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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鲁迅并肩作战是它的荣誉,也是它的负担

2020-01-21 15:4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 尹敏志 理想国imaginist
去伊斯坦布尔,就先读《伊斯坦布尔三城记》,了解这座城市的城市的前世今生;去日本游玩,事先读过日本大众饮食之魂的《米,面,鱼》,即使不能尝出“舌尖上的日本”,也留有余味。当然,如果你对一本书爱得一塌糊涂,就学学视频中这位书友赴汤蹈火(晒)《强风吹拂》——北海道最北角算什么,有本事就去箱根山顶啊。
在北海道来一次“强风吹拂”
言归正传,如果你是爱书人,那就不妨带上《东京蠹余录》,这是一部历史学人的东京寻书记,一条街上的中日交流史。什么街呢?神保町,世界最大的旧书店街。《东京蠹余录》一书作者尹敏志感叹:藏书家常常会说“神物护持”,其实何来神物,有的只是几个痴愚的爱书人。“神物护持”听起来就像是“神保町”的蕴意,当然这是想歪了,町是日本的一个行政区划,神保町是东京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
如果纯粹写书店、中日交流史,乍听会让人觉得作品高大上的艰深晦涩,但如果出自一个爱书人之手,结合淘书的喜怒哀乐,那读来就有意思了。《东京蠹余录》写了十三家古书店,理想君选摘其中一篇与中国颇有渊源故事的《东京上海双城记:内山书店》:
“完造和嘉吉兄弟,一个在中国卖日本书,一个在日本卖中国书,犹如两冀颉颃。”
“出于悲天悯人的性格,内山书店不但允许穷知识分子欠书债,对窃书贼也争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先偷,等以后手头宽裕了再付款,不是跟借钱一样的嘛。”
“顾客可以进书店自由挑选书籍,今天看来习以为常的事,九十年前却是由内山书店最早引进到中国来的。”
“虽然都是避入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但一年前(鲁迅)是出于国民党的政治迫害,尚且情有可原;这次却是外敌入侵,有国人对此难以理解,甚至‘汉奸’之讥,有些言辞还相当激烈。”
东京上海双城记:内山书店
(摘自《东京蠹余录》,小标题为自拟)
在寸土寸金的东京都,古书店大多偏居一隅,店面宽敞的屈指可数,坐拥一整栋大厦的,数遍整个神保町,恐怕就只有一诚堂书店和内山书店了。
在名为内山大厦的三层店面中,一楼和二楼出售大陆、港台地区和日本的新书,种类齐全,更新速率也很快。坐电梯直达三楼古书部,却发现里面古书着实不多,仅有的几十部线装书,也多是八十年代后的新印古籍,和多有明清甚至宋元刻本、存货深不见底的山本书店、琳琅阁书店,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内山书店在中国知名,原因当然是鲁迅。可惜当年位于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后迁至施高塔路11号的内山书店,早就在日本战败翌月关门歇业,不复存在。内山完造(1885—1959)一开始没有打算离开上海,甚至不顾混乱局势,试图在义丰里的自宅重新开业售书,硬撑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国民政府上门查封店面,书籍悉数由“中央图书馆”接收,完造被遣返回国—回国邮轮上的他身无分文,爱妻亦病逝,三十多年的中国岁月,宛如黄粱一梦。
一个在中国卖日本书,一个在日本卖中国书
东京的内山书店,由内山完造之弟内山嘉吉(1900—1984)一九三五年于世田谷创办,一九六八年迁至神保町现地址。嘉吉比完造小十五岁,由于三岁时就被过继给叔父家,远赴四国岛香川县生活,两兄弟关系最初并不密切。为弥补这一缺憾,一九二七年起,完造几乎每年都邀请弟弟来上海过暑假,嘉吉在书店里倾听兄嫂与顾客谈话,偶尔插几句话,因而认识鲁迅、郁达夫、郑伯奇等左翼文人。
