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伊朗搭车

丁海笑

【编者按】2012-2013年，丁海笑从中国搭车前往埃及，途经伊朗。那时候不仅在伊朗旅行要邀请函，土耳其签证也需要想尽办法才能获得。于是他绕道伊朗的大不里士、乌尔米耶等城市，最终走上了高加索之路。在搭车途中，他碰到了伊朗现役军人Behnam，带他去了家乡乌尔米耶，西阿塞拜疆省的省会。虽然乌尔米耶被认为是伊朗最古老的城市和文明摇篮之一，但几乎没有人会到乌尔米耶旅行。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也不能经历两次同样的旅行。这篇万字长文，在当今的国际局势下显得尤为珍贵，它如同时间机器，带我们穿越到伊朗自助游还是半开放状态的七年前，那时，丁海笑搭上现役军人的便车，闯入了传说中的“神秘派对”，经历行李失而复得的风波......

在伊朗搭车时的本文作者  丁海笑为澎湃新闻 | 私家地理 栏目特约撰稿供图，谢绝转载

伊朗的高速公路

秘密派对

“Jolfa！”

远处的山闪着银亮，西面的山峰被大雪覆盖着，看上去晶莹剔透。Behnam叼着烟嘴说干脆我们别去Jolfa了，“去我的家乡乌尔米耶快活吧，那里有诗人、美酒和美女”。

我说怎么都行，只要别回那该死的大不里士——上午我被旅店老板粗鲁地拎出床，让我提前预付房费，整个旅店就我享有这个待遇，还不用提前预约Morning Call。司机先生要去Khoy，已经离阿塞拜疆的边境不远了，现在若改去乌尔米耶，等于我们绕着东西阿塞拜疆省走了一圈。

遇到Behnam是件挺蹊跷的事情。我忍着睡怒从旅店弃门而去，搭了两辆车刚到城外，在通往Jolfa的高速路上，就碰到了穿蓝色空军军装、戴着雷朋眼镜的Behnam，用他自己的话讲“活像一位美国大兵”，我向他解释，我准备搭车去Jolfa，他想了想说要不我跟你去吧，刚好我今天休假。

“别担心！我也是摄影师、作家。”随后他跟我聊起美国垮掉的一代诗人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我想泡妞、出国、流浪，想听摇滚乐、抽大麻，不过这一切都被这该死的军营毁了！”

我拖着背包跟随Behnam回到他在大不里士的朋友的临时住所，住所背后还有一个中式凉亭式的建筑。Behnam脱掉他那“该死的”的军装，换上牛仔裤和羽绒外套。他的朋友是个会计，从脸到胳膊都被茂密的毛发覆盖，像还没有适应冰河时代的结束完成进化，而40天后，他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不知道在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当上两年义务兵。

在城里我们又重新开始搭车，这次便幸运多了，拦到一辆开往Khoy的老爷车，车看上去几乎和年迈的司机先生同龄。

快乐的司机先生跟我说，虽然搭车是“Majani”（免费）的，但是要为他死去的父亲祈祷，还要跟他同唱一首叫做“Ana”（妈妈）的歌。

车飞驰在洒满金色阳光的群山之中，时而路过同样被金色覆盖的村庄和城镇，黄昏即至，司机先生随音箱里的阿塞拜疆音乐舞蹈起来，我们一起打着节拍，他说他不仅精通Azari族的舞蹈，还能演奏传统的乐器，说着便假装弹奏起来。金乌冲破厚厚的云彩，又钻进白雪皑皑的山中，消失不见了，醉人的景色伴随着我们，公路笔直向前，路过清真寺、古堡和雪山，像穿越时光回到了多年前的天山。

Behnam一直在怂恿我改变主意，先劝我到Jolfa附近的Maku——那里有他的朋友，后来发现我不是很坚决，又连哄带骗地叫我去他的家乡乌尔米耶。计划的改变也意味着我们将度过几近疯狂的三天，我们从Khoy下车，在黑夜里搭上大巴到达乌尔米耶。

“Duman！Duman！”

Behnam惊喜地打开车门，将路上一位提着公务包的瘦高的年轻人拽上出租车，年轻人也喜出望外，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故人。在匆忙地做完自我介绍后，我上下打量着这位头发蓬乱、戴着金框眼镜、下巴上留着小撮胡子、表情有点懵钝的年轻人，像极了戏剧中的作家形象。

“这便是我向你提过的用波斯写日本俳句（Haiku）的诗人——Duman！”Duman似笑非笑的，用蹩脚的英语开了几个玩笑，抖着机灵，但仿佛没有预料到这么快便要上场，显得有些缺乏准备。

伊朗是一个戏剧化的国度，无论是在艺术还是生活中，无论是艺术家、诗人、演员，还是司机、歌手、渔夫，每种职业和身份的人都十分标志地、恰如其分地饰演着他的角色。

冷清的大街上看不到行走的人，墙上倒是贴满着一个流行乐队的海报，“该死的乐队和该死的海报。”Behnam戏谑地评价了街道上的乐队招贴，他愤世嫉俗的对象显然囊括一切。

