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看武汉｜关注被隔离者的心理压力：非典时的症状

为了防止传染病蔓延，现代隔离技术成为一种常见的疾病控制策略，但隔离措施会对自由受限的被隔离者带来身心健康的影响。我们编译了2004年7月发布于《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的一项研究，载于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网站，描述非典（SARS）疫情时期被隔离者的一系列症状。以此为鉴，希望有助于理解当下相关人群的需求和忧虑。以下为文章简要内容。

一、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状迹象

研究采用效度得到验证的量表进行，结果显示：有相当一部分被隔离者感到痛苦，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抑郁症状的迹象。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焦虑障碍，表现为回避与创伤经历有关的刺激、创伤的再体验，以及过度觉醒，例如警觉性增强。这种障碍可能在经历危及生命的创伤性事件后产生，如果创伤事件被知觉为一种人身攻击，那么个体对PTSD的易感性将更高。

我们通过诊断访谈来确诊研究对象的PTSD症状，用样本中IES-R（修正后的事件影响量表）评分大于等于20的比例来估计研究对象中创伤后应激综合症的患病率。由于我们调查的大多数受访者都是医护人员，我们为对照组选择了与工作相关的创伤性事件。

在这一人群中，尽管两种疾病临床症状不同，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出现与抑郁症状的出现高度相关。凯斯勒的美国共病研究（Kessler’s National Comorbidity Study）表明，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中，抑郁的发生率为48.2%。

我们发现，隔离时间越长，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会更加严重。这个发现可能意味着，除了认识或接触SARS患者引起的患病风险，隔离本身可能会对被隔离个体造成创伤。与没有接触过SARS患者的人相比，认识或接触过SARS患者的人会出现更多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这可能表明，认知或接触SARS患者提升了他们对自己患病的风险感知。

二、家庭收入较低的被隔离者患病率增加

这项研究还注意到，超过50%的受访者家庭总年收入超过75000加元，但随着被调查家庭的总年收入从75000加元以上下降到40000加元以下，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状都表现出增加的趋势。家庭总年收入较低的被隔离者可能需要更多的支持。

由于这项调查是在网络上进行的，要求被调查者能够使用计算机，因此调查对象很可能来自收入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鉴于这些原因，这项调查的结果可能低估了整个被隔离人群中心理障碍的普遍程度。

三、严格遵守防护措施的人往往心理压力更大

并非所有受访者都遵守感染控制建议措施。我们尚不清楚为什么有些感染控制措施得到遵守，另一些措施却没有被很好地执行。缺乏知识、对这些措施的原理理解不充分，以及不堪重负的公共卫生系统对这些措施强调得不够，都可能造成这一问题。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严格遵守感染控制措施（包括戴口罩的频率高于建议值）的人，往往有更大心理压力。在未与受访者面谈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分辨这到底是因为压力基线水平较高的受访者更可能严格遵守感染控制措施，还是因为遵守推荐的感染控制策略会导致更大的心理压力。但不管缘于何种原因，通过加强教育和继续强调这些措施的原理，以及努力优化压力事件都可能减轻心理压力的痛苦。

四、研究存在的局限

这项研究有几个局限性。首先，与被隔离的总人数相比，实际被调查者人数较少，可能不能代表全体被隔离人群。其次，研究的取样工作受到限制，还可能存在自我选择效应——即痛苦水平最高或最低的人群，相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来填答调查。最后，被调查者需要懂得英语和会使用电脑才能参与，意味着他们的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比整个被隔离群体的平均水平要高。然而，即使意识到这些局限性，我们还是选择了一种基于网络的匿名调查方法，因为对个人保密性的担忧使我们无法访问他们的公共健康记录。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我们的调查数据表明，隔离措施可能导致一定水平的心理痛苦，并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状。公共卫生部门的工作者、传染病医生、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需要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疾病的控制和社区的恢复，他们必须努力确定影响隔离和感染控制措施实际成效的因素，并且必须做好准备为因隔离受到负面影响（心理上的和社会性的）的人们提供额外支持。

（原作者：Laura Hawryluck Wayne L. Gold Susan Robinson Stephen Pogorski Sandro Galea and Rima Sty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