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让我们一起独处
【编者按】
当下，科技正处于大迸发时代。新技术的开发、大数据的使用、人工智能的探索等，为人类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便利，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如隐私安全、网络犯罪、网络战争、分化的社交媒体、人工智能伦理道德和科技造成的差距日益扩大等问题。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2015年被任命为微软总裁，在微软工作20余年；卡罗尔·安·布朗（Carol Ann Browne），微软传播和公共关系部高级主管，与史密斯在世界范围内合作撰写文章， 《工具，还是武器？直面人类科技最紧迫的争议性问题》一书由二人合著，本文摘自该书第六章《社交媒体：使我们陷入分裂的自由》，由澎湃新闻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发布。
瓦巴姆博物馆：科技如何成为一种武器
在位于波罗的海之滨的爱沙尼亚塔林市中心的一个博物馆里，有这样一件展品，它是一对不停旋转的年轻男女雕像。他们分别站在一个窄长跷跷板的两端，随着这个巨大的跷跷板围绕支点慢慢转动，两人双臂伸开，凝视对方，努力保持着自己和对方的稳定。这座雕像不仅设计新颖，吸引人们驻足，还传递出一个不容置疑的严肃信息。它代表了当前全球自由社会面临的脆弱平衡关系，即在社交媒体时代，如何保护民主免受驱使人们四分五裂的过度自由的伤害。
这座旋转的雕塑是该博物馆主题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展览讲述了这个波罗的海国家近一个世纪以来赢得、失去和重新赢得主权的故事，以及它的人民为此付出的努力。这个故事还讲述了每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面临的科技挑战。正如音频指南告诉游客的那样：“爱沙尼亚不是在一日之内实现自由的，我们一直在寻求自由，每天都在这么做。”
这座两层楼的瓦巴姆职业与自由博物馆（简称瓦巴姆博物馆）坐落在塔林中世纪老城区中心的山脚下。尽管规模不大，但这座玻璃和钢结构的建筑骄傲地站立在高高俯视它的13世纪老城中心的城墙边，与其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爱沙尼亚新时代的象征，玻璃墙壁确保来自北侧的光线毫无阻挡地进入这座当代建筑，点亮了一个现代的舞台，并讲述了一个复杂而悲伤的故事。但博物馆并不仅仅关注苦难、压迫和谋杀，它还表达了全世界渴望自由的人的共同呼声。最重要的是，它检视了自由和责任之间永恒存在的张力，正如博物馆里那两个立在半空的人物雕像优雅地展示的那样。
当我们在2018年秋访问爱沙尼亚时，美国国会正在针对推特和脸书上发生的虚假信息宣传战问题进行紧锣密鼓的调查。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一新的挑战，并开始提问。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为什么我们没能早点意识到它？
一个周六的上午，我们在瓦巴姆博物馆找到了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这座博物馆源于一个爱沙尼亚裔美国人的创意，她名叫奥尔加·基斯特勒·里索，1920年出生于乌克兰基辅。在她很小的时候，为逃离乌克兰的骚乱和饥荒，她和哥哥移民到爱沙尼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苏联军队准备将这个小国重新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际，当时还是一名年轻女子的奥尔加随着撤退的德国士兵，登上最后一艘船逃离了这个国家。
1949年，奥尔加来到美国，最终和丈夫及女儿一起，在华盛顿州雷德蒙德安顿下来，她家距离微软公司总部大楼仅有几分钟的路程。
尽管在美国安度余生，但她从未忘记爱沙尼亚，一直关注着她童年时代的家园。50多年后，爱沙尼亚脱离了苏联，开始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建设自己的未来。
奥尔加急于为爱沙尼亚的民主未来做出贡献，她捐出毕生积蓄建造了一座博物馆，以纪念这段重要的历史，并确保它不会被世界遗忘或重演。正如该机构的赞助人伦纳特·梅里总统在2003年的开幕式上所说，这座建筑并不只是一座博物馆：“这是自由之家。”
每年，瓦巴姆博物馆都会吸引5万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来此参观爱沙尼亚的自由旅程，以及正如其所展现出来的——科技如何成为一种武器。
互联网帮助爱沙尼亚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自封的“电子民主”之国。但在2007年春，爱沙尼亚遭受了一场网络攻击，这是首次由一个国家针对另一个国家发动的国家级网络攻击。这次攻击是一种被称为 “拒绝服务攻击”的数字围攻，它使该国大部分互联网失灵，包括爱沙尼亚政府服务和经济命脉的网站。
2007年的那次网络攻击使这个仅有130万人口的国家被纳入网络安全地图。为此，北约在塔林城外建立了网络合作防御卓越中心。生活在俄罗斯导弹射程内的阴影迫使该国及其领导人不仅关注战争与和平，还关注自由和压迫，这些问题正是当前信息技术方面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奥尔加建造的博物馆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展示了科技与社会的碰撞。受到压迫的人们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愿望下，即对自由的追求。但一旦人们获得自由，这个共同的纽带就消失了。爱沙尼亚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自由本身也会带来挑战，并且这种挑战可能会让人头晕目眩。
展览说明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情况，因为每个人都很难弄清楚他们真正想要什么。那么，如果一切都被允许，你会想要些什么？其后果就是，人们会四分五裂，各行其是。”
科技发展的另一个结果：一起独处