一九三一年夏天,嘉吉已经在东京成城学园小学部担任美术教师,一边教授工艺美术,一边研究木刻。正好当时鲁迅受柔石等“朋辈成新鬼”的刺激,开始嗜好木刻版画,认为其成本低廉,顷刻能办,风格刚健,更利于革命宣传。
“西欧各国,近数十年的木刻复兴运动,是小资产层的艺术家掀起来的,但是我们要客观地把它变成大众革命的武器。”鲁迅说道:“人是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它在这长路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
某次谈话中,嘉吉向鲁迅提到自己可以教一些版画入门方面的知识。于是从八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嘉吉每天上午在长春路白鹅画社为上海“版画讲习会”的十三位中国学员传授技法,包括起稿、用刀、拓印、套版等,酬劳是珂勒惠支《织工起义》六枚。
珂勒惠支的铜版画《农民战争》
这六天里,鲁迅亲自担任翻译,还主讲了“日本的浮世绘”“英国的木刻”“凯绥·珂勒惠支的铜版画《农民战争》”等课程,作为补充。
但这十三位被寄予厚望的年轻版画家,后来发展如何呢?一九七二年,内山嘉吉给鲁迅之子周海婴(1929—2011)写信,询问老学生们的现况,方才得知:
包括已经不知下落的胡仲明、顾鸿干两君和死者五人,共有七位断绝了消息。在死者五人中的郑川谷,是在抗日战争中惨死于长江的航轮上,而其他四人都是在离开美术学校前后病死的。就讲习会期间我所留下的印象来说,那时的十三人都是处境贫寒,面有菜色。然而他们都是眼中闪烁着中国革命和中国解放热情,在食不果腹的贫穷中,热衷于版画创作的。倪焕之、李岫石、苗勃然、郑启凡等人的面影浮现在我的记忆中,不尽思绪万千。
十三人中的陈铁耕君,据周海婴先生的报告,是健在的。但是后据李桦及其它方面的消息,知道他已在1969年冬去世了。我1956年夏季访问中国,在沈阳遇到张望的时候,就想和他一晤的,但在旅程中竟没有机会相见。
鲁迅期待版画讲习会能像播种机一样,“造出大群的新战士”,因为“要有茂林嘉卉,却非先有这萌芽不可”,然而这批学生一走出内山书店,迎面而来的却是贫穷与战争,“一半四散,一半坐牢,因此亦无发展”。
鲁迅并没有料到这点,一九三二年嘉吉携妻片山松藻(内山完造的养女)回国时,他还特意手书后蜀欧阳炯之词相赠,曰:“洞口谁家?木兰船系木兰花。红袖女郎相引去,游南浦,笑倚春风相对语。”
此后双方仍保持书信往来,鲁迅曾赠予嘉吉《麦绥莱勒木刻画选》《北平笺谱》,嘉吉则报以日式甜点等物。
珂勒惠支的铜版画《农民战争》
回日本三年后,内山嘉吉辞去教职,创立东京内山书店,专售当代中国出版物。他效仿哥哥完造以学生为主要顾客的经营策略,店址最初选在祖师谷大藏车站附近,这里是东京中国留学生的聚居区。同样与上海内山书店相似的是,嘉吉与日本左派作家保持密切关系,竹内好、小野忍、冈崎俊夫等人,都是店里的常客。
完造和嘉吉兄弟,一个在中国卖日本书,一个在日本卖中国书,犹如两翼颉颃。战后虽顿失一翼,但因为与鲁迅的特殊关系,一九四九年后东京内山书店备受中国政府关照,店名也是郭沫若——上海内山书店的另一位常客——所题。
内山完造自己也枯木逢春,相继担任日中贸易促进会代表、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等要职,并发起“中国漫谈”全国巡回讲演,演讲八百多场,遍至九州和北海道。一九五九年受邀访华时,他在北京的一次晚宴上突发脑溢血不治,被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终于与妻子团聚。
为了三餐吃上白米饭而离家出走,“业若不成死不还”
一八八五年出生于冈山县的内山完造,早年和书之间没有任何缘分。他小学四年级时便辍学,赴大阪大塚商店当学徒工。完造之父内山贤太郎是当地村长,算有钱有势,此举绝非家庭经济所迫。
据完造自己所说,他出走纯粹是“为了反抗在家中只有父亲才能吃白米饭,其他人都只能吃半麦饭的压迫。因为如果去大阪工作的话,每天就能够三餐吃白米饭了。所以我决定远走高飞,业若不成死不还”。
“白米饭出走论”乍看略可笑,但完造反权威的人格特质已经成型。刚到大阪时,因为能够自食其力,加上连早饭都能享用到梦寐以求的白米饭和味噌汤,他觉得天天都在过节,工作也非常卖力。
