁跟我走近点、多说几句话,可能就涉嫌心理脆弱了。
我能感受到被回避。比如坐车来回方舱医院的时候,双人座我坐了一个,旁边的位置就没人坐,就算有人坐那人也很不自然。
我只能往群里多发些《抗疫·安心》这样的科普读本,平时尽量把自己跟他们同化为医生,而非凸显自己是心理医生。
最初的一周,我被安排作为内科医生进舱。其他医生也一样,不管原来是什么科室的,现在都统一负责新冠肺炎的诊治。
让患者得到治疗,这是首要任务。你身体健康都不能保证,哪来的心理(治疗)?就医有保障、信息通畅,也是有利于患者不往焦虑和抑郁发展的。
【二】
2月4日傍晚,我们到达武汉,第二天一早就奔赴武汉客厅方舱卸物资、搭帐篷。2月8日凌晨两点,我上了第一个夜班。
客厅方舱晚上是不关灯的,一进舱,灯光很刺眼,我下意识就想到,有些患者会失眠、精神不太好。墙、隔板一片白色,很单调,让人没有安全感。
陌生的环境可能让一些人想起仓库,再加上一些穿得像外星人的医护人员,衣服上写着的一些外地地名,患者可能会把里面的人划分为“你们”和“我们”,觉得“我们”孤立无援、像是被“你们”遗弃了一样,陷入恐慌。
有些患者会跟我说,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太危险了,不要我们了。
其实有这些心理都很正常,因为刚到一个环境,人搞不清楚状况,多少会缺少安全感,更别说身处疫情之中了。
我会安慰他们,说我们也是医生护士,这里也叫医院。我们也帮一些患者弄了床帘,志愿者也捐了眼罩过来。墙上除了党旗、国旗,还贴上了绿色的树、彩色的“患者心理护理及调适”宣传画、读书角、电视、移动充电宝、暖气片等物品,也让大多数人的心态都慢慢稳定了下来。
冯强和另一位心理医生在墙上张贴《患者心理护理及调适》  受访者供图
有患者跟我说,这边管吃管喝、免费治病、也不会像在社区一样给别人带来恐慌,一旦病情有点变化,医护人员立刻就能反应。他们住下来很安心,不太想出院。
其实医生的感受比较复杂。一方面想要帮助病人,一方面时刻会提醒自己病毒无情,做什么事情需要谨慎,包括不要靠病人太近。
隔离衣、防护服、口罩、面罩、两层手套、两层鞋套……这样的装备穿在身上,我们不仅呼吸不畅,眼镜里蓄着“雾水”——眼镜片上起的雾多了,形成水滴下来嘛。耳朵被口罩皮筋勒得像刀割,鼻子被护目镜压得像是被打了一拳一样酸痛。在这种躯体负荷下,情绪会比较容易烦躁,注意力不能持久。防护服比较容易被暖气烤坏,鞋套容易磨破,有的医护就会带着恐慌工作。
气溶胶传播的可能性在一开始还只是听说,有的医护人员就会觉得周围空气都是病毒,有明显的超价观念(精神医学的一个专业名词,指某种强烈情绪加强并在意识中占主导地位)。
夜晚还是比较冷的,还好我们的医生站有两个电暖器,可以烤一下。一起搭班的是重庆医疗队的,大家都紧张地进入了各自的岗位,书写病历和处理病人医嘱。每个人好像严重的近视眼,头基本上贴到了电脑的屏幕上,打字也好像老奶奶一样,一个一个字母看着打。
一个福建医疗队的队员不经意间提醒我,也许我靠近电暖器太近了,把右腿的防护服烤漏了。我一看,吓了一跳,马上觉得病毒无孔不入进入到我的衣服里面了,立刻用消毒水一顿狂喷,然后拿透明胶布把烫漏的裤子粘了起来。
时间不快不慢地过着。我作为内科医生,上了3个班次。上周,也算是“找到了组织”——新疆和宁夏援鄂医疗队各有一个心理医生,广东队里有一个心理护士。我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心理咨询小组,轮流入舱,专职负责方舱内1400名左右患者的精神科会诊和心理援助。
【三】
精神卫生的问题和传染病不一样,发病率一般都是1%,多的时候百分之十二三,不会是“断崖式”爆发。我们所面对的患者在整个方舱里是零星点缀的。
比如说,100个病人里面只有几个需要去干预,甚至吃药的。其他人都是一些情绪问题,只要给予教育、宣泄和疏导就可以,减少他们出现抑郁症、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的可能性。
每位医生一进舱,不管A、B、C哪个厅出现了相关情况,都要负责,比如我在舱内的时候发现了某患者的焦虑情况,下次另一位心理医生进舱时可能再会去跟他交谈。
目前我们有两种方式触及患者,一种是医生、护士、志愿者反馈给我们,另一种是我们自己巡视发现。
如果是白天的班,我会重点关注躺在床上的人,蒙在被子里或者睁眼发呆的,想着他们是不是有心事昨晚没睡好、或者比较消沉。要是晚上,我就会跟到处溜达的人聊几句,他们是不是因为某些事情失眠。
比如上午的时候,一个人蒙着头睡觉,我们会叫醒他,问“帅哥,你怎么了,昨天没睡好吗?”有的青少年会说不要管他,他就想睡。
大多数患者都比较配合,因为医生在关心他嘛。有的人会说自己只想缩在床位里,怕到处活动病情加重。有的人马上就坐起来,说起自己失眠的情况。一般我都会跟他们多聊几句,这跟我们平时在门诊“守株待兔”的状态不一样,“主动出击”才能触及到更深层次的情绪问题。
比如有位女患者一开始说因为认床睡不着。我关心了几句,她才说自己和老公都感染新冠,但是老公现在住在另外一个方舱里,她很发愁,想要转舱。
其实这种问题我是没法解决的。我只能安慰这个女患者遵医嘱,锻炼身体尽快出院回家,跟老公在家里见面。诸如此类的,还有患者想要催着快点拿药、拿到检查报告、孩子不满18岁但想要跟孩子同舱治疗等等。
除了失眠,我们还碰到过焦虑和抑郁的患者。
有位焦虑的女患者会一直忧心没有发病症状的老公会不会被“抓走”,黏着医生不让走,问了一遍“会不会被抓走啊?”医生安慰了她半天,就像没听见一样,又再问“抓走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还有检查结果、药、家里未完成的事、包括自己的病会不会好,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焦虑的主题。
