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社区与医院间“摆渡人”:碰到老年患者忍不住伸手帮忙
“在武汉这么多年了,又是个转业军人,还是党员。在祖国有难的时候,我应该主动站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有所担当。”今年46岁的王禾田是武汉市江岸区永清街道的志愿者司机,负责接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去往汉口的各个定点医院。
护目镜会限制视野,在接送病人的过程中,王禾田为了保证行车安全,会把护目镜摘下来,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但也因此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暴露在外。由于近距离接触高危人群,他也会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
王禾田说,他每天都会测量好几次体温,还笑称自己有点“神经质”。
“在这个有担当的城市,我想做一个有担当的人,为我的孩子树立榜样。”说不担心是假的,但是既然上了“战场”,王禾田有股无畏的冲劲。
我是河北人,1991年从部队转业来到武汉,便留了下来。我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和身边的武汉人相处久了,他们在工作中体现出的责任感,他们为人处事中的细心,让我感受到武汉是一座有担当的城市。
疫情前,我是黄鹤楼公园营销科的职工,平时负责公园内世纪钟的运营。以往过年,我和妻儿经常回河北看望老家的亲友,但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让回河北过年的计划落了空。
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我和家人响应号召留在了武汉。此后,我持续关注着疫情动态,还在协调老家的社会团体捐赠物品,筹集方便面等物资。
后来,我看到市政府在招募疫情防控志愿者,立刻在手机上填表申请,但是因为年龄较大,很遗憾地没有被录用。2月2日,我又到自己家所在的永清街道办事处毛遂自荐,希望能为疫情防控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两天后,我正式上岗成为永清街道办事处的第一位志愿者司机。
我的职责是从社区接送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前往各个医院治疗,由于日常接触高风险人群,为了与家人隔离开,我休息的时候只能借住在朋友的空房子里。我记得2月6日,我工作到凌晨两点多,刚刚转运了两名患者。当我开车到自己家楼下,脱去防护服时,才想起不能回家。由于第二天上午还要去街道办公地点报到,我就在车上将就睡了几个小时。
我开的车是政府给街道配的面包车,把车内的座椅拆掉后放置了几个板凳,空间更大也便于消毒。接送的患者时,他们常会出现情绪焦躁、恐慌,他们担心自己的病情。我只能耐心地安抚他们,开导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他们心安。
这些天来,我开车带着社区的患者跑遍了汉口所有的定点医院。由于车内空间密闭,我也担心被传染,每天都在高度紧张状态下。在车内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戴不戴护目镜成了最大的问题——不戴吧,又担心自己的安全没有保障,戴上的话视野受影响,开车不安全。
为此,我只能把护目镜摘下来,尽量在行车过程中把窗户放下来吹着风,让空气流通,避免交叉感染。虽然有点冷,但起码能保证行车安全。精神时刻紧绷,尽量多的消毒,尽可能不近距离接触乘客。
然而,一方面为自己顾虑,但另一方面,看到一些行动迟缓的老人,我又忍不住去伸手帮忙,常常让我陷入两难。2月10日凌晨一点多,我转运了一趟患者,本来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不下车的,可当我看到他们那般无助,又于心不忍。他们大包小包拎着,有家人却不能陪同,我还是忍不住下车去帮他们一把。
回过头想,我也会很觉得这样近距离的接触很危险,担心自己会不会被传染,总感觉自己是不是在发烧,每天都要量几次体温,我都觉得自己有点“神经质”了。
今天(2月19日)是社区排查的最后一天了,社区封闭的措施越发到位,执行也更加严谨。通过转运患者数量的下降,我也能看到社区排查工作中可喜的变化。早期,我一天转运过三趟、八名患者。我最近一次跑车时,一天只转运了一趟。我相信疫情总会过去,结束之后最想陪陪孩子,出去旅游散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