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病人自述：春节发低烧，家里还有一个“武汉返乡人员”
原创 界弟 医学界
无论牺牲了什么，哪怕只是团圆欢聚时刻，我们都在付出代价。
每年正月初三或初四，是我们家庭聚会的日子。但是今年，聚会没能如期举行。
因为家中有两位和武汉相关的家庭成员，这几天，随着疫情的进展，我家的气氛也有着微妙的变化。
我不会被传染了吧
我本来和武汉没有任何关系，但大年初一早上，我出现低烧症状后，却成为了家里最可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人。
1月16号，我们公司召开年会，部门一位驻武汉的同事前来参会。当时，官方通报的疫情数还停留在41例，已经连续几天都没更新了。年会当天，武汉市卫健委还通报，武汉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治愈出院5例，新增死亡病例1例。而且官方明确表示，“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所以，这次疫情甚至不是我们当时讨论的话题。比起新型冠状病毒，那天更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杨文医生被杀案凶手被判死刑的信息。
16号一天，我和武汉的同事都坐在一起开会。两次吃饭，我们也坐在同桌。
17号一早，我开始出现干咳症状。我当时还开玩笑说，“我不会被传染了吧”。虽然这么说，但是因为当时整个乐观的氛围，我的心情还是很轻松的。
之后几天，我的干咳越来越严重，晚上甚至咳得难以入眠。但是体温监测一切正常。
20号起，疫情形势急转直下，确诊发病人数快速增加。当天晚上，确定人传人后，我第一次感到害怕。但是因为我的同事一切正常，我也没有特别放在心上。
21号，我从一位传染病专家处了解到，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可能症状较轻，甚至没有症状。但是轻症和无症状的患者是否携带病毒，是否具有传染性，目前都不可知。
“如果我的同事是健康带毒者，我是轻症患者，那么这几天内，我很可能把病毒也传染给了和我密切接触的其他同事。”我想。
25日早上，我发烧了
咳嗽一直不好，当时，虽然心里害怕，但侥幸心理依然占着上风。
公司同事一直敦促我回乡前尽快到上海的医院就诊。但当时我觉得自己没有发烧，而且我还年轻，免疫力较强，即使感染了也是轻症患者。但如果我到医院检查，被“扣”下了，就不能回家过年了，家里人肯定会特别担心。
现在想想，以目前披露出来的病毒传染性之强，我当时的做法真的很不负责任。
23号，我乘高铁从上海返回合肥。在上海火车站，当时还没有测温检查。但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大家对疫情的重视，90%的乘客都戴上了口罩。
在车上，我带着口罩，止不住的咳嗽。旁边的一位女乘客忍不住了，“你咳嗽多久了？发烧吗？去过武汉吗？”她连着问了我三个问题，我感受到了她的紧张情绪。三个问题，我都如实回答了，但是我没说我和武汉来的同事密切接触过。
回家后，我依然每天坚持测三次体温。大年初一一早起床后，我觉得自己耳朵和额头都有点烫，一测，37.3，我紧张了。和家里商量决定，立马去县里的医院就诊。
早上11点左右，我到了县城的中医院。医院里基本上没有多少人，门诊大厅立着一个告示牌，写着“新型冠状病毒”的科普知识。医院设置了一个发热预检分检台，一位年轻的医生在值班。
我又测了一次体温，37.4度，的确是低烧。医生登记了信息，让我去做抽血检查和胸部CT。他告诉我，目前县里的定点医院是县医院，如果我出现感染症状，就要送到县医院。但是，目前县医院也没有确诊的试剂盒。
就在我量体温的时候，一对中年夫妻来了。两人表示，是从武汉回来的，目前还没有任何症状，来测个体温，做个登记。
抽血化验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出结果，胸部CT则很快，因为没有人等候，两分钟就出了结果。
医生看了我的CT片子，说“一切正常”，没有感染的影像学特征，咳嗽可能就是支气管炎症导致的。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家里有一位“武汉返乡人员”
除了我这个“疑似病人”，我的家里还有个“武汉返乡人员”。
疫情发生后，我一直和在武汉的叔叔一家保持着联系。我表妹20号从武汉返回安徽六安老家，当天早上，我还在微信上嘱咐她，去火车站一定要带好口罩。
当时，疫情已经发酵。但是表妹告诉我，武汉火车站依然没有多少乘客佩戴口罩，之前听说的红外线测温，也没有看到。
表妹回家的前几天，疫情还没有那么严重，一切如常。在我的提醒下，表妹一直佩戴口罩，使用自己的碗筷。但是除此之外，我家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
昨天晚上，一份“武汉返乡人员情况摸底登记表”在我们村的微信群里传播，恐慌情绪开始在我们村里蔓延。大家都在谣传，某个邻村，已经出现了确诊病例。
我们镇域总人口约4.8万人。表格上显示，截至25日上午8时，共有54人登记在册，包括途径武汉的返乡人员。目前，还没有人出现明显的干咳、发热或者乏力等症状。
我表妹的信息并没有登记在这份表格上。此前我们并未收到任何通知，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上报。
昨天晚上，我们一家商量好，给村干部打电话，主动上报信息。村干部很快发来了一份表格，要求登记相关信息。
今天一早8点多，表妹又接到了六安市疾控中心打来的电话，对方询问了几个关键信息后，要求表妹居家隔离。
上午10点，一位穿白大褂的镇卫生院家庭医生带着温度计到了我家，给表妹测体温。家庭医生告诉我，镇上22、23号召开了工作部署会议，以“村”为行政单位，家庭医生和村干部配合工作。每天一次，到返乡人员家中测体温。
表妹的体温是36.6度，正常。
我们村还有一家夫妻两个，12号从湖北仙桃回乡，途径武汉，也被登记在册。昨天，因为已满14天的潜伏期，夫妻两被解除了观察。
家庭医生告诉我，目前我们镇还未发现疑似病人。如果发现了，会用专车送到县医院隔离治疗。
“这个春节，肯定过不好了。”我心里想。
结语
这几天，我也一直在反思，武汉早期信息披露的迟缓和不透明，专家研判“可防可控”营造的社会氛围，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有哪些影响？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同事因为工作去过华南海鲜市场。我们还如此麻痹和大意，邀请他参加年会。因为当时政府和媒体营造的乐观的社会氛围，不仅仅影响着相关部门的决策，也影响着每一个普通人的决定。这也决定了疫情的走向。
最坏的情况，我可能就是一个传染源。我表妹如果真的携带了病毒，20日乘高铁返回六安，从六安再转汽车回到老家。途中和多少人有过密切接触，这些密切接触者已经很难追溯。而我表妹只是春节前离开武汉人群的五百万分之一。
如今，这场疫情，还在影响着每个身在中国的人。
来源：“医学界”微信公众号
作者：夏雪
责编：郑华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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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今年春节，我成了疑似病人，家里还有一个“武汉返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