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原新闻
进入原话题
下载APP
去提问
注册/登录
下载APP
打开澎湃客户端提问
分享
澎湃新闻客户端

澎湃号·湃客

写尽人性之恶,再回头,一步一光明

2020-01-21 15:1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让·埃默里 单读
对于“死亡”,知识分子往往怀有一些理想化的成分。他们将“死亡”视作一种机会、办法、筹码,“死亡”有时也如期将其给予他们。然而,当进入到极端的环境,类似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的人间地狱时,死亡便不存在任何想象,甚至就连“精神”的价值与力量都变得模糊不清、摇摆不定。
奥地利哲学家、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让·埃默里在他的劫后余生里长期思考着以上问题,在被释放 20 年后,他才终于发表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经历的文集《罪与罚的彼岸》。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时刻提醒我们战争有多么残酷,人性有多么阴暗。我们借阿城先生的话来描述让·埃默里的写作,“写尽人性之恶,再回头,一步一光明。 ”
《罪与罚的彼岸》
[奥]让·埃默里 著
杨小刚 译
三辉图书/鹭江出版社 出版
罪与罚的彼岸
让·埃默里

比如,奥斯维辛里的知识分子如何面对死亡?一个广阔的、不容忽视的领域,在这里只能略加考量。我可以假定这一点众所周知:集中营的囚犯不是在死亡的门口,而是与死亡共处一室。死亡无处不在。毒气室牺牲品的挑选经常举行。在操场上吊死一个囚犯不值一提,同伴们必须向右看齐,伴着快速的进行曲列队走过在绞刑架上晃动的尸体。人一批批地死去,在工地,在医院,在禁闭室,在牢房里。我记得那时候,我毫无敬畏地踩在堆成山的尸体上。我们所有人都太虚弱了,为了把死人从木屋子里拖到空地上已经毫无顾忌。不过,这些都是众所周知到让人耳朵起茧的事实,属于一开始提到的那些暴行,好心人劝阻我不要详细地讲述这些事情。
有人也许会反驳,前线士兵也始终受死亡威胁,所以在集中营里死亡并无特别之处,也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问题。还需要我说这样的比较不合适吗?就像前线士兵的生命,无论他们遭受了什么,都无法与集中营囚犯的生命进行比较,士兵之死与囚犯之死也是不可化约的度量。死去的士兵或是英雄或是牺牲者,囚犯却是供屠宰的牲畜。士兵被驱赶到战火中,他的生命也无足轻重,这是事实,但国家并没有安排他们去死,而是希望他们幸存。但囚犯最后的义务就是死亡。关键的差别在于,与囚犯不同,士兵不仅是死亡的目标,也是死亡的承受者。可以这样形容:死亡不仅是落在他身上的铡刀,也是他手里的剑。当他承受死亡时,他也能施予死亡。死亡从外部作为命运降临到他身上,却也从内部作为他的意志冲杀出来。死亡于他同时是威胁与机会,而囚犯死亡则是早已算好了的结局——最终解决!在这样的处境下,知识分子和死亡撞到一起。死亡摆在他面前,而精神还在他心中不时翻腾。精神与死亡对立,试图——可以说,这是徒劳的——维护自己的尊严。
▲让·埃默里,(Jean Améry,1912—1978),奥地利哲学家、作家,1943 年因散发反纳粹读物而遭逮捕,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此后,先后被转移至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森集中营关押,直至 1945 年才被释放。1966 年埃默里出版《罪与罚的彼岸》,记述自己在奥斯维辛的经历。1978 年,埃默里自杀身亡。