但几年后,叛逆的他因为带头要求店长改善员工待遇而被解雇。十六岁那年,走投无路的完造被迫还乡,向父亲借了五十日元后又义无反顾地回到大阪,成为眼药水生产企业“参天堂”的一名员工。
青年时代,困顿的内山完造一度沉迷于运命学,“四柱推命、墨色、方位、方角、人相、家相、手相、姓名判断、八卦等等,几乎什么都信”。后来因为受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1861—1930)的感化,渐渐转变成为一名基督徒。基督教特有的超世俗、同情弱者色彩,后来贯穿了完造的一生,成为其不易的底色。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可能都误解内山完造了:他在书店二楼,屡次不计安危地庇护中国左翼联盟的成员,并不是因为他立场偏左、同情革命,更不是因为倾向共产主义,相反这只是基督教博爱、反暴力、反权威精神的体现。出于悲天悯人的性格,内山书店不但允许穷知识分子欠书债,对窃书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先偷,等以后手头宽裕了再付款,不是跟借钱一样的嘛。”
上海内山书店外景
内山书店位于公共租界内北四川路魏盛里,电车终点站附近的一栋石库门建筑。当年这里是日本人的聚居区,有日语学校、福民医院等建筑,书店最初的顾客是日侨基督徒,渐渐扩展到正金、三菱、三井等日资银行的员工,后来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为主。以培养中国通为目标的东亚同文书院,其每届学生在毕业之前,都要在中国境内进行“夏季大旅行”,选取一处撰写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内容涉及金融、民生、地理等方方面面,涵盖中国沿海、内地及边疆,可以与著名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相媲美。
内山完造自己也经常在中国游历。从其回忆录《花甲录》中可见,最初他对中国底层的印象并不好。与芥川龙之介、内藤湖南、冈千仞等日本游客一样,他很是反感中国人的“不洁”,如上海饮水状况之恶劣、绍兴民居之肮脏,等等。偶尔他还会在文中议论中日两国的国民性,诸如:“日本人的思维偏抽象,中国人的思维偏具体。中国人易冷易热,情绪起伏变化之快,犹如线香花火。”
虽然没有来得及读到《花甲录》,但对完造《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里的类似评论,鲁迅的评价是:
“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内山氏的书,是别一种目的,他所举种种,在未曾揭出之前,我们自己是不觉得的,所以有趣,但倘以此自足,却有害。”
等到一九一七年内山书店开张,完造广泛地接触中国上层政治文化精英后,鄙夷中国的态度才悄然改变。二十年代初认识鲁迅之前,他通过参加上海地区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活动,认识了汪精卫、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等名人。
他在现场听了汪精卫“劳动八个钟头,读书八个钟头,睡觉八个钟头”的精彩演讲后,一度为其风采所倾倒,盛赞汪“举世无双”。另据郁达夫记载,他曾去内山书店买书,偶遇革命家黄兴的长子黄一欧,向内山完造介绍时,完造竟然“睁圆了眼,似乎感动得很”。郁达夫感叹:“日本人的英雄崇拜之心,实在比中国人强。”
一九二六年一月底,“以描写变态性欲著名,每出一书,举国争阅”的小说家谷崎润一郎来沪,并在内山书店二楼会见了郭沫若、田汉、谢六逸、欧阳予倩等人。此时在上海地区,内山书店不仅是与日本堂、申江堂、至诚堂书店并列的日本“四轩”之一,也是重要的中日文化沙龙。
顾客进店自由挑选书籍,却是由内山书店最早引进到中国来的
名人效应的影响是显著的,内山书店在十里洋场打出了知名度,顾客不再限于日本侨民。留日的文学青年,尤其喜欢到这里购书,谷崎来华的同年,陈应鹏曾以“直斋”为笔名,写过一篇《初次到内山书店》:
在日本的时候,到了晚间,就和几个朋友,到神田去掏旧书摊。在丸善书店中,一走进去,翻阅书籍,时间的过去,就觉得非常迅速,往往转瞬之间,是上灯的时候了。这种趣味,将来或许再能享受,但是现在,金钱到手就尽,决计办不到储款买书了。朋友当中,屡屡在我面前,谈到内山书店,而又屡屡拿由内山书店中买来的书,一部一部的呈耀在我的眼前,我们善于用言语引人的盛君,又时常对我说:
“内田的书店的信,一封一封的又来了,近来囊中倒不空空,但是要我立时去还这一笔不要紧的书债,倒还不能。”
“好哉,内田的信,倒亦来哉,哈哈!信里写了‘每月每日,是我们日本的大结算期,特地通知你知道’的话外,其余一句也没有。”
盛君说这种令人又难过又好笑的俏皮话,旁人听了,或许另有一种感想。但是使我买书的欲望,像将雨时的电光,一闪一闪的动着,终究觉得非痛痛快快来一阵雷雨不可。并且有这个记账的方法,那末最为合配鄙人胃口,觉得如有人介绍,也不妨去享一享这种特别权利。
上海内山书店内景
那天喝完咖啡后,陈应鹏就和三个朋友一起,穿过横滨桥的狭窄小弄堂,来到内山书店,完造不在,只有夫人内山美喜守店。众人也毫不拘泥,进店随意翻阅:
四围书城,中间也是一大方书山,书山之旁,烧起一架火炉,两边安置藤榻,两只洋狗,大概是母子罢,很安静地熟睡在炉旁。我们在书架上,很自由地取了几本关于艺术的书籍,坐到榻上,向着火炉,一本一本的看去,真是非常舒服。
内山太太是一个中年的妇人,很体肥,穿了一件白条子布的衣。这是他的老例,老主顾到了一定烹好了他们的日本茶,承在盘子上,一杯一杯的分饷客人。我们取出在北四川路靶子场转角一爿俄国店里所买来的点心,分而食之,驯良的小犬,闻见了食物的香味,屡次在我身边,不住的瞪着眼伸着腿,居然像见了熟客一般。
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同时来一位郑君,于是又聚谈起来。“这个书店,并不是内山的资本,却是他太太拿出钱来开办的。”马君说。“你看,照这样的生活程度,一个人岂不要赚五千块钱一月,才能够用吗?五百块钱买日本文的书,一千块钱买法文的书,一千块钱买……并是一个钱还不能糜费,嫖、赌、吃、着,一概不能有。”包君说。
“我们到这里来,居然舍不得出去了。尤其欢喜它的陈列,肯让我们任意翻阅,像中国书店中,书籍藏在柜台里边,要看书非向伙友索阅不可,买书往往在无意之中,看中要买的书,欣然买去的,如果要在晓得书名之后,专诚指明去买,那买书之兴趣,完全埋没了。何况近来中国的书籍,越是著名的作家,越是著名的妙文,只好听听名声,望梅止渴,如果看到了文字,往往使一腔热气,立刻冰冷,像浇上了一桶雪水。”我说。
“中国书店如此,大概西洋书店总比中国强罢!”郑君说。
“也不一定见得,听见各国书店,要算日本的最好。东京的书店中,往往有许多穷学生,一清早起,即到书店去翻书,直到晚上关门的时候,方才出去。我们常见一群学生,排立在柜台边看书,书店中一点不讨厌他们,并且要看什么书,总是给他们拿去看,其实想来,书店也不致于吃亏,因为这些穷学生,一旦有钱,买起书来,总是几百块钱一买的……”包君说。
……“这里像是你的个人图书馆了。”周君说。“我在东方图书馆中去看书,他们还不相信我,哪有这样的便利,这里的哲学书、佛教书、真太多了!”马君说。
此文排版时错字不少,“淘书”作“掏书”,好几处将“内山”误写成“内田”。开业前十年,内山书店不温不火,可能只在一个较小的沪上文化圈中比较知名,普通人对它并不了解。
陈应鹏这篇文章在《申报》发表后,“很快引起了中国书店经营者的注意,在那以后,模仿内山这种新式书店的店铺纷纷出现”。
顾客可以进书店自由挑选书籍,今天看来习以为常的事,九十年前却是由内山书店最早引进到中国来的。完造虽然没有最终实现自己在北平、汉口、广州三地以及内地各省城开出内山书店分店的宏愿,但已经改变了上海的书店文化。
与鲁迅的交往:
“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
一九二七年十月,一位穿白麻长衫的顾客来到店里,“个子不高,走路很特别,鼻子底下留着黑色胡须,眼神清亮,虽然身形单薄但却让人无法忽视”。
中国店员王宝良还注意到,这位顾客蓄须、叼着烟斗,脚上穿的白布鞋两侧已经洗得不那么白了,“不像能买得起书的人”,最后却一口气挑了十几本书,总价五十多元,超过了内山书店一整天的销售额。结完账后,他用娴熟的日语与完造说道:
“老板,这些书请送到窦乐安路景云里二十三号。”
“好的,请问尊姓大名是?”
