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次企图战胜瘟疫的我们，都被无知拖了后腿
原创 硬核读书会 新周刊
众所周知，要阻止病毒传染，通常有三种方法——疫苗、药物和生物隔离，如果前两者均没有研发出来，人类只能选择自我隔离。
埃博拉在非洲肆虐时，人们遵循对抗天花病毒的古老经验，设置路障切断了村庄对外交通，禁止陌生人进村。
仅仅隔离还不够，疫苗和有效药物迟迟出不来，人们在焦虑之下会求助于替代药物。
到游戏中段时，系统提示“替代药物渐趋流行，民众开始寄希望于银杏汁、疗愈水晶或是蛇油等替代药物”，这是疫情将会进一步扩散的红灯。
一个模拟游戏对瘟疫传播过程的还原，只能将所有案例模式化，现实更加复杂。
如何对抗传染病，本期读书会介绍的五本书，不仅仅是记录人类历史上的可怕瘟疫，也给出了人类何以战胜瘟疫的方法，或者说是教训。
译者：程光胜、马学博 校者：王丽凤
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3月
110年前，口罩和隔离，曾经拯救了东北。1910年9月，一场鼠疫席卷东北，蔓延关内，到次年4月至少造成6万人死亡，尤以哈尔滨疫情最烈。
鼠疫在哈尔滨的平息，有赖于伍连德，一位拥有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马来亚归侨，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临危受命，担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
通过解剖尸体，他确定病因是肺鼠疫，会通过飞沫传染。中国炕式房屋通风较差，简直是肺鼠疫传播的理想环境，“只要鼠疫病人与朋友或者亲属逗留或住宿在一起，就会有被感染的病例”。
当时，想要说服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同行都十分困难，何况是一般居民。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人梅尼用处理腺鼠疫的经验来应对，结果因为诊断病人时没戴口罩，6天后不幸身亡。
此外，“尽管有些游方郎中或中医声称能够治疗，却没有真正的鼠疫病例能够幸免于死”。
伍连德要求将疫区中心傅家甸进行分区封闭，对病人进行隔离诊治，所有人都要佩戴口罩，并将死者遗体集中焚烧处理。这些要求得到采纳，但进行得并不容易。
伍连德回忆，虽然“在大街上几乎人人都戴上了这样或那样的口罩”，但是“有的人把口罩松弛的挂于耳上；有人套于颈上，犹如护身符，而正应刻意保护的鼻孔和口腔却依旧暴露在外”。
一处教堂院落聚居了300人，神父以治外法权为由，拒绝送出疑似病人，还自行将死者埋葬，结果导致包括自己在内243人的死亡。
艰难的是等待。各项措施实施之后，死亡数字仍然在上升，从40人到过百人，最多的一天死了183人。但在恰好30天后，死亡人数终于下降为零，一场瘟疫逐步平息。
这场“科学组织之胜利”，是伍连德一生最重要的经历。40多年后，伍连德将回忆录命名为《Plague Fighter》（鼠疫斗士），以荡平东北鼠疫之战作为开篇，放在一生经历之前详加叙述，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从处理疫情的种种困难，到近世中国现代化的种种曲折，这本书所展现的不仅是个人经历，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译者：杨岐鸣、杨宁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8-06月（第一版）；2017-01（第二版）
“瘟疫的到来如死亡和税收一样不可避免。”
1982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理查德·克劳斯博士，曾经如此回答关于“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新传染病？”的问题。
在20世纪上半叶，人类已经克服了历史上骇人听闻的黑死病、肺结核、流感等传染病。
科学家踌躇满志，认为掌握的技术可以分析出每一种传染性微生物的弱点，利用药物和疫苗击败它们，“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似乎只剩下了癌症和心血管疾病”。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在全世界游走，物产在全世界交换，新鲜的动物不断端上餐桌，随之而来的是玻利维亚出血热、巴西脑膜炎、埃博拉、军团症乃至艾滋病，种种新的传染病不断出现。
病毒的源头难以探寻、变化也难以捕捉。科学家刚刚弄清一种病魔的来源，又要面对另一场瘟疫。
哈佛艾滋病研究所的乔纳森·曼教授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特点”，总结为“新发现的疾病反复爆发；流行性疾病向新的地区传播；人类的技术助长疾病的流行；人为地破坏当地的居住环境后，疾病由昆虫和动物传播给人类”，他认为“这个世界迅速地变得更加软弱了”。