最初发生的必定是那种对死亡的审美想象的彻底覆灭。我说的是什么,众所周知。知识分子,也就是有德国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对死亡的审美想象。这些想象来自古老的传统,在这条传统里离得最近的便是德国浪漫派。几乎可以用诺瓦利斯、叔本华、瓦格纳和托马斯·曼的名字来标识这一传统。文学、哲学、美学中的死亡形象在奥斯维辛没有位置。奥斯维辛之死和“威尼斯之死”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每一种诗意的死亡回忆都让人难以忍受,无论是黑塞的“亲爱的死神兄弟”,抑或是里尔克的死神,他这样吟唱:“哦,上帝,让每个人死得其所。”死亡的审美想象明显变成了知识分子的审美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审美生活很少被记起来的地方,审美的死亡就只是一种优雅的虚渺之物。在集中营里没有为死者送行的哀乐,只有党卫军和牢头的吼叫。人的死亡作为一个社会事件,只能以“故去”的名义在集中营的所谓政治分部登记,它因此也就丧失了个人的独特形态,以至于对期待死亡的人而言,其审美的装扮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种过分、无礼的要求。
在审美的死亡想象覆灭后,满腹学识的囚犯手无寸铁地直面死亡。假如他试图在精神和形而上学上构建一种与死亡的关系,他会又一次撞到集中营的现实之上,这一现实让如此的尝试毫无指望。还能做些什么?套用一个常被说起的观点,有知识的囚犯和没知识的同伴一样,不是在和死亡(Tod),而是在和死去(Sterben)打交道。整个问题就这样还原为一堆具体的焦虑。比如,人们说起集中营里的一个党卫军成员曾经剖开一个囚犯的肚子,往里面填满沙子。很显然,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人们要面对的就不是是否必须死去,而是死亡会如何发生。人们谈论着毒气室里的毒气多长时间生效,人们会怀疑苯酚注射致死带来的痛苦。应该期待直接在头顶来上一击还是在医护营里被慢慢折磨致死?对于囚犯的处境而言,这一点在面对死亡时显得非常特别:只有少数人下决心,像人们说的那样,“在电线上爽一下”,就是去触碰通了高压电流的防护铁刺。电线的确是个好东西,很安全,不过可能在尝试靠近之前就被逮住扔进禁闭室,接下来是更艰难、更痛苦地死去。死去无处不在,而死亡抽身而去。
自然,无论在哪里,对死亡的恐惧实质上都是对死去的恐惧,在集中营尤其如此。弗兰茨·伯克瑙曾说过,对死亡的害怕是在窒息面前的颤抖。尽管在自由的环境下人们可能会想象死亡,但这并非同时就是关于死去的想象、对死去的恐惧。自由时对死亡的想象至少与死去相分离,从社会的角度看,它被对于身后的家人、留下的事业的考虑所占据,被努力在活着时去捕捉虚无气息的想法所占据。这样的尝试不会有任何结果,死亡的谜题没有答案,这毋庸多言。但这些努力总是会在自身之内找到尊严所在:自由之人面对死亡会采取一种确定的精神性的态度,因为对他而言死亡并不是完全在死去时的辛苦中来临的。自由人会突破思维可能性的极限,因为在他内心有一个即便如此微小却免于恐惧的空间。而囚犯的死亡没有铁刺,没有让人疼痛的铁刺,没有激发人思索的铁刺。这点也许能这样解释:集中营的囚犯,无论是有学识的还是没学识的,虽然知道某种死去方式会带来折磨人的恐惧,但几乎不知道真正的对死亡的恐惧。就我本人而言,可以确定的是,我从不认为自己特别勇敢,事实上我也的确不勇敢。然而关在行刑室里几个月后,被从牢房里提出来时,党卫军头头给我这样一个友好的保证:现在要枪毙我。此时,我一副坦然。“现在怕了吗?”那个幸灾乐祸的家伙跟我说。“是的。”我回答说,不过更多是出于好意,免得他期望落空,变本加厉。不,我们不害怕死亡。我清楚记得,那些期待被选中送去毒气室的同伴,没谈过对死亡的恐惧,谈的都是对分配的汤浓不浓的担心和希望。集中营的现实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死亡,战胜了所有的终极问题。精神再次面对自身的局限。
▲集中营中的受害者
