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瘟疫到新型冠状病毒,我们究竟能学到些什么?

2020-02-03 07:16
四川

专访辛旭:从历史的瘟疫到新型冠状病毒,我们究竟能学到些什么?

采 | 不觉 芝士buling炸鸡 临江 张凡平

编 | 不觉 芝士buling炸鸡

编者按

辛旭,天健文史社创始人。四川大学博士、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后。专业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化史。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至今,愈演愈烈。而就算千百万张嘴齐鸣,收效亦颇微小。回到过去的经验中,我们究竟能学到什么?

谈新型冠状病毒:这事关公共卫生教育与公共观念

常识报刊亭(以下简称常):我们在邀请您采访的时候,您谈到最近也在思考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过程中暴露的问题。是什么启发了您最近的思考?

辛旭(以下简称辛):我们学历史的人熟知一句话,就是克罗齐讲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的同胞和我们自身的生活受到伤害,我们所处的境遇,使我不能置身事外。另一方面,研习西方文化史让我们明白,人文主义者“发现”了卢克莱修这样的古代哲学家,认识到他们的思考和推理不是建立在宗教典籍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然世界和人类事务的观察基础之上的。所以被称为当代最具洞察力的欧洲史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说“文艺复兴”是“用新的眼光看到过去,就会看到新的未来”。另外,近代的“卫生运动”和建立公共卫生体系从英格兰开始,这跟当时的社会改革者关注食品健康,以及为了阻止工厂雇佣童工促进儿童义务教育密切相关。这是我所关切的研究领域。所以,无论是对现实生活的直观体会还是研究关注,都促使我去思考。最先发生联系的就是历史上的瘟疫是怎样的,人们是怎样应对的之类的问题。

常: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比如现在有部分网民会进行“无差别攻击”,您怎样看待这种无差别攻击的行为?

辛:这种行为的动机该怎样解释,一时还很难有圆满的答案。但肯定和恐惧相关——任何时候处在危险之中的人们都会对不确定的未来担惊受怕,惊慌不安。这种情绪可以理解。当人们对未来无知、对自身摆脱危机无能为力的时候,一是希望迅速寻找到制造危机的罪魁祸首,再就是会找一个替代物来缓解心理压力,就是我们常说的“替罪羊”,在行动上就表现为攻击某一类人或事物并给他们贴上标签。在历史上,每当大瘟疫来袭,女性往往会承担被攻击的角色,尤其是老弱病残丑的女性,她们会被当做带来不洁气息的女巫遭到围剿乃至猎杀,当然还有基督教世界的outsider”犹太人”。有一位1960年代非常优秀的女学者,伊丽莎白·卡朋特研究疾病与社会。她在《年鉴》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讲述19世纪的饥荒和瘟疫,其中特别提到瘟疫造成14世纪的人口和经济的后果,以及迫害犹太人的心理后果和种族仇恨。当时的欧洲人认为,正是因为身上携带病菌的犹太人到处流动,所以才会有大规模的瘟疫爆发,因此他们会无差别攻击犹太人。对我们当代世界更有影响的案例是“伤寒玛丽”的故事。她因为被疑带有伤寒病菌而被隔离将近三十年,由此引发公共防疫和公民权利问题的争论。

1984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了一项限制、防止传染病传播指导意见《锡拉库萨原则》Siracusa Principles,这个原则虽然没有强制约束力,但我们可以看出它所倡导的精神,其中有这样几条:依法提供和实施为限制目的所需的限制最少的手段;不武断、不歧视;国家在道德上有义务提供某些保障,确保感染者不会受到威胁或虐待。

常:有些人会将之前经历疫情看作是抵抗疫病的资本,当他们面对新的疫病时会有一种不太在意的态度,您如何看待?

