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并肩作战是它的荣誉，也是它的负担
原创 尹敏志 理想国imaginist
在北海道来一次“强风吹拂”
言归正传，如果你是爱书人，那就不妨带上《东京蠹余录》，这是一部历史学人的东京寻书记，一条街上的中日交流史。什么街呢？神保町，世界最大的旧书店街。《东京蠹余录》一书作者尹敏志感叹：藏书家常常会说“神物护持”，其实何来神物，有的只是几个痴愚的爱书人。“神物护持”听起来就像是“神保町”的蕴意，当然这是想歪了，町是日本的一个行政区划，神保町是东京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
如果纯粹写书店、中日交流史，乍听会让人觉得作品高大上的艰深晦涩，但如果出自一个爱书人之手，结合淘书的喜怒哀乐，那读来就有意思了。《东京蠹余录》写了十三家古书店，理想君选摘其中一篇与中国颇有渊源故事的《东京上海双城记：内山书店》：
“完造和嘉吉兄弟，一个在中国卖日本书，一个在日本卖中国书，犹如两冀颉颃。”
“出于悲天悯人的性格，内山书店不但允许穷知识分子欠书债，对窃书贼也争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先偷，等以后手头宽裕了再付款，不是跟借钱一样的嘛。”
“顾客可以进书店自由挑选书籍，今天看来习以为常的事，九十年前却是由内山书店最早引进到中国来的。”
“虽然都是避入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但一年前（鲁迅）是出于国民党的政治迫害，尚且情有可原；这次却是外敌入侵，有国人对此难以理解，甚至‘汉奸’之讥，有些言辞还相当激烈。”
（摘自《东京蠹余录》，小标题为自拟）
在寸土寸金的东京都，古书店大多偏居一隅，店面宽敞的屈指可数，坐拥一整栋大厦的，数遍整个神保町，恐怕就只有一诚堂书店和内山书店了。
在名为内山大厦的三层店面中，一楼和二楼出售大陆、港台地区和日本的新书，种类齐全，更新速率也很快。坐电梯直达三楼古书部，却发现里面古书着实不多，仅有的几十部线装书，也多是八十年代后的新印古籍，和多有明清甚至宋元刻本、存货深不见底的山本书店、琳琅阁书店，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内山书店在中国知名，原因当然是鲁迅。可惜当年位于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后迁至施高塔路11号的内山书店，早就在日本战败翌月关门歇业，不复存在。内山完造(1885—1959)一开始没有打算离开上海，甚至不顾混乱局势，试图在义丰里的自宅重新开业售书，硬撑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国民政府上门查封店面，书籍悉数由“中央图书馆”接收，完造被遣返回国—回国邮轮上的他身无分文，爱妻亦病逝，三十多年的中国岁月，宛如黄粱一梦。
一个在中国卖日本书，一个在日本卖中国书
东京的内山书店，由内山完造之弟内山嘉吉(1900—1984)一九三五年于世田谷创办，一九六八年迁至神保町现地址。嘉吉比完造小十五岁，由于三岁时就被过继给叔父家，远赴四国岛香川县生活，两兄弟关系最初并不密切。为弥补这一缺憾，一九二七年起，完造几乎每年都邀请弟弟来上海过暑假，嘉吉在书店里倾听兄嫂与顾客谈话，偶尔插几句话，因而认识鲁迅、郁达夫、郑伯奇等左翼文人。
一九三一年夏天，嘉吉已经在东京成城学园小学部担任美术教师，一边教授工艺美术，一边研究木刻。正好当时鲁迅受柔石等“朋辈成新鬼”的刺激，开始嗜好木刻版画，认为其成本低廉，顷刻能办，风格刚健，更利于革命宣传。
“西欧各国，近数十年的木刻复兴运动，是小资产层的艺术家掀起来的，但是我们要客观地把它变成大众革命的武器。”鲁迅说道：“人是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它在这长路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
