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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太史公曰” | 阅读《史记》

2020-01-19 20:4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张叶 中华书局1912
读《史记》时无意中发现,若把“太史公曰”单独集录起来,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神盛宴。只是《史记》全文实在浩如烟海,博大精深,万千感慨也只能略抒一二。
我读《史记》,前后用了一年多时间,从“囫囵吞”通读到“消化”慢读,再到“反刍”回味,至少有三遍,中间还有边读边忘的需要停下来做笔记,自觉辛苦。然即便如此,仍有理解的偏差及认知的浅薄,有时往返默读几个回合仍不得其真义,幸得“太史公曰”贯穿全书,虽常在文末赞论点缀,却是微言大义,有拨云见日、点石成金之妙,使人茅塞顿开,纠正谬误。因此我说,“太史公曰”亦可为鉴,随太史公识人辨事思索历史,可使阅读有事半功倍之效;以“太史公曰”修正“三观”,参谋现实,于待人接物、职场立身皆大有裨益;太史公且叙且议,或褒或贬,是非沉浮,正邪分明,读罢胸中自有一股清气驰骋。当然,“太史公曰”的思想体系有它的年代、社会局限性,在参考同时,也必然需保持自己“扬弃”的立场,取其精华,为今所用。
《五帝本纪》为《史记》之首,由于年代久远,主要记述了史实,篇末“太史公曰”只作了个“小总结”,但寥寥数语却显现了司马迁实事求是、虚心严谨的治学与写作态度:“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其所表见皆不虚”,意思是说如果(自己)不是深思好学,率先明白其中的意思,是很难向那些学识浅薄的人说明白(《尚书》)内涵的。对此,阅《五帝本纪》之初便深有体会,比如舜,我对他的认识最初仅来源于传说,浅薄地认为他有些“愚孝”:对父亲和继母的多次谋害一味忍让,“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懈”,后反复深读,才悟出舜的退让不仅仅因为秉承孝道传统,还因为他心怀宽广,志在天下,不是睚眦必报之辈。何况舜虽然步步退避,却能通过“挖地道”等聪明手段让自己脱离危险,是一个集仁德与智慧于一身的人才。司马迁在后来的《陈杞世家》中重提舜,赞美他“舜之德可谓至矣!”抚卷自省,若自己阅读时仅满足于皮毛,恐怕也只能沦为为太史公口中那“浅见寡闻”的一众了。
二十四孝之虞舜孝行感天
司马迁对暴政深恶痛绝,在著述正文中也一目了然,但同时又保持着客观理性。如在《殷本纪》中,他既指责商纣王的暴虐荒淫,又承认他的天资聪颖,但聪颖不抵罪过,暴政之君再聪明也只会走向灭亡。到了《秦始皇本纪》,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秦始皇之所以统一六国,并非因为他才能盖世,而是天下分裂太久、百姓渴望统一的结果。所以尽管始皇打得了天下,却注定守不长久,到秦二世及位,太史公直接来了句“胡亥极愚”——对于一味苛征暴敛的君王,即使续修了长城、筑造了宏伟的阿房宫,依然得不到百姓的拥戴和认可,相反更加恨他。
在《史记》中,我重新认识了项羽。之前的了解多来自于戏剧和传说,脑海中那凄楚悱恻,英雄与红颜的组合是一幅非常好看的画面。但《史记》将真实的项羽揭露给世人看,司马迁告诉人们,项羽的成功也是运气使然。此人力大无比,勇猛不可阻挡,却又残忍无情。比如在刘邦兼并关中后,项羽从彭越打到城阳,到齐国后“遂北烧夷齐城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活埋俘虏,欺凌妇孺,简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样的暴徒,即使对虞姬再怎么痴情,也不值得称颂。
读《史记·晋世家》时,发觉之前关于晋文公烧死介子推的传说是不可靠的。《史记》载,晋文公重耳因为忘记奖赏他的忠臣介子推,后者负气藏进山中。心怀歉疚的重耳找不到他,只好将那座山封给了介子推,并命名为“介山”。对此,太史公也表示出了淡淡的遗憾:受过苦难的明君晋文公尚且忘掉奖赏为他赴汤蹈火的介子推,那么骄奢的君主就更难说了。同时他也感慨:做个国君没那么容易,驾驭臣民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活”,稍不注意就会失去一个得力助手。治国之道当日参省乎己,尽量不疏忽了功臣,奖罚得当才更利于统领。这段“太史公曰”即使用在现代职场,也是颇有意义的。
山西忻州原平天涯山介子推背母雕像
《史记》中杰出人才的谦让品质十分突出,让人深受感染。在《吴太伯世家》中,周太王的儿子吴太伯,为了避让王位,宁可远走荆蛮(荆楚土著)并随其纹身剪发,以免再被重用。相比父子兄弟争位相残的斗争,他的谦让太难能可贵了。因而太史公借孔子的话称赞他:“太伯可谓至德矣。”这种谦让的美德,使得太史公也情不自禁赞道:“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君子坦荡荡,这是一个人品质的最高境界,至今亦不过时。
虽然推崇忠孝仁义,但司马迁却又是绝不支持盲从与愚忠愚孝的。如他在《卫康叔世家》中提到卫宣公的太子因女人而被害,弟弟与太子争着去死,让他想起了晋太子申生的悲剧,父子间的残杀和兄弟见的毁灭,使得太史公仰天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和诘问:“亦独何哉?”是啊,若国家平安,世界和平,百姓和谐,该多么好,而争斗、霸凌、强权,又是为什么呢?
独钟“太史公曰”的人不在少数,他的“经典金句”或借引或论赞,或直抒胸臆,更堪为世人座右铭,如“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如此种种,难能一一而足。
有专事研究《史记》的学者赞“太史公曰”:“恢诡其言,语意南北;画龙点睛,提挈精神;爱奇志异,涉笔成趣。”而我作为一个资质愚笨的人,我读《史记》是从小处着眼的,犹如蚂蚁搬家,但反复诵读思索,便也有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的收获。
三读《史记》到最后一卷的时候,正值工作繁忙、家事繁多之际,合上书卷已至黎明,轻松之余又颇有“呕心沥血”之疲惫,不由深深感喟:常人读史尚且如此,而司马迁以负重伤残之躯写史,更是非庸常俗人能为,实令万千后人景仰敬重纪念。他在《孔子世家》中曾借《诗》赞颂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而后人对太史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本文为“第四届伯鸿书香奖·阅读奖”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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