辛:其实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人们会认为自己的经验就是资本,其中有一些人大家会看到可能经历过三年灾害或者战争,经历过十几年前的疫病,所谓见过大风大浪,这些疫病对他们来说不在话下。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的个人经验其实非常有限,在危急时刻无法有效地指导我们的具体行动。想改善他们(这个他们不光是经历过风浪的,也包括很年轻的一些人)的认知,就必须把经验和历史与我们的公共卫生教育联系在一起。西方历史上公共卫生改革和公共卫生机构建立是从1830年代的英国开始的,而英国是从历史、从身边的经验开始思考并着手行动的。英国在17世纪初开始实施《济贫法》,这是一项综合性的政府救助政策,不光包含救济也包括了惩治失序等社会功能。济贫法委员会最重要的证词来自与底层民众打交道最多的医生们。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伦敦发热病医院医生托马斯·史密斯基于生活经验开始撰写论文,呼吁重视公共健康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为公众健康采取措施,维持、预防所需的开支远低于疾病发生的成本。而且当时儿童在工厂里的死亡率非常高,人们就去思考如何改变劳动人口的卫生状况,如何有效地进行健康教育,最后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公共卫生体系。到今天,这个体系不光包括了疾病治疗,健康保健,还包括了疾病监测、人口观测以及医疗教育很多内容。所以,公共卫生不仅关乎我们每个人,也关乎整体人口健康。目前我们还需要加强公共卫生历史和概念的教育。

常:您的意思是,我国公共卫生教育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体系吗?还是说有体系但是不够完善?

辛:我们国家有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比如大家最近常听到几个关键词“卫健委”、“病毒所”、“流行病监测”等都是这个体系之内的。但我觉得我们个人有关公共卫生的知识还不够。我们如何理解文化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公共卫生实践等等,这些也是公共卫生教育的一部分,但我以及上述那些“无畏”者对此还处在孤陋寡闻阶段。正因为我们缺乏公共健康教育,所以才会无知无畏,也更没有意识到:在疫病面前做好防护不仅攸关自身,也攸关他人。

我们会看到在瘟疫面前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比如人性的问题。有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叫“人性是善还是恶?”我们看到很多人伟大、无私让人感动,但同时也会看到自私、恶意中伤,制造歧视,不顾他人安危带菌传播,以及各级机构公职人员让人愤怒、悲伤的表现。这会让我们思考人性也可能是流动的,是依据文化或者其他社会因素的不同而流动。知识的缺口可以弥补,道德的缺口如何填充,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从鼠疫到SARS:推动社会结构调整与公共伦理观念变革的瘟疫

常:距离SARS已经过去了17年,现在又发生新型冠状病毒事件,您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从这两个事件中汲取历史教训了吗?

辛:不能说是从这两件事情就能完全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但我们能从瘟疫的历史研究里汲取很多对我们今天有所借鉴的历史教训。也正是因为学者们对过去疾病和瘟疫的研究、知识的累积,才建立今天世界对疾病认识、公共卫生、公共治理等方面跟过去完全不同的现代体系。比如说,学者已经意识到在做公共卫生史研究的时候要加入文化的维度。为什么要加入文化的概念?不同的文化对健康行为的解释和健康行动上,是不一样的;意识形态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公共卫生实践的指导、期望和行动,也是不同的。我们要了解人类的健康、疾病,还有医学观念、医疗实践,以及我们个体和群体寻求健康的行动和知识的时候,都要在一个文化语境之内去寻求。所以我们在追寻“疫病”发生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应该加上文化的概念、社会的概念乃至政治的概念,而不仅仅是把它放在一个医学自身实践领域里边来看。

常:什么是历史和文化视野中的瘟疫?西方历史上怎么样看待瘟疫?

辛:瘟疫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我们常说学习西方文化要从两希传统开始。从希伯来传统看,《旧约》中就记载了疫病和防治措施;古希腊神话中也有阿波罗神将瘟疫散播到希腊军队中的故事。Epidemic(流行病、传染病)这个词来自荷马的《奥德赛》,后来希波克拉底的专著《流行病》使得这一词汇具有了医学含义。修昔底德对雅典瘟疫的描述被认为是西方历史上最早的记载。第二个问题,统一在“瘟疫”这一词汇之下的各历史时期的疫病是有区别的。从历史上来看,不同时期的瘟疫,有时候症状相似,但病理有区别,比如14世纪最严重的大瘟疫,统称为鼠疫,但是又分为肺鼠疫和腺鼠疫。还有一种情况,名称不同但依据今天的病理分析可能是同一种疾病,比如15世纪初,巴黎有一场大流行病,很多人被感染死亡,这场瘟疫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塔克”、“贺开特”、“登多”、“拉登多”,它们可能都属于百日咳。另外还有一些来势凶猛但直到今天也还无从辨别的疫病,比如“圣约伯症”。

常:HIV这样的传染病与瘟疫有什么区别呢?

