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电影们,早就预言了“双黄连”
原创 谢明宏 娱乐硬糖

编辑|李春晖
2月1日,新的一个月并未带来新的希望。清早起来,不仅双黄连没了,就连双黄莲蓉月饼也被洗劫一空,微信里躺着老妈“赶紧去买双黄连,家里已经买好了”的敦促。
《康熙王朝》里的苏麻喇姑,曾用一把神奇的药草治好了生天花的玄烨。如今人们垂涎双黄连的眼神,恐怕和当年的孝庄一样。

不料蹲守门口的群众慧眼识药,大喊一声:“他手里有药!”哄抢之后,载赫用手抠地上被碾碎的药粉,瞬间觉得愧对妻儿。本可以救几个人的药,也在暴踩后失去价值。原来“双黄连”惨案,早就被灾难电影预言。

韩国电影《流感》中,疫区盆塘市被安全区人民“嫌弃”的剧情,也多少似曾相识。在这个“电车难题”中,应该完全封锁被感染的城市,牺牲几十万条人命,拯救余下的几千万国民;还是打开封锁线让他们出来,引发全国人民的恐慌?
抢购药物,道路以目,封锁城市,灾难电影早就洞悉了人性裂隙,不停地进行着预言和预演。当然,也透过裂隙照进了光亮,科研人员物我两忘地研发药物和疫苗,有志之士安抚恐慌稳定大局,全民携手众志成城。
借用鲁迅评陀翁的总结:灾难电影把疫情中的大众,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潜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真正的洁白来。
欧美:末日焦虑
虽然世界末日不可靠,但好莱坞的末日焦虑却大行其道。1995年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极度恐慌》是美式灾难片的成熟模板:美国陆军在非洲发现一种病毒,后来意外由走私的动物传入美国。结果不仅传染给居民,医务人员也未能幸免。

贝丝病情急转直下,丈夫只能在隔离室外焦急等待。更糟糕的是,病毒初发时正好碰到美国的感恩节,客流最大的周末成了培养皿(剧情都何其相似!)。
医生开始警告所有人:“不要和任何人说话,不要接触任何人的身体。”这样的建议当然出于善意,但也在公众心理造成了不可抵御的惧怕和敌意。社区在分裂,公信在瓦解,人们都在担心:侥幸不死于疾病,也有可能倒在人类的极度躁狂和无望之下。

病毒或是天灾,但技术污染无疑是人祸。《杀出狂人镇》中,一架装载有生化病毒武器的飞机,在美国一个小镇坠毁。飞机上的生化病毒随着水流进入该镇的供水系统,导致所有居民都染上病毒,并表现出攻击症状。
感染病毒的初期是沉默思考,继而鼻孔出血陷入疯狂,做出平时潜意识想做的事。郁闷的丈夫放火烧死妻儿、法医缝起经常发出噪音病患的嘴、被警察训斥的醉鬼老头想杀掉警长。
影片中的肉食者们,第一时间做出了封锁小镇的决定。测体温和分开隔离的假象,一度蒙蔽了群众。最后小镇被核弹锁定,男女主逃到新的小镇后又继续被卫星定位。看似新生的希望,再次倒在官方的监控下。

丧尸是从何时开始成为文学、影视的类型化主题的?源自怎样的精神危机?这应该是个颇值得思考的话题,但硬糖君现在不敢想、不愿想。
日韩:诉求伦理
与欧美相比,东方语境下的日韩灾难片不仅有儒家文化关照下的伦理诉求,更体现了后工业社会的国民心理。前者的“丧尸”在外部,后者的“癫狂”在心里。
日本电影《感染列岛》中,妻夫木聪饰演的医生接收了一个急诊患者,很快吐血身亡。先是同事突发怪病,接着医院上下数不清的人被感染。世卫组织派小林荣子调查疫情,阻止感染扩大化。

病毒继续在日本蔓延,市内交通网络瘫痪,城市机能停滞,人们极度恐慌,超市哄抢食品。荣子和妻夫木聪调查病源,遭遇感染者围攻、被丧父的男孩举枪威胁。仁志教授找到分离的病毒后欣慰倒地;三田护士不幸离世,当班医生模仿母亲口气给她女儿留了“爱的短信”。
荣子在最后时刻,嘱托同行在自己身上做试验。电影很好地传达了日式灾难片的励志、爱情、人性等元素,折射出民族忧患意识和价值取向,算是标准的日式正能量了。思及昨日(2月1日)负责从武汉撤侨的日本官员的自杀,更令人喟叹。
韩国电影《流感》,讲的是偷渡者带来的病毒引发各界混乱。在致命病毒面前,人性和金钱一样变得一文不值,被毁灭得一塌糊涂。到处都是打架、抢劫、焚烧,每个人都在奔波疾走,希望逃离这座魔鬼之城。

车仁表饰演的总统,冒着下台危险开启防空导弹,阻止美方轰炸。在美国顾问的冷酷无情下,总统的据理力争是多么令人感动。好在他救下的小女孩身上有抗体,悬崖边的城市被拉了回来。但如果没有抗体呢?他的选择还正确吗?
韩国灾难片始终包裹儒家的孝悌内核,这体现在主人公们的关键抉择上。《流感》中的车仁表不愿意杀小女孩,爱一人而不谢天下。《潘多拉》中,主人公因身受核辐射主动选择牺牲,最后那一番深情告白,道出他对家的眷恋和不舍。

但无论是生死危机中的人伦和解,还是如《新哥斯拉》(2016年庵野秀明版)般,寄望于通过哥斯拉这样的大灾变促成日本官僚政治的大换血,代价都未免太大,结局的圆满也只能说是创作者的残酷浪漫。
本土:集体旋律
尽管有过充满童话色彩的《大气层消失》,但结合现实才是本土灾难片的主要方向。《惊心动魄》、《刻不容缓》、《誓言2003》、《38度》、《隔离日》和《非典人生》,均是据抗击“非典”的史实拍摄。
《惊心动魄》的时间是2003年春,南方某包工队的民工被诊断为非典疑似病人。工头不但没有执行隔离规定,反而带着疑似病人登上了返乡列车。为防止疫情扩散,李省长指示一定要找到民工切断传染源。军医杨萍接到命令,告别因为救治病患已感染非典的母亲,登上1120次列车。

但故事远未结束,工头扣着工钱威胁大家不准讲出真相,致使病毒继续蔓延。列车驶入山区,又陆续出现发烧病人。杨萍竭力救治每个病人,终于感动知情人。他透露,包工队还有30多民工都在车上。
列车长立即上报情况,并将这些人集中隔离。在省领导的直接指挥下,呼吸科专家带着医疗器械和药品,乘坐军用直升机登上列车,车内疫情得到控制。

《惊心动魄》并非完美,对立阵营稍显单薄,节奏有些地方突兀,比如旅客的突然混乱和跳车,似乎缺少铺垫;饰演杨萍的娟子表演过于松弛,缺少一种与剧情吻合的张力;男女主人公的“口罩之吻”也有些别扭。
1999年的电视剧《一级恐惧》,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灾难片。十八里坡的农民在地里无意触动了抗战时期日军的病毒铁盒,从此厄运降临。市长因为想要引进日资,没有第一时间上报疫情。

时隔20年,剧中人们相互救助的悲悯依旧磅礴有力。有人将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有人为了爱情不顾一切身陷囹圄。留下,还是跑出去?恐慌,还是直面时疫?
这些问题也反复拷问我们自己,因为惯性失忆的失措总是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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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灾难电影们,早就预言了“双黄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