某次谈话中，嘉吉向鲁迅提到自己可以教一些版画入门方面的知识。于是从八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嘉吉每天上午在长春路白鹅画社为上海“版画讲习会”的十三位中国学员传授技法，包括起稿、用刀、拓印、套版等，酬劳是珂勒惠支《织工起义》六枚。
这六天里，鲁迅亲自担任翻译，还主讲了“日本的浮世绘”“英国的木刻”“凯绥·珂勒惠支的铜版画《农民战争》”等课程，作为补充。
但这十三位被寄予厚望的年轻版画家，后来发展如何呢？一九七二年，内山嘉吉给鲁迅之子周海婴(1929—2011)写信，询问老学生们的现况，方才得知：
包括已经不知下落的胡仲明、顾鸿干两君和死者五人，共有七位断绝了消息。在死者五人中的郑川谷，是在抗日战争中惨死于长江的航轮上，而其他四人都是在离开美术学校前后病死的。就讲习会期间我所留下的印象来说，那时的十三人都是处境贫寒，面有菜色。然而他们都是眼中闪烁着中国革命和中国解放热情，在食不果腹的贫穷中，热衷于版画创作的。倪焕之、李岫石、苗勃然、郑启凡等人的面影浮现在我的记忆中，不尽思绪万千。
十三人中的陈铁耕君，据周海婴先生的报告，是健在的。但是后据李桦及其它方面的消息，知道他已在1969年冬去世了。我1956年夏季访问中国，在沈阳遇到张望的时候，就想和他一晤的，但在旅程中竟没有机会相见。
鲁迅期待版画讲习会能像播种机一样，“造出大群的新战士”，因为“要有茂林嘉卉，却非先有这萌芽不可”，然而这批学生一走出内山书店，迎面而来的却是贫穷与战争，“一半四散，一半坐牢，因此亦无发展”。
鲁迅并没有料到这点，一九三二年嘉吉携妻片山松藻(内山完造的养女)回国时，他还特意手书后蜀欧阳炯之词相赠，曰：“洞口谁家？木兰船系木兰花。红袖女郎相引去，游南浦，笑倚春风相对语。”
此后双方仍保持书信往来，鲁迅曾赠予嘉吉《麦绥莱勒木刻画选》《北平笺谱》，嘉吉则报以日式甜点等物。
回日本三年后，内山嘉吉辞去教职，创立东京内山书店，专售当代中国出版物。他效仿哥哥完造以学生为主要顾客的经营策略，店址最初选在祖师谷大藏车站附近，这里是东京中国留学生的聚居区。同样与上海内山书店相似的是，嘉吉与日本左派作家保持密切关系，竹内好、小野忍、冈崎俊夫等人，都是店里的常客。
完造和嘉吉兄弟，一个在中国卖日本书，一个在日本卖中国书，犹如两翼颉颃。战后虽顿失一翼，但因为与鲁迅的特殊关系，一九四九年后东京内山书店备受中国政府关照，店名也是郭沫若——上海内山书店的另一位常客——所题。
内山完造自己也枯木逢春，相继担任日中贸易促进会代表、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等要职，并发起“中国漫谈”全国巡回讲演，演讲八百多场，遍至九州和北海道。一九五九年受邀访华时，他在北京的一次晚宴上突发脑溢血不治，被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终于与妻子团聚。
为了三餐吃上白米饭而离家出走，“业若不成死不还”
一八八五年出生于冈山县的内山完造，早年和书之间没有任何缘分。他小学四年级时便辍学，赴大阪大塚商店当学徒工。完造之父内山贤太郎是当地村长，算有钱有势，此举绝非家庭经济所迫。
据完造自己所说，他出走纯粹是“为了反抗在家中只有父亲才能吃白米饭，其他人都只能吃半麦饭的压迫。因为如果去大阪工作的话，每天就能够三餐吃白米饭了。所以我决定远走高飞，业若不成死不还”。
“白米饭出走论”乍看略可笑，但完造反权威的人格特质已经成型。刚到大阪时，因为能够自食其力，加上连早饭都能享用到梦寐以求的白米饭和味噌汤，他觉得天天都在过节，工作也非常卖力。
但几年后，叛逆的他因为带头要求店长改善员工待遇而被解雇。十六岁那年，走投无路的完造被迫还乡，向父亲借了五十日元后又义无反顾地回到大阪，成为眼药水生产企业“参天堂”的一名员工。