辛:我们先来看一下流行病的定义,然后再来谈瘟疫和HIV的区别。流行病或叫传染病,英语是Epidemic。它是从古希腊语里边来的,指的是“在多人之上、在人群之上,或者高于人群”,短时期内迅速传播到给定的大量人口之中的意思。艾滋病是有传染性的,但是因为它的传播有接触限制条件,在这些限制条件之外不会迅速爆发性地传播到大量人口之中。我记得有一个关爱艾滋儿童的宣传片,影片中宣传大使和携带艾滋病毒的儿童一起玩耍、拥抱,亲密接触。爱心大使在宣传片中的这种举动要传递出的重要信息就是表明,艾滋病毒传播有条件有限制,要人们正视此类疾病,打破歧视。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人类对疾病无法控制的时候,一定会产生恐惧心理。所以刚才我也提到,有关黑死病史的研究是跨学科研究,由死亡、未知、对疾病的不可控带来的种种心理恐惧,也会引发社会失序。在14世纪大瘟疫中,恐慌跟谣言联系在一起,也与犹太人有关,认为犹太人传播疾病,所以引起了大规模的反犹情绪。这是在瘟疫时期的社会失序。

常:能否和我们详细谈谈黑死病呢?

辛:详细谈黑死病的话,涉及的问题其实是非常多的。首先有一个黑死病史,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研究黑死病。通常我们讲的黑死病指14世纪在欧洲最具破坏性的大瘟疫,1347到1351年达到顶峰。黑死病研究已经是有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历史阶段里最重要的一个跨学科历史领域,结合了文学、艺术、人类学、人口学、考古学非常广泛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也有很多科学学科,比如说生物学、动物学、遗传学,甚至是牙科都有研究涉及。我们已经累积了非常丰富的有关黑死病的知识。根据这些研究,如今人们已经可以描绘出一个非常完整的黑死病传播路径图。

不过要说明的是,“黑死病”这个名称是1350年比利时天文学家固定下来的,直译为“黑色死亡”,是一个天文星象的指涉,将当时的瘟疫发作归咎于“木星与土星相遇”。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加斯奎特(Francis A. Gasquet)的研究认为,作为14世纪大瘟疫专有名称的“黑死病”,首次出现在1631年的丹麦史书中,随后才广泛传播并被接受下来。加斯奎特1893年写了一篇文章《大瘟疫》,提出14世纪的瘟疫应该是东方的鼠疫的某种形式,并把老鼠和跳蚤纳入到了疾病的传播过程当中。加斯奎特的这种解释,今天已经被普遍接受,并且也得到了考古学上的证据的验证。2010年考古学家们对东欧和南欧的中世纪人类骨骼遗存进行了DNA鉴定,在牙槽骨中获取了鼠疫杆菌,确认了黑死病的成因:“耶尔森氏菌(鼠疫杆菌)是造成中世纪欧洲大瘟疫的病原体。”这项研究同时还表明鼠疫是输入性疾病,在14世纪之前可能已经两次进入欧洲。也再一次印证了加斯奎特的论证。

常:除了您谈到的社会失序,在大瘟疫时期或这样一个衰落的世纪,瘟疫还有哪些影响?

辛:在众多的黑死病研究中,大约可分两类,一类集中于黑死病本身。另一类则考虑到黑死病和18、19世纪接二连三的瘟疫的关系。这些研究有的追踪黑死病的传播、评估死亡率,有的重点在分析瘟疫发生的人口、经济、宗教和心理后果,都超出了对疾病本身的考虑。

瘟疫发生的显性影响首先就是人口锐减,14世纪大瘟疫后,大约有1/3—1/2的人口消失。还有一些显性但相对来讲是隐性的影响,比如说经济困难、通货膨胀、战争等等。还有一些新观念兴起带来的结构变化。比如清洁观念与疾病认识、瘟疫控制的观念。英国1467年还制定了空气污染章程,不仅是追求生活品质,更重要的是从医疗和人口健康的目的出发,防止瘟疫再出现。此外为了繁荣经济,英国还采取了一些其他的劳动方式,比如雇佣劳动者;之后意识到养羊业不如羊毛制品更有利润,出口制成品而非出口原料可以带来更多的利润,而兴起制衣工阶层,不但带来新的生活方式,也带来新的社会阶层。