劳里·加勒特的《逼近的瘟疫》，正是对20世纪下半叶各类传染疾病爆发的描述。
她讲述了传染病暴发的恐怖，也写出了科学家抗争搏斗的努力，既有医学的视角，也有社会学的分析，堪称了解当代传染病的入门书，放在当下的中国尤其适用。
作为拥有斯坦福大学细菌与免疫学博士学位的资深科学记者，加勒特的这本书更有侦探小说一般的笔法，将严肃的科学知识写得抽丝剥茧、扣人心弦，连译者都赞叹“有几分像读《聊斋》故事一般，觉得十分有趣”。
可惜的是，译者年逾七十，精力有限，对原书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等五个章节没有翻译，实在非常遗憾。
出版社: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译者: 钟扬等 译 金力 校
出版年: 2008-12（第一版）；2018-07（第二版）
近两年在各大书单里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本书。如果说“非典”年代有些久远，2017年底肆虐中国的流感，让人们深刻领略了它的威力，《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一文被广泛传阅，表现出“新中产”群体对流感共同的忧虑。
在新冠病毒疫情阴影下重读这本书，真是越读越有共鸣。
1918年夺去无数人性命的“西班牙大流感”，其实首先发生在北美，传播到欧洲时，首当其冲的也是战壕内的士兵。
那为什么叫“西班牙流感”呢？是因为交战国为了不让流感的报道打击士气，选择了一定程度的“冷处理”，对相关报道进行审查和打压；
作为中立国的西班牙，却有了大规模公开信息的机会，尤其是在国王也“中招”之后，媒体纷纷报道疫情，因此这场大流感被“落户”在实诚的西班牙，真是历史的黑色幽默。
而在流感病毒发生变异、致死率直线上升之际，作为疫源地之一的费城政府则选择了一瞒再瞒——
当然，不仅因为官员无能，还因为他们也选择顾及“美国人的士气”，继续举办筹措战争公债的大游行，让几十万不知情的群众聚集在一起，把城市大街变成死神的屠宰场。
是不是很有“既视感”？一百年过后，大洋彼岸的某座城市也采取了似曾相识的措施。所谓“真相就是最好的疫苗”，这是极为惨烈的经验总结。
除了对1918-1920年的流感做了详尽的记录以外，《大流感》还用了非常多的篇幅，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立与传奇人物韦尔奇到医学院任职开始讲起，讲述了美国新一代有理想和追求的医学工作者，如何让一个医术和科研能力在当时都相当落后的国家拥有一套科学的医疗体系。
此外，书中前半部分还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医学发现做了回顾，还详细解释了流感的发病和变异机制……
在部分读者看来，这可能有些影响阅读体验，毕竟这些章节缺乏凶狠的病毒和英勇的医务人员这些好莱坞情节，但这部分相当重要。它告诉我们，历史上的所有发现和进步都来得相当不容易。
进入21世纪，似乎很多科幻小说里的情节都要实现了，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讨论意识永存，人类获得超越肉体的力量似乎指日可待，可一场“感冒”就能让我们在床上难受好几天？！很多人都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正如《后现代邮报》说的，“医学傲慢”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问题，新型传染病提醒着我们生物医学存在的局限性，“这些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韦尔奇等科研者意识到病魔可能暂时无法击退，于是“投入了构建和完善知识体系的工作中去以期能够最终战胜病魔”。
或许并不存在某个没有病痛的美好未来，人类得永远面对挑战、应对挑战，心怀敬畏和希冀地活在演化之路上。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者: 姚向辉
出版年: 2016-3
由于最近的肺炎疫情，人人草木皆兵，美国主持人“崔娃”特雷弗·诺亚讲述他因非洲埃博拉疫情遭到异样眼光的一段脱口秀视频火了。
当时他从南非乘机回美国，作为非裔，机上乘客、美国海关都对他严加提防。
很多人对“埃博拉”早已久闻大名，但埃博拉到底是什么？看《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一书，读者不必身处埃博拉疫区，也能感受到这种线状病毒带来的彻骨深寒。
“它有多厉害？”
“病死率在50%到90%之间。”
书中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还不足以让人了解埃博拉的凶猛。
对比一下：据世卫报告，当前新冠肺炎的致死率约为2%，2003年的SARS总病死率在 14%至 15%之间，而曾经在中世纪欧洲造成5000万人死亡的黑死病，其致死率为30%-60%。