青年时代，困顿的内山完造一度沉迷于运命学，“四柱推命、墨色、方位、方角、人相、家相、手相、姓名判断、八卦等等，几乎什么都信”。后来因为受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1861—1930)的感化，渐渐转变成为一名基督徒。基督教特有的超世俗、同情弱者色彩，后来贯穿了完造的一生，成为其不易的底色。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可能都误解内山完造了：他在书店二楼，屡次不计安危地庇护中国左翼联盟的成员，并不是因为他立场偏左、同情革命，更不是因为倾向共产主义，相反这只是基督教博爱、反暴力、反权威精神的体现。出于悲天悯人的性格，内山书店不但允许穷知识分子欠书债，对窃书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先偷，等以后手头宽裕了再付款，不是跟借钱一样的嘛。”
内山书店位于公共租界内北四川路魏盛里，电车终点站附近的一栋石库门建筑。当年这里是日本人的聚居区，有日语学校、福民医院等建筑，书店最初的顾客是日侨基督徒，渐渐扩展到正金、三菱、三井等日资银行的员工，后来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为主。以培养中国通为目标的东亚同文书院，其每届学生在毕业之前，都要在中国境内进行“夏季大旅行”，选取一处撰写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内容涉及金融、民生、地理等方方面面，涵盖中国沿海、内地及边疆，可以与著名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相媲美。
内山完造自己也经常在中国游历。从其回忆录《花甲录》中可见，最初他对中国底层的印象并不好。与芥川龙之介、内藤湖南、冈千仞等日本游客一样，他很是反感中国人的“不洁”，如上海饮水状况之恶劣、绍兴民居之肮脏，等等。偶尔他还会在文中议论中日两国的国民性，诸如：“日本人的思维偏抽象，中国人的思维偏具体。中国人易冷易热，情绪起伏变化之快，犹如线香花火。”
虽然没有来得及读到《花甲录》，但对完造《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里的类似评论，鲁迅的评价是：
“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内山氏的书，是别一种目的，他所举种种，在未曾揭出之前，我们自己是不觉得的，所以有趣，但倘以此自足，却有害。”
等到一九一七年内山书店开张，完造广泛地接触中国上层政治文化精英后，鄙夷中国的态度才悄然改变。二十年代初认识鲁迅之前，他通过参加上海地区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活动，认识了汪精卫、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等名人。
他在现场听了汪精卫“劳动八个钟头，读书八个钟头，睡觉八个钟头”的精彩演讲后，一度为其风采所倾倒，盛赞汪“举世无双”。另据郁达夫记载，他曾去内山书店买书，偶遇革命家黄兴的长子黄一欧，向内山完造介绍时，完造竟然“睁圆了眼，似乎感动得很”。郁达夫感叹：“日本人的英雄崇拜之心，实在比中国人强。”
一九二六年一月底，“以描写变态性欲著名，每出一书，举国争阅”的小说家谷崎润一郎来沪，并在内山书店二楼会见了郭沫若、田汉、谢六逸、欧阳予倩等人。此时在上海地区，内山书店不仅是与日本堂、申江堂、至诚堂书店并列的日本“四轩”之一，也是重要的中日文化沙龙。
顾客进店自由挑选书籍，却是由内山书店最早引进到中国来的
名人效应的影响是显著的，内山书店在十里洋场打出了知名度，顾客不再限于日本侨民。留日的文学青年，尤其喜欢到这里购书，谷崎来华的同年，陈应鹏曾以“直斋”为笔名，写过一篇《初次到内山书店》：