人口锐减后,因为劳动力短缺,女性地位有了一个短暂上升。虽然从长时段历史来看,女性仍然是“第二性”,但相比瘟疫之前,女性参与社会建设的比例明显上升。不过,回顾历史我们还是会发现,女性的工作和作用被遗忘了。事实上,瘟疫时期参与医疗照顾的人员中也有很大比例是女性。来看一组数字:在统计出来的黑死病时期的死亡人数比例中,神职人员占有25%左右,绝对比例很大。这是因为教士阶层承担着中世纪医疗照顾的重任,可是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应该都是男性教士,修女们到哪里去了?英国学者玛丽·比尔德是很著名的一位古典学家,也是一位很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她在《women and power》中写到,为什么我们闭上眼睛之后想到有话语权的头衔,比如教授、政治家、经济学家、军队统帅,很难想到一个女性,我们想到的都是男性。在医疗史上也是一样的。在这一次瘟疫中,最先投入医疗救助和其他工作的女性占了很大比例,但在之前的媒体视觉形象中没有女性。视觉表达造成了女性被隐没,我们对此需要集体性的深刻反省。

最后,就是瘟疫的发生和研究,让我们意识到人类与疾病,特别是流行病之间的历史关系是长久的。流行病以无数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的历史:人口、文化、政治、经济和生物。

常:我们现在的病理学发展比之前要先进许多,对于病源的了解也清晰了很多,当代人的恐惧与古人的恐惧有什么区别呢,譬如信息不透明所造成的恐慌?

辛: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信息透明是不是会带来心理上的抚慰?我们相信人有能动作用,在面对危险时刻可以做出选择,信息透明会让人没那么惊慌失措,能判断后果并作出选择。就像最近流传的一个感人的故事,中世纪一整个村庄的人们得知瘟疫来袭,选择留在此地坦然面对死亡阻止瘟疫蔓延。这里显露出来的不只是村民们的良知和高尚的人格,更有启发的是让我们看见历史长河中那些籍籍无名者是一个个怎样的“我”。历史的主体是这些有自我意识、有认知能力和行动力的鲜活的人。

另外,信息透明跟公共卫生的治理、执政、公共政策相关。我们首先要区别:医学伦理针对的是个人的健康,而公共卫生的伦理关注的是整个人口的健康,与对个别病人的受托责任相比,公共卫生主要是建立在保护和促进全体人民健康的社会责任之上。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学者在讨论、思考公共卫生领域的主要伦理原则到底有哪些?1976年,有一位专家丹·比彻姆认为,指导公共卫生的核心伦理原则是社会正义,因此社会正义事业就需要超越功利主义。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要牺牲一些潜在的个人权利?怎样去制定标准?是不是要有这种家长式的政策,就是国家权力的使用限制了个人的选择,政府假设它比我们个人更了解什么对个人有利,以此来执行公共政策?所以信息透明不仅仅是对个人来讲能不能达到心理抚慰的效果,它更重要的其实是跟整个公共伦理联系在一起。前面我们提到的《撒拉库萨原则》也有一条指导原则就是信息公开。

常:您认为历史上对于瘟疫的处理方式上有没有什么可借鉴之处?瘟疫是否是能够被避免的?

辛:我觉得瘟疫是不是能被避免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无法预测。从历史上来看,人类其实非常脆弱,从来没有避免过瘟疫的冲击。从史前到有历史记载以来,基本上人类从来没有离开过与疾病相处的环境,处在没有逃离过流行病的危险之中。但是人类在应对流行病或者传染病这件事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诞生了很多应对机制。比如说在14世纪的大瘟疫时期有很多的应对方法,从精神上到实际的病症处理都有。精神上比如说,教士,会进行有组织性的祈祷,鞭笞去“罪”。因为当时对疾病的认识认为这是上帝降罪。在疾病的处理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穿戴鸟喙服饰的瘟疫医生的形象,这也表现了非常专门的应对瘟疫的方式。

在中国古代,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医生会参与疾病救治。如果我们看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这本书,在目录后边的索引里,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中国疫情年表。你会发现1911年之前的中国疫情,从最早的记载——公元前243年——几乎几年、几十年或者是很短的时间,都会有非常大的爆发。从史家的研究里,我们都会看到当疫病发作,人们是有各种各样的应对方式的。从公共的到个人的。比如1374年,威尼斯组成“三人卫生委员会”,把公共靠港的船舶与生病的人口隔离,后来威尼斯的做法传到其他国家,我们今天防疫隔离的措施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这是我们知道的很有效的公共干预方式。

文化视野中的瘟疫:感知恐惧与面对全球化

常:我们发现,瘟疫在文化象征中也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是否存在一个瘟疫的文化符号系统,给我们带来比较深刻的印象?

