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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厅

城市史话|什么样的城市才有夜间经济

糕员外

2020-01-18 11:38  来源:澎湃新闻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城市的基础是“市民共同体”,东方城市的基础则是“官僚”。前者是市民以公民身份进行活动的场所,后者则是由城市统治者进行管理下的空间(韦伯《城市类型学》,今井弘道《誓约的城邦形成论与社会契约论-对韦伯的东西方比较城市形成论的考察之一》)。按照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特色,韦伯判定,东方历史上的城市(包括中国)根本不能称之为城市。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中国古代城市的特色,判定西欧中世纪没有城市。因为以其规模来说,它们实在是够不上城市的标准(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
城市分古今,亦分中外,不能一厢情愿进行类比。公元2019年亦是如此。如今谈及夜间经济,多参考欧美城市,诸如伦敦夜经济等等。欧美大城市的中青年人动辄下班后have a drink。日韩上班族下班后也必须得有几轮夜饮,深夜食堂对他们而言是必需品,而非消遣品。中国人既没有在喧闹的酒吧里扯七扯八的习惯,也没有小规模的职业社交也要用酒精促进的传统。夜晚能吸引人上街的,大约只有吃夜宵(撸串)了。
2020年1月,进入夜间的上海嘉定新城站,老人看着娃娃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当地的文化传统及其市民的社会生活习惯,才是一个城市夜间经济的根基。这并非是一厢情愿地多让几家商场延长营业时间、多公布几项政策可以轻易改变的。要想激活黑夜,需要回过头读懂自己的城市,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需求,才能在黑暗中真正擦出一些火花来。
有夜间经济的城市,首先必须有夜间。
网剧《长安十二时辰》里,高潮自夜幕降临之时逐步推进,欢天喜地与勾心斗角交织的长安城里,华灯四起,满月流光,飞檐走壁,电光火石。通过电视剧、小说和诸多公号若干轮不遗余力的科普,唐长安城对空间形态和时间的控制已无需赘言。读者朋友们大多已明白,这样的情节只能发生在正月十四至正月十六那几天的夜长安。
在其余的时间里,长安的时间和空间被分割得明明白白。你并不能在夜晚穿行在坊与坊之间的大街上,东西两市天黑之前早就关了。好在关起门的坊内总还是自由的,于是坊内的人也就知足了,胡人肆内买张胡饼,与人闲扯两句,听听坊外的鬼吟几句诗,便是许多个稀松平常的夜晚。那些不许人走百米宽的大道是属于鬼的。在唐朝的黑夜里,人与鬼各种凄厉地相遇。这似乎是一种报复,你不让我自由地享受夜晚,那我便幻想出一个群魔乱舞的世界来,坊墙束缚不了魂灵。
而拥有夜间生活并非是中国城市与生俱来的权利。
在中国,最早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推动中国文明形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是政治,而非技术和贸易。这与爱经商的苏美尔人、爱贸易的希腊人的城市形成的原因截然不同。早期的中国,地理环境是主要促成因素。同样在文明形成的初期,中国的土地适合农业发展,到了不需要交易的地步,只需要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而希腊人的土地贫瘠,只能种种橄榄和葡萄,他们只能投身于邻近的大海,换回来自己需要的商品。
随后的中国古代城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行政管理中心,即京师、各省、府、州县的治所,对这些城市来说,政治意义是首要意义;第二类是其他城市,并非由政府设置,而是出于经济诉求自发形成。《左传·闵公元年》中有这么一句话:“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说得很清楚了。
对于京师来说,政治因素尤为重要。为了好好管住其中的市民,维系首都的稳定,北魏人想出了一个好制度来实现——“坊市制”。
坊市制,即把居民的活动范围限定在围墙圈起来的坊内,坊墙上设坊门,坊门定时开闭,设专人把守。坊市制最早始于北魏平城,成熟于北魏洛阳。北魏天行二年(399),北魏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始建都城。《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七月条记载:“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平城宫城位于北部,南部为居民居住区。泰常七年(422),在居民居住区外围修建郭城的城墙,郭城内规划有封闭里坊。据《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其郭城绕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闭)坊搜检,以备奸巧。”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北魏迁都洛阳,在东汉魏晋洛阳的基础上,扩展外郭城,并对郭城内的里坊明确规模和管理制度:“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洛阳伽蓝记》)在这座新规划的都城里,人口有组织地被分配居住,并按原有的部落分区块安置,同时为了防止动乱和控制人口,对里坊实行封闭化管理。正是从这里开始,古代中国的封闭式里坊制度成为定式,直至唐宋之际。