在日本的时候，到了晚间，就和几个朋友，到神田去掏旧书摊。在丸善书店中，一走进去，翻阅书籍，时间的过去，就觉得非常迅速，往往转瞬之间，是上灯的时候了。这种趣味，将来或许再能享受，但是现在，金钱到手就尽，决计办不到储款买书了。朋友当中，屡屡在我面前，谈到内山书店，而又屡屡拿由内山书店中买来的书，一部一部的呈耀在我的眼前，我们善于用言语引人的盛君，又时常对我说：
“内田的书店的信，一封一封的又来了，近来囊中倒不空空，但是要我立时去还这一笔不要紧的书债，倒还不能。”
“好哉，内田的信，倒亦来哉，哈哈！信里写了‘每月每日，是我们日本的大结算期，特地通知你知道’的话外，其余一句也没有。”
盛君说这种令人又难过又好笑的俏皮话，旁人听了，或许另有一种感想。但是使我买书的欲望，像将雨时的电光，一闪一闪的动着，终究觉得非痛痛快快来一阵雷雨不可。并且有这个记账的方法，那末最为合配鄙人胃口，觉得如有人介绍，也不妨去享一享这种特别权利。
那天喝完咖啡后，陈应鹏就和三个朋友一起，穿过横滨桥的狭窄小弄堂，来到内山书店，完造不在，只有夫人内山美喜守店。众人也毫不拘泥，进店随意翻阅：
四围书城，中间也是一大方书山，书山之旁，烧起一架火炉，两边安置藤榻，两只洋狗，大概是母子罢，很安静地熟睡在炉旁。我们在书架上，很自由地取了几本关于艺术的书籍，坐到榻上，向着火炉，一本一本的看去，真是非常舒服。
内山太太是一个中年的妇人，很体肥，穿了一件白条子布的衣。这是他的老例，老主顾到了一定烹好了他们的日本茶，承在盘子上，一杯一杯的分饷客人。我们取出在北四川路靶子场转角一爿俄国店里所买来的点心，分而食之，驯良的小犬，闻见了食物的香味，屡次在我身边，不住的瞪着眼伸着腿，居然像见了熟客一般。
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同时来一位郑君，于是又聚谈起来。“这个书店，并不是内山的资本，却是他太太拿出钱来开办的。”马君说。“你看，照这样的生活程度，一个人岂不要赚五千块钱一月，才能够用吗？五百块钱买日本文的书，一千块钱买法文的书，一千块钱买……并是一个钱还不能糜费，嫖、赌、吃、着，一概不能有。”包君说。
“我们到这里来，居然舍不得出去了。尤其欢喜它的陈列，肯让我们任意翻阅，像中国书店中，书籍藏在柜台里边，要看书非向伙友索阅不可，买书往往在无意之中，看中要买的书，欣然买去的，如果要在晓得书名之后，专诚指明去买，那买书之兴趣，完全埋没了。何况近来中国的书籍，越是著名的作家，越是著名的妙文，只好听听名声，望梅止渴，如果看到了文字，往往使一腔热气，立刻冰冷，像浇上了一桶雪水。”我说。
“中国书店如此，大概西洋书店总比中国强罢！”郑君说。
“也不一定见得，听见各国书店，要算日本的最好。东京的书店中，往往有许多穷学生，一清早起，即到书店去翻书，直到晚上关门的时候，方才出去。我们常见一群学生，排立在柜台边看书，书店中一点不讨厌他们，并且要看什么书，总是给他们拿去看，其实想来，书店也不致于吃亏，因为这些穷学生，一旦有钱，买起书来，总是几百块钱一买的……”包君说。
……“这里像是你的个人图书馆了。”周君说。“我在东方图书馆中去看书，他们还不相信我，哪有这样的便利，这里的哲学书、佛教书、真太多了！”马君说。
此文排版时错字不少，“淘书”作“掏书”，好几处将“内山”误写成“内田”。开业前十年，内山书店不温不火，可能只在一个较小的沪上文化圈中比较知名，普通人对它并不了解。
陈应鹏这篇文章在《申报》发表后，“很快引起了中国书店经营者的注意，在那以后，模仿内山这种新式书店的店铺纷纷出现”。
顾客可以进书店自由挑选书籍，今天看来习以为常的事，九十年前却是由内山书店最早引进到中国来的。完造虽然没有最终实现自己在北平、汉口、广州三地以及内地各省城开出内山书店分店的宏愿，但已经改变了上海的书店文化。
与鲁迅的交往：
“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
一九二七年十月，一位穿白麻长衫的顾客来到店里，“个子不高，走路很特别，鼻子底下留着黑色胡须，眼神清亮，虽然身形单薄但却让人无法忽视”。
