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史学家的梁启超
原创 夏晓虹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夏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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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梁启超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巨大存在。他对清末民初那代人的深刻影响，早经身历者不断叙说；即使时至今日，其著作征引率之高，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仍然名列前茅。
以治学而言，梁启超的兴趣广博，涉猎门类极多，后人因此称之为“百科全书式学者”。不过，在诸般学问中，其最钟情者显然是史学。晚年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讲学，时为学生、后亦成著名学者的姚名达向导师请教：“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梁启超毫不犹豫地答道：“史也，史也！”（姚名达《〈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这无疑是以金针度人。
从前期的投身政治活动，到后期的倾力讲学著述，梁启超无论是以政论家还是学者的身份撰著，其史学底蕴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显露出来。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继续探究中国富强之道，梁启超即将命题转换为《中国积弱溯源论》。而从救国方略考量，居日期间，梁氏不免特重社会科学，尤其在政治、经济、法律上多用功夫。问题意识虽集注于当下，论题却可以从上古说起。于是，要论证专制政体有害于中国，便写下《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欲将中国改造成为法治国，“采人之长以补我之短”，也必要先著《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及其姊妹篇《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为谋求币制改革，“以促政府及国民之警醒”，故撰《各省滥铸铜元小史》；甚至完成一篇《中国古代币材考》，亦自辩并非“玩物丧志”，而“归结于今日中国之必当用金以为主币”。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的批判性反思，其借镜实在西方。并无多少外语优势的梁氏，介绍起西方学说，也照样力图从头说起，著作中因此留下《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后改题《论希腊古代学术》）、《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格致学沿革考略》等未竟之篇，在在透显出作者的史学癖好。
而这种以现实政治为标的的历史考察，即使在学术论著中也时有流露。1902年发表的长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被胡适推许为“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四十自述·在上海（一）》）。此篇原与《新民说》一同在《新民丛报》刊出，对中国固有学术思想的清理，于是也和“新民”之道发生关联。“新学术”既可以作为“新民”利器，篇中对思想自由的向往与对学术专制的抨击亦与其政论相呼应，构成了这部学术史的主线。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梁启超在此时期提出的“新史学”观。梁氏认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而旧史学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性质，决定了其无法达成上述目标。梁启超因此大声呼唤“史界革命”，并身体力行，对旧史学进行了犀利的清算。而这些“在当时真能言人所不敢言”的批判，“虽相隔三十几年”，仍然让其清华国学院高足、历史学家杨鸿烈在写作《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时，“觉得非常的‘淋漓痛快’”（第三章《史学的“今”与“昔”》）。“新史学”明确主张为国民著史，为今人著史，以研究历史进化规律为职志。由此而引发的学术思潮，也在中国史学界经久不息地回荡。
推究“新史学”与“旧史学”的根本区别，实在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即史学自此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从1902年撰写的《新史学》所下定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史学之界说》）；到1922年完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对历史学的重新界定：“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一以贯之的正是科学精神。而对纷纭的历史表象背后复杂的文化成因的探求，始终是梁启超史学研究的动力。这种努力，用梁氏1926年在清华国学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时总结的史学研究的第一步，即所谓“求得真事实”（“总论”第一章《史的目的》）来概括，亦精要传神。
科学精神又不只体现在对史学终极目的的探求上，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亦为题中应有之义。《新史学》已然论及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即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即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即逻辑学）、文章学、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皆与史学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实际上，“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史学之界说》），也正是梁启超在史学界努力开拓的新局面。1901年写作的《中国史叙论》总共八节，其中便有一节谈“地势”、一节谈“人种”，实乃“新史学”观的提前预演。不满足于传统考据学的琐碎，借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与技术手段，梁启超期望获致的是一种宏观、深邃的视野。尽管这些学科间的互融不乏日本学界先在的诱导，但毫无疑问，梁启超对此始终满怀兴致。早年热衷于人文地理学，作《中国地理大势论》；晚年又将统计法引入史学研究，成《历史统计学》。其不断出新的探索，开史学研究众多法门，也给后来者以无穷启示。而梁氏毕生治史的经验，部分留存在两本《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让一代代后人汲引不尽。
不过，历史科学对于梁启超来说，从来不是单纯的学问，而必定有致用的诉求。早年欲著《中国通史》，意在“助爱国思想之发达”（《三十自述》）；晚年不断讨论“史之意义”与“史的目的”，最后均落实到“供吾人活动之资鉴”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之《史的目的》）。除去在社会活动方面具有鉴往知来的意义，梁启超的特别处在于，重视读史对个人人格修养的陶铸之功。这在1920年代的史学著述中表现尤其明显。既然“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而国学研究又被区划为“文献的学问”与“德性的学问”两类（《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氏指点古代典籍的阅读门径时，便往往兼具“为修养受用”与“为学术的研究”二重目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更是特意添加上“一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的别样标题，以凸显该书在人生哲学方面的特别用心。其间固然有早年熟读朱王学说留下的印迹，但1920年欧游归来后，发愿以中国精神文明拯救西方的念想也不容忽视。
以梁启超的眼光、气魄，独立修撰一部《中国通史》，乃是其念念不忘、也有望成功的一桩志业。从1901年起意，到1925年在清华国学院讲授“中国文化史”，其间，梁氏几次试笔书写，并将通史的计划扩展成为文化史，却均因各种缘故而最终放弃。这自然是学术史上的一大憾事。而其存留至今的两份1920年代所拟目录，《中国通史》计分三部三十三篇，《中国文化史》拟分二十五篇，格局阔大，却又巨细靡遗，章目之间，尽显现代史学精神。即使面对这些残页，也足以令人惊讶、钦佩任公先生纵横各学科之博学无涯。
相比于两部大史的完成篇目无多，清点梁启超的史学著述，最成系统与规模者当属学术史。从最初撰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到后来的《中国学术史》（包括《中国佛学史》、《清代学术概论》）、《国学小史》（初名《中国学术小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诸作，梁启超涵括先秦学术、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与清学五部的《中国学术史》，大致成稿近半。这笔丰厚的遗产，当年曾嘉惠无数学子，今日仍不失为值得反复研读的学术经典。
有这样骄人的史学业绩，梁启超生前的自期,“假如我将来于学术上稍有成就，一定在史学方面”（《文史学家性格及其预备》），已完全应验。而最新统计中，《饮冰室合集》在近十年历史学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中排名第一（见苏新宁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也足以让我们体悟，梁启超的史学影响不仅未尝消减，反而历久弥深。
反观此前出版的各种梁启超史学著作，则存在种种问题：或者未保持初版样貌，取消或改变了原有标点，或者在版本选择与校勘方面多有不足。为此，实有必要进行重新整理。
今次拟精选梁启超重要史著若干种重行整编。其工作原则，一是尽可能恢复梁启超的最初构想，将在《饮冰室合集》中分散的篇目加以归整，如使用上列《中国学术史》与《国学小史》的命名，而合并原先独立的成书（如《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等）与散落的论文；二是尽可能选择最早或最完整的版本（包括手稿与报刊）作底本，同时以其他有价值的版本参校，并注明各版异同；三是尽可能保留原作者的标点和用字习惯。目的是提供一套精良的梁启超史学著作读本，以方便学界使用和一般读者阅读。
原标题：《作为史学家的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