更触目惊心的是其症状：埃博拉能从内脏到皮肤，从大脑到下身，全面腐蚀一个人的身体，除骨骼肌和骨骼外，大部分器官组织将会肿胀、腐坏、液化，最后爆裂。
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对病发过程纪录片式的描述，每一个字都像埃博拉病毒一样瘆人。
致死率极高，可能是埃博拉至今未能在全球大范围传染的原因之一，但在局部地区的多次微爆发中，病毒会不会变异，无人知晓。
就像书中所说，我们永远不知道人类离重大生物灾难到底有多远。
理查德•普雷斯顿因为这本非虚构著作，获得美国疾控中心颁发的防疫斗士奖，是该奖有史以来唯一非医师身份的得奖者。
想了解瘟疫如何可怕、如何传播、如何肆虐，这本书可能是当前最具现实感的著作之一。
埃博拉的故事，不仅仅是一种病毒的历史，也是人类数千年来对抗瘟疫的当代缩影，这里面有愚昧，有恐惧，有权斗，也有智慧、勇气与妥协。
埃博拉入侵华盛顿时，女主角南西医生选择坚守岗位而没有去见父亲最后一面，父女俩在电话里平静地互道一句“我爱你”。
从过去到现在，我们都不缺挺身而出的义人，但他们要对抗的远远不仅仅是病毒。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3-1-1
明清时期，江浙是瘟疫的重灾区，是瘟疫最为频发的地带。由于经济南迁带来的社会发展，人口集聚和工业污染所带来的城市问题，也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变得越发突出。
传统观念的养生意识，逐步地开始向现代卫生观念过渡。故而，在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层面，中医养生意识和现代卫生观念在清末民初处于共生共存的模糊交织。
江南湿热环境的促生，人口聚集导致的规模化呈现，生活垃圾、工业废品对环境的污染，明清时期到民国时期的瘟疫爆发，已经逐步趋向于现代化城市的瘟疫形态。
明清时代，医学中心在以苏杭为轴心的江南地带，温病学的兴起和种痘术的发明与推广，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最突出的现象之一。
对于瘟疫的成因问题，明清之际的社会认识尤其是民间认知，仍旧存在着很大程度的道德意识或神鬼观念。
这种新观念和旧传统的角逐，在我们时代仍然俯拾皆是。无论是国民神药板蓝根，还是新晋神药双黄连，在面对瘟疫疾病的应急措施面前，现代医疗科学知识的普及仍然是未完成的现代化事业。
在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方面的防疫措施上，余新忠发现，国人缺乏的不是卫生的观念和行为，而是官方与社会对此的重视，对卫生的零散观念和行为的系统整理与宣传。
较之于个人卫生而言，公共卫生对瘟疫的预防更为重要。然而，公共卫生与医疗科学之间的社会联系，要下沉到民间社会进行普及，是另一重艰巨的现代化任务。
如果无法理解个人卫生、公共卫生和瘟疫防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即使有了现代化医疗技术和新型救治药物，医疗救治方面也会因为社会环节的缺漏而显得困难重重。
余新忠发现，尽管地方的福利和卫生是国家仁政的重要体现，但只要不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治秩序，朝廷和官府大抵不过是倡导和鼓励，具体的工作仍然是由地方社会力量来实施和完成。
在社会层面的卫生防疫，民间的善堂善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力量的活跃不仅弥补了政府在瘟疫防疫方面的消极，办事效率也比官方事业更加有效率。
社会救疗的工作开展，以社会力量和医疗资源为前提。
尽管江南拥有较为活跃的社会力量，在全面开展救疗活动时能够发挥官方难以发挥的作用，但由于社会力量本身是一种软性机制，使得救疗工作充满着不确定性和非普及性。
由于卫生事业在职能方面的模糊性，地方官府也可在没有朝廷御旨的状况下，发挥着道义和责任方面的救疗活动。尽管救疗活动同样受制于地方官员的个人素养和能力问题、社会力量的活跃程度、医疗资源的丰富程度。
在近世中国的瘟疫防疫方面，朝廷、官府和社会之间，对于社会管理和秩序维护方面，并不存在着根本性和体制性的矛盾和对抗，反而在兴办医药局等公共卫生事业方面出现了更为广泛的合作——
原因在于，清末国家将原本主要由社会力量承担的事业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不仅不对社会力量进行扼杀和限制，而且对社会力量进行互补和呼应，形成庙堂与江湖、官府与民间之间的合作与互补，构建一个社会救疗的生态体系。
故而，在瘟疫防治的现代化道路上，必须着眼于整个社会生态体系的现代化。
作者 | 司马戡、萧轶、朱人奉、王立
原标题：《多少次企图战胜瘟疫的我们，都被无知拖了后腿 | 硬核读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