辛:文化符号,包括很多艺术家对瘟疫的惨状和瘟疫之后的状况的描绘,比如丢勒的《死亡之吻》等等,对我们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们对历史上的大瘟疫有了非常强烈的视觉印象。

前边讲到的瘟疫医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觉形象。这个形象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1630年代的发明。这种形象的瘟疫医生主要是治疗鼠疫患者的医生,其实在医学专业能力和当时的社会地位上,并不算是一流的医生,一般由二流的医生去从事这个行业。据记载,甚至有一位水果商也在瘟疫时期跟市政签约,从事这一职业。

发明防护服的是一位一流医生查理·斯德拉莫。他是美第奇家族的医生,也是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的御医。防护服的外层上了一层蜡,使其变得光滑,可以防水、防气。面罩是带有玻璃眼孔的,鼻子是鸟喙状,在鸟喙里塞了香草、稻草和香料。他们手里还会拿着一根拐杖—有人说这个是拐杖,也有人说这其实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魔杖。这其实主要是代替手来检查和指导,不需要直接接触病人。防护服使医生和有害气体隔绝开,(接触时)被充分保护起来。这是与当时的人们对疾病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逐渐认识到瘟疫可能是由坏空气(Bad air)带来,认为当瘟疫发生,空气会被污染、毒害,所以就要把有毒、被污染的空气隔离开。

常:现在有很多以瘟疫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包括游戏等等,请问这些作品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瘟疫的真实特质,影响我们对瘟疫的理解?

辛:我没打过瘟疫游戏,不知道是不是模糊了瘟疫的真实性。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需要以瘟疫、疾病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当我们没有亲身经历瘟疫的时候,我们能从哪些渠道来获取相关知识?一方面是通过教育,从医疗知识或者历史学方面获取;另一方面就是文艺作品——它会给我们一个最直接的感受。有人批评文艺作品夸张事实,是因为我们模糊了它的功能。文艺作品不是严谨的科学,并非要给我们提供非常明确的数据,而是提供给我们文化感知的途径和系统。

因为我们要了解人如何与自然、与世界相处,首先来自于感知。卢克莱修就说:我们要“用精神和感官来探索宇宙无尽的领域”。文艺作品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途径,让我们突破有限的个人经验,认识在瘟疫面前他人的经验。

常:美国也在报道流感,所以有部分民众将其宣传与我国的疫情宣传进行对比,这个现象是不是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

辛:在美国的社会文化里,社会所要求的信息透明与对公共和群体健康的关注,都使得美国的决策和执行有他自己的思维依据。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埃博拉大规模爆发,就跟一些国家因为知识上的不足和对公众健康理念的认识不足,导致信息滞后相关。

今天的瘟疫史研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疾病或瘟疫会使人类显得既伟大又脆弱,我们在小小病毒面前有时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曾骄傲的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人定胜天。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在病菌面前,在自然造物面前,人是非常脆弱的。而且自然造物有的时候会用一种难以形容的“语言”来抵抗人类不合理的行为。这种小小的病毒跨越了空间与边界,民族国家可以把我们局限在一个地域界限之内,但病毒却不会。

所以今天的全球治理也与全球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相关,这已经不仅仅是单一民族、单一国家的问题了。这次新冠肺炎爆发后,全球其他国家也有应急反应,他们不仅给予我们人道主义支援和同情,也启动了自己国家的应急措施。再则,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全球人口流动的加速,使得疾病的传播也加速了。在这十几年中,我们的交通迅猛发展,人口流动的路线与深度都跟十几年前不一样了,所以今年的新冠肺炎和2003年的SARS比起来,它的爆发也许会比当年更加严重——不一定是病毒本身更严重,但是加上其他因素,就可能会更严重。

另:辛旭老师特为常识读者诸君开列了书单,附之如下:

1、Beauchamp, Dan E.,1976. Public health as social justice. Inquiry 13.1:-14

2、Mullan, Fitzhugh. 1989. Plagues and politics: the 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 New York: Basic Books.

3、Poter, Dorothy. 1999. Health, civilization and the state: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New York: Routledge.

4、Benedictow, Ole Jorgen. 2004. The Black Death, 1346-1353:The Complete History. Woodbridge, UK: Boydell.

5、威廉.H.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瘟疫与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

6、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共同命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

原标题:《专访辛旭:从历史的瘟疫到新型冠状病毒,我们究竟能学到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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