可以这么说,封闭式的里坊制度就是为了管住你。你的需求如何,并不在统治者的考虑范围内,便于管理才是最为重要的。而且抑制工商是一直以来的倾向。《隋书》卷56令狐熙传中,提及隋开皇年间令狐熙任汴州刺史时的情况,“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及至《唐会要》卷八太和五年七月左右训使上奏文中说:“伏准令式,及至德长庆年中前后敕文,非三品已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
与里坊制度成双成对出现的是宵禁制度。
对时间的管理,深植于中国统治者的血液里。观象授时,是天子的特权,对时间的管理和分配亦然。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的墙壁上发现以皇太后名义发布的“月令诏条”,序中写道:明君“靡不躬天之历数,信执其中,钦敬阴阳,敬授民时”。《国语·鲁语下》中明确国君对普通民众的要求是“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中文里,“月黑风高”下一句是“杀人夜”,通常与“非奸即盗”联系在一起。黑夜里酝酿的绝不是什么好事。照明微弱的小农经济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自然、是本分。晨昏行为区分出了合法与非法,对夜晚的管理可以说是顺利成章。
中国古代社会对夜晚的管理及宵禁制度可溯及周代。《周礼·秋官司寇》里面提及有个官职叫“司寤氏”:“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他的职责就是根据星辰判断时间,告诉巡夜的官员实行宵禁,禁止人们天黑后还在外面乱走。宵禁虽在唐代的名气比较大,在秦汉之际时,其实已经有了。汉朝时安排了郎官守夜,“宿夜郎官分五夜谁呵,呵夜行者谁也。”(《汉旧仪》)汉灵帝曾有一宠爱宦官,其叔父犯了宵禁,曹操作为一个级别不高的官员将他直接杀了,而这个宦官拿曹操一点办法都没有,可见当时宵禁之严(《三国志·魏书》卷1)
然则关得再紧的门,也能透过一丝丝亮光来。一如汉代形态各异的灯,照出夜市隐隐绰绰的轮廓。
汉代文献中出现过夜市的记载,但数量极少、规模不大,多出现在边疆边陲。如东汉建武8年(32年)有姑臧夜市(今甘肃省境内),在常规的朝市、午市、夕市后加了一个夜市。从西汉末至唐末,姑臧一直是武威郡治所。东汉兴平元年(194年)六月,以河西四郡置雍州,州治姑臧。姑臧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地区,发展对外贸易,夜市的出现属于对自发需求的满足。有了商品交换的需求,白天的时间显得不太够,夜市不光是夜经济,那些夜间燃起的灯火也是经济本身。
唐朝的夜禁制度在此不赘述,以其管理之严格、范围之广,到了后期夜市也屡见不鲜。中晚唐时期,夜市广泛出现,以南方地区尤为突出。大城市如苏州、扬州、汴州、杭州等地,中小城市和乡村集市中,夜市也不乏有之(张金花、王茂华,《中国古代夜市研究综述》)
唐代的汴州,就已经“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甚至有了通宵夜市。唐人杜荀鹤《送人游吴》描绘苏州夜市:“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送友游吴越》:“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扬州夜市也留下痕迹,唐人王建《夜看扬州市》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声势规模已十分浩大。《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三,杜牧引《唐阙史》云:“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杜牧在扬州时是唐文宗大和七年(833),九里三十步街是当时扬州最繁华的一条街道,正是杜牧“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中那条著名的路。这条路从南到北纵贯扬州,在诸多诗句中留下了旖旎的描写。可以想见当时令人心折的情景。
2020年1月,上海老城厢一处待拆区域,街口挂着待售的鳗鲞。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而在京城长安,夜禁开始悄悄松动,给了鬼市抬头的契机。但这个鬼市和江南苏州扬州的盛景比起来未免有些心酸。
文初在长安吟诗的鬼,出现在《南部新书》的记载中。说到长安某个中秋望夜,有人听到鬼吟诗道:“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又听到有鬼和道:“九衢日生何劳劳,长安土尽槐根高。”长安务本坊西门是鬼市,“风雨晦冥,皆闻其喧聚之声。秋冬夜多闻卖干柴,云是枯柴精也。”鬼市并非真是鬼在交易,而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偷偷摸摸的交易。多发生在秋冬“风雨晦暝”的夜晚,其时寒冷阴晦,宵禁管理势必有所松懈,交易一些当时比较急需的生活物品,如寒冷时生火所需的枯柴。选择在务本坊这个地点集聚也是情有可原,此坊商贾和民家混住,交易起来比较方便。