“叫周树人。”
“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啊,久仰久仰。早听说您从广州回上海了,刚才没能认出来,失敬失敬。”
这是两人第一次交谈。此后鲁迅常来店里,抽着烟飘飘而来,买几本书,又飘飘而去。统计《鲁迅日记》中的记录,频率大概是每周一两次。鲁迅也经常和其他人一起来,有时候是许广平,有时候是柔石、郁达夫等朋友,他往往朝门坐在专属藤椅上,一边与朋友谈话,一边观察外面情况——若有异常,立即转移。
上海内山书店内部平面图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二月》的作者柔石被逮捕,得到风声的鲁迅一家躲进日本人开的花园庄旅馆暂时避难。
二月七日深夜,柔石和胡也频、殷夫、冯铿等二十四位左翼作家,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里被秘密处死,用完造的话说,“就像斩萝卜似的毫不留情”,风声鹤唳的情景,被鲁迅写进赠内山完造的旧体诗: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鲁迅在外躲避了三十九天,二月二十八日回寓,几个月后便有前文所提“版画讲习会”之事。次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中日发生军事冲突,四川北路常有战车呼啸而过,甚至流弹飞入书房。二月六日,鲁迅、周建人两家又避居三马路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二楼,十口人共处一室,席地而卧。
虽然都是避入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但一年前是出于国民党的政治迫害,尚且情有可原;这次却是外敌入侵,有国人对此难以理解,甚至有“汉奸”之讥,有些言辞还相当激烈:
既不能脱下橡皮鞋而走向大众,
又舍不得放弃那顶普罗皇冠。
啊,你这一辈子只有“彷徨”!
只有“呐喊”!
你是具有普罗和布尔的“二心”
他妈的!
你的生活始终是“三闲”。
东洋兵打到上海,
你却躲进了四川路的内山书店。
“普罗”和“布尔”,分别是无产阶级(Proletariat)和布尔什维克(Bolshevik)的民国译法,作者邹洛文将鲁迅的文集《彷徨》《呐喊》《二心集》《三闲集》化用其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因为舆论压力,那段时间鲁迅多少有些失魂落魄,这被不少来书店的日本人目睹。随军记者富冈羊一回忆:“去内山家都是自由畅谈,毫无拘束的。鲁迅则默默地坐在一角,脸色看上去不怎么好,头发翘耸耸地长到一寸多,乍看有些许脏乱之感。刚开始的两三天我并不知道他就是鲁迅。”千田万三也提到,周家大先生“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可他的弟弟周作人却是非常干净整洁的,而且有着一张有岛武郎式的脸”。
一九三二年四月局势最紧张的时刻,内山完造提议鲁迅可以暂时东渡躲避风头。鲁迅在回信中说:“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因为:“第一,现在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也就不能写作了。第二,既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就必定会变成‘新闻记者’那样,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没有好处。何况佐藤先生和增田兄大概也要为我的稿子多方奔走。这样一个累赘到东京去,确实不好。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