脸书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之所以创建他的网络平台，是希望使世界更加“开放和互联”。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自由的终极认可。但是，爱沙尼亚人非常清楚，当信息和想法突然可以自由流动时，它的力量会有多大。
那么人们是怎么做的呢？正如博物馆的展品所揭示的，他们找到了自己的部落，这一次是网络部落。人们在网上寻找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群组，复制了人类社会一直特有的社群。因为社群的存在，这些群组的联系更为紧密，但开放性更低，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渠道和希望与之互动的成员。他们仅仅基于某个优势点共享信息。就像在现实世界中一样，人们很快就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他人，尤其是那些他们认为与自己不一样的人。人们的防御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简而言之，理想主义与人性其实水火不容。
我们还需要谨记科技发展的另一个结果，它强化了我们分裂成一个个网络部落的倾向，即一起独处。
我们越来越发现，自己沉迷于与身处异地的人通过电子方式进行沟通。有时候，我们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数字技术使世界变小，人们能更方便地彼此联系，但它也给相倚而坐的人带来死寂般的沉默。这种现象并不新鲜。一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每一项帮助身处两地的人更好联系的科技，都会为同居一室的人制造新的障碍。
在现代科技中，没有哪一项像汽车一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很少有地方像美国农村地区一样被深刻改变。直到20世纪初，美国农村居民通常在他们的马和马车能够到达的20英里半径内购物、工作、做礼拜、学习和社交。在小镇中，杂货店是中心，不同年龄的孩子共同在只有一两间屋子的学校学习，一个小小的乡村教堂为整个社区服务。
这一切在燃油动力汽车进入农村后彻底改变。从1911年到1920年，仅农场的汽车拥有量就从85000辆膨胀到超过100万辆。汽车和现代化的公路开辟了新的前景，为偏远地区带来机遇，并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汽车使“农村居民从物质和文化上的孤立中得到解放，后者本是农村生活的一个特征”。
其实，更强的流动性也有其代价。人们花在别处的时间越多，与家人和邻居相处的时间就越少。汽车彻底破坏了小镇居民之间紧密的联系。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固定电话的出现对家庭产生了类似影响。
对于青少年来说，单独待在卧室现在意味着花时间和朋友打电话或者通过电脑联系。家庭成员发现自己在同一个屋檐下独处。
又过了40年，智能手机的出现使孩子们重新回到父母身边，但他们的心思显然在其他地方。对于家庭来说，放下手机的争论变得司空见惯，尤其是在餐桌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但人们与隔壁邻居甚或同处一室的家人的联系却越来越少。
对民主的挑战
这也给民主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花在网络上的时间更多，并且有时和完全陌生的人在一起，人们更容易受到虚假宣传的影响。这些宣传会影响他们的喜好、欲望，有时还有他们的偏见，并对其在现实世界的行为产生影响。
几十年来，全球各个共和国的优势之一，就是能够利用公开交流和公开讨论来确保达成广泛与跨越党派之争的理解，以及对外交政策问题的支持和对民主自由的承诺。这通常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但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证明的，新的通信技术，如他所在时代的无线广播，可以用来赢得公众对艰难决定的支持，例如，在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支持英国的决定。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美国利用从广播到传真等一切手段，在中欧和东欧封闭的社会中传播信息，培育民主。
现在，其他人也已经开始转而占据这个自由开放社会最核心的优势。有线新闻和社交媒体已经在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制造出越来越多独立的信息泡沫。如果信息——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可以借助脸书和推特等平台广泛传播，从而激怒各个群体，并抹黑政治候选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如果技术专家和社会科学家们利用美国同行创建的网络平台来影响美国的政治和社会舆论，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如果美国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所发生的一切，又会怎么样？
2018年底，牛津大学和美国社交媒体分析公司Graphika共同组成的一个团队分析了脸书、Instagram、推特和YouTube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移交的数据。
2017年下半年，真实情况日益显现。尽管如此，当大量虚假信息在脸书上开始出现时，包括马克·扎克伯格在内的大多数科技界人士对这些行为是否具备广泛性或是否会产生重大影响仍然表示怀疑，但这种局面很快发生改变。到2017年秋，脸书发现自己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攻击的目标。自从将近20年前针对微软的反垄断诉讼后，还没有任何一家科技公司像脸书这家社交媒体巨头一样，遭到如此巨大的公众质疑。我曾见证了微软的那一段岁月，因而能够理解政府针对脸书提出的不断加码的重要要求。我也充分理解脸书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脸书从未想过在设计自己的服务时，使其成为外国政府破坏民主制度的平台，但它同时也没有制定措施来阻止甚至辨别这种活动。该公司，以及科技行业或美国政府，从未有任何人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