直到宋朝,夜市在京师才开始扬眉吐气,别处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时候真的到了。为了创造这个时代,经济的爆发和制度的巨变,谁也离不开谁。
宋朝城市化率达到20%左右(这一数值到了清朝跌落至7%,城市化率估算来自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20%的城市化率背后,是宋朝逐步扩大的城市版图,和商业城市——而非政治意义上的城市——的形成与壮大。植根于帝国每个细胞里重农抑商的传统得以松动,政府税收不再以农业税一家独大,商业税足以与之平分秋色。北宋熙宁十年(1077),商业税甚至高达70%。对贸易的支持、对税收制度的改进和对技术的鼓励,使得宋朝的城市居民里商人群体开始壮大。正是在宋朝,坊制正式崩溃,市制亦然,市民走出坊市大门,撕掉人为造成的时间枷锁,走入流动于晨昏之际、熙熙攘攘的街市。北宋首都汴京,不再只是政治中心,同时也是经济中心。
光有夜晚和经济还不够,还要有消费人群来支撑夜晚的经济。
汴京城面积53平方公里,人口数量级约在百万。其中最多的人群,当属禁军及其家属,其巅峰人数曾达到68万左右(太宗朝),熙宁之后,经历对禁军数量的裁减,这一人群开始回落,跌至徽宗朝只剩约28万(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其余主要群体包括:皇室宗亲,其中宫内人口连同皇帝妃子宫女宦官等,在万人以上(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吴松弟著《辽宋金元时期》,574页),宗亲贵戚人口在万余人(《靖康稗史鉴证》卷七,243页);以及中央政府的各式官吏,人数在两万五千人左右;宗教人士(僧尼、道士女冠)数万人;此外还有艺人、手工业从业者、外地进京举子、服务业人员、太学学生……然而,汴京城内人口仅次于禁军和家属的不是以上诸君,而是各色商人,真宗时“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其中有外地来京做贸易的,也有本地开设店铺、租赁房屋仓库的商贩,这些商人一般属于坊郭户,人口总计在3.5万人以上。
商人经营着日常所需的一切,吃穿用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卖不了。晨起上街需要洗脸,人群中有卖洗脸水的。晚上又岂能让人失望?夜市到了这里,都不以“夜”为稀罕事,而是把白天舍不得结束的抻到了夜间。汴京人习惯了灯火喧天的夜晚,夜经济是他们生活的常态,哪管寒暑与风雨。
北宋初期,汴京夜市已是平常事,但要求三更以前结束;中期以后,夜市时间进一步延长,甚至到了通宵达旦的程度。其中最为繁华的两处所在,一是御街沿线的州桥南北,二是马行街。州桥夜市集中贩卖各色吃食,其种类太多,请于《东京梦华录·州桥夜市》中寻,在此不一一赘述。这与附近多官府衙门,公务人员较多相关;马行街位于宫城以东,总是人物嘈杂、灯火照天,连蚊虫都在这里绝了迹(【宋】蔡絛《铁围山丛谈》)。马行街南北几十里,多的是“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马行街铺席》)。这里的夜市通常到三更才结束(默许到四更),五更又复开张,即使是寒冬腊月、大雪阴雨也绝不将息。
无论酒楼,还是瓦市,都是“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酒楼》)瓦市多随着庙会开设,其中最大规模的当属相国寺庙会,相国寺紧邻汴河,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内有64院以及中庭长廊,其中中庭两庑能容纳万人,地方广阔,便于交易。瓦市并非常设集市,而是取瓦子的意思,“来时瓦合、去时瓦解”,来时是市场,解散了便不复存在。相国寺瓦市每月朔(初一)、望(十五)、三(初三、十三、二十三)、八(初八、十八、二十八)开放,累计一月开放八次,交易商品无所不包,甚至还有僧人在寺内开摊卖猪肉,极受达官贵人追捧。此外,如四月初八佛诞日、六月初六崔府君生日……在庆祝活动之外,市场交易也一起进行。
走出日常的酒楼和瓦市,还有那些不庆祝好像不太合适的节日,七夕乞巧、中秋赏月、上元观灯……没有节日?总有夏日,夏天的夜晚去清风楼饮酒赏月去吧,总有乐子可以寻,总有各类集市可以逛。一时让人不知从何说起。
所以不用往外看,而是往回看。有了对夜晚堂堂正正的想象,有了经济,推了坊墙,没了宵禁,有了绵延的街市,有各种让人欲罢不能的吃食,有三百六十度满足市民需求的商人,有神圣但更多是烟火气十足的中国特色公共空间——寺庙,一年到头有那么多节日值得庆祝或可以庆祝,即使在同样拥有寒冷冬天的北宋汴京,经济到了夜晚也绝不会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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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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