有位抑郁的19岁男孩,听到“心理医生”四个字就非常抵触地说“我想睡觉,我没有问题,我不想说话!”但是护士和医生查房的时候,从周围患者那了解到,他有过轻生的念头。
我和另一位来自新疆的心理医生张桂青跟男孩接触了两次。第一次他是排斥的,张医生说这种是混熟了才好说话,隔了一小时我们又去找他。
张医生告诉他,“我们又来了,看看是不是可以聊聊呢?”他说“我没有病。”张医生说“不一定有病我们才聊啊,我们会和很多人聊的,你看我们都聊了一圈回来了。”
这时候,男孩坐起来了,开始告诉我们自己睡得不太好,但不需要辅助睡眠的药物。张医生告诉他“你这么年轻,很快病毒就会被你的免疫力杀死的,你需要的话,医生会随时给你帮助的。”他本来是不怎么跟我们有目光接触的,听到这句话,他抬起头,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他得到了一些安慰,然后赶紧抓住机会,向他推荐了一个抗疫心理音频,他主动扫上了。
方舱有三个电台供患者收听,分别是:武汉本地电台、方舱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患者可以在闲暇之余听听电台的专项心理疏导节目。  澎湃新闻记者 赵思维 图
这里需要提醒一点,平常心理咨询遇到的目光不接触以及身体不会正向面对你等情况,在这里不一定就能说明这个人内向或者回避沟通。
有个网络工程师,心态特别积极,把电脑带进来每天工作,还给我展示他之前给医院设计的办公平台。我跟他聊的时候,他侧身不看我,跟我解释“对不起,这不代表我不礼貌,而是不想正面说话(导致)空气喷过去增加你们的危险”。这种患者真的特别贴心。
这次疫情凶猛,一些住进方舱的患者失去了家人。目前我接触了3位患者,分别失去了父亲、母亲和丈夫,有不同程度的“居丧反应”(失去所爱的人后的一种自然反应。与死者关系越密切的人,产生悲伤反应也就越严重。猝然死亡,引起的悲伤反应最重)。
一位失去父亲的女患者,在朋友圈写了一大段的哀悼文字,回忆父亲特别善良,曾经让找不到酒店的陌生人住在家里,但是这么善良的人在患新冠肺炎离世之前,很难得到床位和找到车去医院急救。她是哀伤中带着怨气的,创伤有点大。
我没入舱的时候,托跟她接触的医护人员把我的微信给她,她也不加。今天(2月19日)另外一位心理医生入舱了,他会去了解一下这个患者的情况,进行干预,帮助她顺利度过这段时间。
【四】
其实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很多病人可能会有病耻感,不太愿意去求助心理医生,怕被人看轻。而且有些人会觉得心理医生不管用,只是随便聊聊,觉得这种治疗都是胡扯的。
特别是有些中年男性,平时抽烟、酗酒、闷声不响,其实有很严重的抑郁症和焦虑症。他们害怕暴露自己,在别的男性面前“没面子”。
我们在巡视过程中,看到还是有很多的人在床上看手机。我一开始感慨,手机让大家都着迷在虚拟的时空中,一方面我们的视野更大了,可以躺在床上看世界,一方面人更孤独了。但我又意识到,在这个特殊时期,也许手机让更多人可以进行自我隔离,也可以通过手机宣传我们心理卫生的工作。
所以我开始“发传单式宣传”,把我的微信二维码打印出来,贴在读书角的墙上、发给护士,走到哪手里也攥着一张。
读书角上方的墙上,张贴着冯强的微信二维码。 澎湃新闻记者 赵思维 图
我也会定期在我们医护人员的群里发一些短视频,宣传心理健康。如何改善睡眠,或者如何改善我们应对新冠的医务人员的情绪等等。目前为止,只是有些队员会问我失眠怎么办,还没人私下找我深聊。
抢救室不用的时候,我们预计把它作为一个临时心理干预的工作室。那里有窗户,通风比较好,还有凳子,可以坐着聊久一点,而且比较私密。不过暂时还没有患者进去过。
据我所知,目前在武汉的一线精神科医生是70人左右。我也会跟其他方舱医院的心理医生交流。有的方舱医院开舱不久,心理医生还没有专职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整个方舱要是只有他一个(心理)医生的话,他也会觉得孤军奋战,会有压力感。
我们有个专家后援团,大多是从事临床心理科数十年的“老江湖”。他们给了很大的支持,经常会发一些“干货”到群里给我们看。如果我们遇到疑难个案很难处理,就可以通过这个后援团找到一个资深的教授或者主任医师指导。
网上的心理咨询热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很多武汉市民以及愿意主动寻求心理咨询但害怕在方舱这个“小社区”内暴露的患者会去拨打心理热线。
不论什么途径,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怀着一个健康的心态度过疫情,总会好的。我本科是在武汉大学医学院上的,等结束了,我想回去一趟,见见老师,应该也能见到这次疫情的战友,爬一次珞珈山,看看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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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芳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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