中国店员王宝良还注意到，这位顾客蓄须、叼着烟斗，脚上穿的白布鞋两侧已经洗得不那么白了，“不像能买得起书的人”，最后却一口气挑了十几本书，总价五十多元，超过了内山书店一整天的销售额。结完账后，他用娴熟的日语与完造说道：
“老板，这些书请送到窦乐安路景云里二十三号。”
“好的，请问尊姓大名是？”
“叫周树人。”
“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啊，久仰久仰。早听说您从广州回上海了，刚才没能认出来，失敬失敬。”
这是两人第一次交谈。此后鲁迅常来店里，抽着烟飘飘而来，买几本书，又飘飘而去。统计《鲁迅日记》中的记录，频率大概是每周一两次。鲁迅也经常和其他人一起来，有时候是许广平，有时候是柔石、郁达夫等朋友，他往往朝门坐在专属藤椅上，一边与朋友谈话，一边观察外面情况——若有异常，立即转移。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二月》的作者柔石被逮捕，得到风声的鲁迅一家躲进日本人开的花园庄旅馆暂时避难。
二月七日深夜，柔石和胡也频、殷夫、冯铿等二十四位左翼作家，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里被秘密处死，用完造的话说，“就像斩萝卜似的毫不留情”，风声鹤唳的情景，被鲁迅写进赠内山完造的旧体诗：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鲁迅在外躲避了三十九天，二月二十八日回寓，几个月后便有前文所提“版画讲习会”之事。次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中日发生军事冲突，四川北路常有战车呼啸而过，甚至流弹飞入书房。二月六日，鲁迅、周建人两家又避居三马路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二楼，十口人共处一室，席地而卧。
虽然都是避入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但一年前是出于国民党的政治迫害，尚且情有可原；这次却是外敌入侵，有国人对此难以理解，甚至有“汉奸”之讥，有些言辞还相当激烈：
既不能脱下橡皮鞋而走向大众，
又舍不得放弃那顶普罗皇冠。
啊，你这一辈子只有“彷徨”！
只有“呐喊”！
你是具有普罗和布尔的“二心”
他妈的！
你的生活始终是“三闲”。
东洋兵打到上海，
你却躲进了四川路的内山书店。
“普罗”和“布尔”，分别是无产阶级(Proletariat)和布尔什维克(Bolshevik)的民国译法，作者邹洛文将鲁迅的文集《彷徨》《呐喊》《二心集》《三闲集》化用其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因为舆论压力，那段时间鲁迅多少有些失魂落魄，这被不少来书店的日本人目睹。随军记者富冈羊一回忆：“去内山家都是自由畅谈，毫无拘束的。鲁迅则默默地坐在一角，脸色看上去不怎么好，头发翘耸耸地长到一寸多，乍看有些许脏乱之感。刚开始的两三天我并不知道他就是鲁迅。”千田万三也提到，周家大先生“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可他的弟弟周作人却是非常干净整洁的，而且有着一张有岛武郎式的脸”。
一九三二年四月局势最紧张的时刻，内山完造提议鲁迅可以暂时东渡躲避风头。鲁迅在回信中说：“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因为：“第一，现在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也就不能写作了。第二，既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就必定会变成‘新闻记者’那样，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没有好处。何况佐藤先生和增田兄大概也要为我的稿子多方奔走。这样一个累赘到东京去，确实不好。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
