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造成了“西方的缺失”？是“伪西方”的拥趸们

近年来，在西方外交政策领域，“西方”与“西方危机”正重新成为讨论与争议的焦点。日前落幕的2020年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正是以此为主题。官方手册《2020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在开篇第一段就提到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在第二段中又引用了《纽约时报》2019年的报道，直指“西方的安魂曲”，甚至还制造了一个新词“西方缺失”（westlessness）来描述当前的多重危机：对外，西方世界在全球影的响力日渐流失；而在内部，民粹主义政党崛起，民众正在丧失对民主机制的信任。

如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所言：所谓西方危机，不仅指西方特质在全球日渐式微，它还指传统西方世界本身正变得越来越不“西方”。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西方”？

“伪西方”才是“西方”的真正威胁

“西方”这个概念从来就未曾有明确的定义，它结合了多种思想与文化传统，只具有随时代不断变化的相对含义。而在最近的几十年，人们基本认同，“西方”是所谓以倡导人权、法治、市场经济和国际合作为己任的自由民主政体的集合。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价值观的集合，是一个抽象、开放的广义概念，没有强硬的地域及文化限定。而近年来，这种定义正在受到侵蚀，甚至被滥用。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2017年访问波兰时针对俄罗斯高喊：“我要在这里说：西方永远不会被摧毁！”他说，西方必须武装起来打击敌对势力，因为后者想要消灭“那些使我们得以成为自己的文化、信仰和传统纽带”。显然，特朗普对“西方”的定义更为狭义。

由此看来，将移民、外来文化，乃至新的性别观念都视为“西方”之威胁的政治家和诸如反伊斯兰的“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等社会运动的拥护者都是特朗普式狭义“西方”定义的拥趸。他们把“西方”概念中的“民主”肆意偷换成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曾言：大众的意志被唯技术论者和“政治正确”所取代，现在西方虽然有自由主义，却已经不再有民主，而须对此负责的正是“自由主义精英们”。

与清醒地呼吁捍卫传统世界秩序或多边主义的倡议相反，诸如“让美国再次强大”以及“夺回控制权”这样的口号通过迎合民众的某些底层情绪而收获巨大共鸣。狭义“西方”定义的拥趸认定许多西方国家的传统原则和法治都已经腐坏，但至少迄今为止，他们的观点和言论恰恰都不具有任何建设性和建构性的意义。

德国《时代》周刊的评论文章指出：这种被狭隘化的、偷换了概念的“伪西方”才是“西方”的真正威胁。“伪西方”的崛起已经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随着西方社会的分化与撕裂，政治与政策越来越流于权宜，作为传统秩序重要支柱的制度与国家机构很难再奉行延续多个任期的长期战略。美国当前的政治实践及其造成的影响就是明证。

第二，国际层面的分歧日益加剧，“伪西方”的代表们开始质疑乃至抛弃西方国家间合作的基础性要素。比如对于欧盟这个法治共同体而言，法治的破坏和某些成员国自行其是构成了关乎存亡的威胁。

第三，西方国家似乎正在失去塑造全球政治的意愿。因为一旦失去了共同的价值认同，就不可能就全球政治议程达成共识，甚至失去对达成全球政治议程必要性的认同。西方国家正在逐步失去对多边主义国际合作的热情，并重回大国竞争的零和时代。

对于西方的复兴，中国外长王毅在慕安会的讲话可谓切中要害：应当坚持多边主义。“中方尊重西方国家的选择，愿意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与各国实现共同繁荣。西方也应摒弃笃信自身文明优越的潜意识，放弃对中国的偏见和焦虑，尊重中国人民的选择，接受和欢迎一个与西方制度不同的东方大国的发展振兴。”

因此，西方的复兴绝不意味着集结起来掀起一场针对“东方”的新冷战，否则便又堕入了“伪西方”的泥淖。西方的复兴不仅意味着重振跨大西洋合作，意味着加强欧洲联盟，更意味着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意味着以平等开放的姿态推动全球合作。

谁能引领西方复兴？

面对本届慕安会“西方缺失”这个具有诘问色彩的主题，与会者可能都禁不住会想：退出《中导条约》、退出气候协定、更改地雷禁令、退出伊朗核协议、接二连三为自由贸易设障的特朗普在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能连任吗，明年来参会的有没有可能是另一张面孔？

在国际合作中不停搅局、大开全球化倒车的特朗普似乎不言自明地成为众人心目中“伪西方”的代表人物。但无疑，绝不可能将解决西方危机的出路寄托于某个人的成败或者某个国家的政治选择。那么，大西洋此岸的欧洲又能否挑起重担？

法国总统马克龙从来都是个充满热情的倡议者。他指责美国破坏了北约内部协调，从而使北约陷入“脑死亡”，呼吁重新评估与俄罗斯的关系，阻止欧盟与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开展入盟谈判。在本届慕安会上，他又主张欧洲在防务领域有更大的自主权，形成共同的战略文化，甚至想要重新讨论核威慑问题。

马克龙一次又一次把激烈的倡议加于欧盟，一些人视他为麻烦，另一些人则视他为希望。但迄今，马克龙的这些倡议始终只能得到极为谨慎的礼貌回应，尤其是德国方面。对此，马克龙说：“我并没感到挫败，我只是不耐烦。”

对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慕安会的讲话中说：“在欧洲的中心，不应跳动着一颗充满畏惧的心。”德国应承担更多责任，国际社会对此期待已久。在国际层面，德国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德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在道德上总是采取安全、正确的姿态，在国际事务中总能侃侃而谈。但正因如此，施泰因迈尔警告说：德国总是心存幻想，希望所有人都像德国一样讲道理，或者希望“别人能替我们解决问题”。但其实德国必须主动采取行动，在当今的西方危机中尤是如此。

2019年4月，德法两国外长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共同提议建立“多边主义联盟”。今年下半年，德国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众人又一次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德法两国。

诚然，“西方缺失”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矛盾和传统政党政治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新挑战，绝非几项政治倡议就能解决问题、扭转局面，因此不应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期待。但无论如何，在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包括35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100多名外长和防长在内的，来自东西方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500名“高级国际决策者”齐聚一堂，共商“西方”和世界的未来，这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