鲁迅这番婉拒背后曾援引署名“白羽遐”的一段话:“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鲁迅反驳道:“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但另一则史料却显示,日本共产党员尾崎秀实(1901—1944)寄居在内山书店二楼期间,曾与鲁迅多次彻夜长谈,两人使用的却是德语,恐怕鲁迅对于内山完造,也未必完全信任。
日本书店替军部搜集情报有先例。一八八六年,日本陆军中尉荒野精曾与总部设在上海的乐善堂书店主人岸田吟香合作,以汉口支店为据点,派出情报人员,以书店店员身份作掩护,赴湖南、四川、北京各地搜集情报。鉴于内山完造也试图在中国内地开支店,受到怀疑也不意外。
“成也鲁迅,败也鲁迅”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后,内山完造成为了治丧委员会十三人名单中唯一的日本人。完造回忆死讯传开后,大家一窝蜂地挤到他的店里来,“我一一带他们前去吊唁先生,我的店里就像是过节一样吵吵嚷嚷的”。
参加了鲁迅葬礼署名“汶”的青年,后来也做证道:“在遗像两旁,供着两瓶鲜花,拖下一条纸条,上面写着:‘鲁迅老师千古’‘十二个青年敬献’。此外,是他生前唯一挚友日人内山完造,以及日本武官喜多少将、沈燕冰等的巨大的花圈。内山完造也在这里,内山书店的职员,半数都被请到这里做招待了。内山对鲁迅有特别的交情,这伟大的友谊,使我们会同时发生很大的敬重之感。”
在中日全面开战、上海沦为“孤岛”期间,内山完造扮演了什么角色?在日本占领期间,上海地区日语学习的需求猛增,内山书店书籍部、杂志部的销量都有了显著增长,完造也积极回馈社会,多次捐巨款资助中国的贫寒学子。一九四一年二月,因为名望和贡献突出,他还当选为上海二十五名日侨议员之一。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晚,在中华电影公司、中华剧场共同于国际剧场举办的“中日提携演讲大会”首日,完造便登台做《中国之天》的发言,具体内容不详,但据说“对我国参战后之民情与同力有详尽之解释”,大会结束时,还播放了鼓吹“大东亚圣战”的电影《万世流芳》。早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期间,内山书店的店员就有烧制饭团供应日本海军陆战队之举。
不论如何,与鲁迅并肩作战的岁月还是内山书店的荣誉,只是后来转而成为某种负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日本思想界反思侵略战争,马克思主义席卷全国,《人民中国》《中国画报》等刊物畅销,内山书店、极东书店、大安社等左派书店迎来了它们的黄金时期。进入六十年代,尤其“文革”结束后,日本左派运动式微,相关书籍也受到冷落,内山书店难以恢复昔日盛况。
成也鲁迅,败也鲁迅。二〇一〇年开始,内山书店被迫转型,出售中国以外的亚洲相关图书。只是每次去店里,我都感觉整栋大厦里顾客寥寥,颇为冷清,毕竟现在日本人文学科研究整体上都在退化。这家迎来创业百年的老店,店内宣传单上这样介绍道:“通过书籍,内山书店不仅将继续推进中日两国的友好,亦为加强全亚洲人民的联系,而不断前行。”
内山书店外景
新书上架
东京蠹余录
尹敏志 著
日本东京千代田区神保町,是世界最大的古书店街,自明治年间起,这里便书肆林立,文风鼎盛。晚清以来,大量中国人来到神保町淘书,其中有腰缠万贯的清朝公使,也有囊中羞涩的留学生;所购有珍稀古本,也有新学书籍。本书作者近年亦负笈东渡,求学期间出入于东京的大小书肆,将实地考察与史料积累结合,写就此书。
本书既是访书记,又是书店史,所写的十三家古书店,从江户时代末期的文求堂书店,到平成时代的光和书房,跨越一个半世纪;学者、书商、政客、作家,各色人物粉墨登场。鲁迅、郭沫若、王国维,岩波茂雄、内山完造、吉川幸次郎……他们的故事,就以这些古书店为背景展开。
他试图从日本古书的购买,去探查日本关于中国的研究,以及研究的发展状况。他自己的找寻过程,既是一个线索也是一个过程,既是文献的考察也是历史的考察。非虚构就是这样一种倾向于个人观察的、能够把现实生活和现实事件转化成艺术的形式。——梁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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