鲁迅这番婉拒背后曾援引署名“白羽遐”的一段话：“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鲁迅反驳道：“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但另一则史料却显示，日本共产党员尾崎秀实(1901—1944)寄居在内山书店二楼期间，曾与鲁迅多次彻夜长谈，两人使用的却是德语，恐怕鲁迅对于内山完造，也未必完全信任。
“成也鲁迅，败也鲁迅”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后，内山完造成为了治丧委员会十三人名单中唯一的日本人。完造回忆死讯传开后，大家一窝蜂地挤到他的店里来，“我一一带他们前去吊唁先生，我的店里就像是过节一样吵吵嚷嚷的”。
参加了鲁迅葬礼署名“汶”的青年，后来也做证道：“在遗像两旁，供着两瓶鲜花，拖下一条纸条，上面写着：‘鲁迅老师千古’‘十二个青年敬献’。此外，是他生前唯一挚友日人内山完造，以及日本武官喜多少将、沈燕冰等的巨大的花圈。内山完造也在这里，内山书店的职员，半数都被请到这里做招待了。内山对鲁迅有特别的交情，这伟大的友谊，使我们会同时发生很大的敬重之感。”
在中日全面开战、上海沦为“孤岛”期间，内山完造扮演了什么角色？在日本占领期间，上海地区日语学习的需求猛增，内山书店书籍部、杂志部的销量都有了显著增长，完造也积极回馈社会，多次捐巨款资助中国的贫寒学子。一九四一年二月，因为名望和贡献突出，他还当选为上海二十五名日侨议员之一。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晚，在中华电影公司、中华剧场共同于国际剧场举办的“中日提携演讲大会”首日，完造便登台做《中国之天》的发言，具体内容不详，但据说“对我国参战后之民情与同力有详尽之解释”，大会结束时，还播放了鼓吹“大东亚圣战”的电影《万世流芳》。早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期间，内山书店的店员就有烧制饭团供应日本海军陆战队之举。
不论如何，与鲁迅并肩作战的岁月还是内山书店的荣誉，只是后来转而成为某种负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日本思想界反思侵略战争，马克思主义席卷全国，《人民中国》《中国画报》等刊物畅销，内山书店、极东书店、大安社等左派书店迎来了它们的黄金时期。进入六十年代，尤其“文革”结束后，日本左派运动式微，相关书籍也受到冷落，内山书店难以恢复昔日盛况。
成也鲁迅，败也鲁迅。二〇一〇年开始，内山书店被迫转型，出售中国以外的亚洲相关图书。只是每次去店里，我都感觉整栋大厦里顾客寥寥，颇为冷清，毕竟现在日本人文学科研究整体上都在退化。这家迎来创业百年的老店，店内宣传单上这样介绍道：“通过书籍，内山书店不仅将继续推进中日两国的友好，亦为加强全亚洲人民的联系，而不断前行。”
东京蠹余录
尹敏志 著
本书既是访书记，又是书店史，所写的十三家古书店，从江户时代末期的文求堂书店，到平成时代的光和书房，跨越一个半世纪；学者、书商、政客、作家，各色人物粉墨登场。鲁迅、郭沫若、王国维，岩波茂雄、内山完造、吉川幸次郎……他们的故事，就以这些古书店为背景展开。
他试图从日本古书的购买，去探查日本关于中国的研究，以及研究的发展状况。他自己的找寻过程，既是一个线索也是一个过程，既是文献的考察也是历史的考察。非虚构就是这样一种倾向于个人观察的、能够把现实生活和现实事件转化成艺术的形式。——梁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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