所有人们按习惯称为形而上学的问题,变得多余。不过这同样不是让反思成为不可能的麻木,相反,是被集中营的现实磨砺和锤炼过的理智的残酷与锋利。但其中缺少情感的力量,靠这力量人们无论何时都能拥有一些模糊的哲学概念,并在主观心理上让它们有意义。人们不时会想起那个来自阿勒曼尼的坏魔术师,他说过,存在者只是通过存在之光显现出来,但人在观看存在者时遗忘了存在之光。存在,如此如此。但在集中营里明显比在外面更让人信服的是,没有任何东西与存在者、存在之光一同开始。人会饿,会累,会生病。人就这样存在着,没有意义。单纯的存在肯定会变成一个缺乏直观故而空洞的概念。用词语伸向真实生存之外在我们眼中不仅变成一种无价值的、奢侈的游戏,而且是幸灾乐祸的恶意游戏。现象世界每时每刻都操心去证明:它的不堪忍受只能通过内在的途径解决。换句话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比集中营里更显示出现实的力量,没有任何地方有如此之多的现实,没有任何地方会让超越现实的尝试显得如此无望又如此廉价。跟无声矗立的墙壁和在风中飘荡的旗子般的诗句一样,哲学命题也丧失了其超越性,在我们面前部分变成对事实的确认,部分变成贫乏的废话:哲学命题有意思的地方,都是琐碎的,而在不琐碎的地方,也没有更多的意义。认识到这一点不需要语义分析,不需要逻辑句法,看一眼塔哨,闻一闻焚尸炉里脂肪燃烧的味道足矣。
精神整体上无法应付集中营里的现实。作为用来处理别人交给我们的任务的工具,它失职了。不过,我要指出十分关键的一点,只有依靠精神才能实现精神的自我扬弃,这点并非无足轻重。只要知识分子的肉体没有被彻底摧毁,他就不会丧失精神,不会丧失思考的能力。相反,思想很少休息。几乎在迈出的每一步上,它都会冲向自身不可逾越的界限,实现自我的扬弃。思想传统的概念体系的轮轴断裂了。美,那是幻象。知识,似乎是概念游戏。死亡隐藏起来,不可辨认。
如果我们一起坐下来聊聊,也许会有人问我,从集中营到我们的世界,到我们自以为是地称之为“正常”的世界,知识分子究竟拯救了些什么,他们学到了什么,从集中营时代他们保留下什么精神遗产。如果在前面的叙述中还没有预先有所解释的话,我会试着回答。
首先是一些否定。如果把智慧理解为关于世界的实证知识的话,我们在集中营里没有变得更智慧。我们在那里认识到的东西没有什么是在外面不能认识到的,没有什么成了我们实践上的路标。我们在集中营里也没有变得更“深刻”,只要那致命的深刻一般是一个可以确定的精神维度的话。此外,我们在奥斯维辛也没有变得更好、更人性、更友善,道德上也没有更成熟,我想这些也不言自明。人们注视着一个没有人性的人的所作所为,但对天生的人性尊严的所有想象都没有受到质疑。我们一丝不挂、一无所有、内心空洞、困惑无助地从集中营里走出来。——这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我们又学会了拥有自由时的日常语言。直到今天我们说起这些日常语言还感到不适,不相信它们的有效性。
然而对于我们——我说的是在信仰上自由、不牵涉任何政治教条的知识分子——集中营里的日子在精神上也不是毫无价值的。我们确认了一件不可动摇的事实:最宽广尺度上的精神事实上就是一种游戏,我们——更准确地说,进集中营前的我们——除了是游戏之人外不是任何别的东西。由此我们脱去了某些自负,一些形而上学的自大,也是一些幼稚的精神愉悦、一些虚构的生活意义。萨特在《词语》(Les Mots)中写到他花了三十年时间去摆脱传统的哲学唯心论。在我们这儿,我保证,快得多。对大多数人来说几周就足以去除哲学仓库里那些概念的魔力,而其他那些可能极有天赋,更为明锐的精灵为此要花上一辈子。
所以我敢说,我们虽然没有更智慧、更深刻,但更明智地离开了奥斯维辛。“深刻从未揭示这个世界,明智把这个世界看得更深。”阿瑟·史尼兹勒这样说过:为了获取这种明智,没有什么地方比在集中营,比在奥斯维辛更容易做到。如果允许我再做引用的话,我会再引一位奥地利人卡尔·克劳斯的一句话,他在第三帝国初期说过:“当那个世界醒来时,词语在消逝。”他自然是作为这些形而上学的“词语”的捍卫者来说这些话的。我们这些以前的集中营囚犯把这句话借过来,却是带着对这些“词语”的怀疑加以复述。在一种现实提出自己全权要求的地方,词语死去,翛然无声。于我们而言,它早就死去。我们也从未觉得,必须对它的诀别表示遗憾。
*本文摘自《罪与罚的彼岸》第一篇“精神的界限”
阅读原文
特别声明
本文为自媒体、作者等湃客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打开澎湃新闻APP,阅读体验更佳 打开澎湃新闻APP,发表评论
相关推荐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