接着，他便带我进入了意想不到的派对王国，我曾寻找过的不一样的伊朗，竟在遥远的乌尔米耶实现了。我们见了数不清的人，整晚都被奇幻的气氛笼罩着，不断更换着场地，仿佛这一晚没有尽头。

有义务介绍下派对中的主要角色，首先我们在一位叫做Mehdi的商人的办公室里喝酒，而这几杯酒似乎只是开场酒，打开自制的酒，展开了今晚的话题。Mehdi个子不高，脸刮得干干净净，周末也穿着整洁的休闲西装，他是Azari族，曾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留学，办公室里挂着一张伊斯坦布尔地图，连说波斯语时也带有浓厚的土耳其腔调，便被朋友们戏谑地称为“Panturkey”（唯土耳其论者）。

Mehdi在土耳其留学的经历让我觉得他比其他人多了几分神奇色彩，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然而更诡异的故事是，一年后Mehdi的哥哥在一次狩猎活动中被人当做猎物打死了。

伊朗人Behnam的早餐

Amin和Sanaz提着蛋糕兴冲冲地赶来，这一对同居的情侣在乌尔米耶大学读医学。Amin留着两撇复古的土耳其式胡子，穿着修身的夹克，看上去十分的玩世不恭；而Sanaz则是个子不高的波斯女人，衣着性感，英文也是聚会的人里最好的。

Mohhamad是聚会里的一位冷笑话制造者，笑话也多以取笑他人为主。诸如：“两只Chili（瓷器，又指中国人）相遇了，然后他们就碎了。”还有一些通俗的身体笑话，令他一旁漂亮的妻子十分不堪。

只有当他讲到他的专业——社会学时，Mohhamad才会变得格外严肃，但在一个过于严肃的社会里面，谁又愿意天天不快呢？

“Peyman在哪？”众人忽然疑惑地问道，而Mohhamad却故作正经地回答：“在Ma Sa的家里！”（Ma Sa是伊朗最普遍的女孩姓名）这样经典的两性笑话显然是普世的幽默。

Peyman在聚会中途溜走，他便成为今晚最热门的话题。Peyman是伊朗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Kurdish），曾在大学里学习物理，现在是这座城市的排水系统工程师，他老是一本正经，所以也常常沦为聚会中被取笑的对象。

令我出乎意料的是文质彬彬的Duman竟是聚会上最好的舞者和歌者，但是他热情过后，便很快陷入了沉默——知识分子都一样。提到女人，他总是说：“我没有女朋友只有炮友。”说完又接着陷入另一番沉默之中。据说他经常放朋友的鸽子，还总是在说：“别烦我，我他妈的在写作！”

Duman出生在德黑兰，十几岁时随母亲前往乌尔米耶生活，她母亲是这里有名的演员。他擅长写日本的俳句，有时也写一些关于现代艺术的报道，他写的东西容易令政府感到头疼，所以也不怎么有名。金钱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一年前他辞掉在工厂的工作，从事专业的写作，为的是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但这一度让他穷困潦倒。或许，他的诗就是斯坦贝克（Steinbeck）所说的抗议文学，而他又像雪莱所说的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对我而言，乌尔米耶就是巴黎，是诗歌、哲学、美酒和女人。

就这样一直狂欢到深夜，音乐和酒精像是一针兴奋剂，给寒冷的乌尔米耶带来一丝暖意，但当火光四射后，又陷入无止境的黑暗之中……

醒来发现自己躺在Amin和Sanaz出租屋的波斯地毯上，起床的时候已近正午，女房东急促的敲门声吵醒了我，Amin还在呼呼大睡，Sanaz悄悄地走到Behnam面前示意他去开门，因为房东一直不知道她的出租房里还住着一个同居的女人。我实在厌恶激情后的宁静，浑身上下像有虫子撕咬着神经。Sanaz为我们准备了丰富的伊朗早餐——大部分剩下的又原封不动地放回冰箱，我伸了伸懒腰，正准备今天哪儿也不去。

“‘老板’说我不用赶着回军营了，准我多一天的假期！”Behnam说道。于是带我到他姐姐的家中做客，在小城里有个外国朋友是颇为自豪的事情，又借到了姐夫的小汽车，载着我满城的转悠。一群人去了乌尔米耶的水库——高山平湖下的雪白天地，人们开车到这里野餐、拍照，似乎一点也不畏惧寒冷。

我们还去了一个基督教堂，一座简陋的四坡屋顶蓝色小屋——似乎印证了托马斯·默尔（Thomas Moore）的那句诗歌：“波斯人的天堂很容易搭建，有了黑眼眸和柠檬汁就能实现。”Behnam自以为是地认为我对这样的景点感兴趣——瞧，这样的宗教国家也能有异端存在，信仰基督教的伊朗人。教堂顶上是十字架，墙面上也绘着大大的十字架，房间里是耶稣与圣母的画像和塑像，没有人，我问Behnam那些基督教徒去哪了，他没有回答我，走到门口的烛台前点了一支蜡烛，在胸前划了十字，又双手合十地做了个佛教徒的手势，以示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这里的基督教徒大多是亚美尼亚人、亚述人和少部分的波斯人。在20世纪初，这些基督徒曾为了躲避入侵的奥斯曼土耳其而集体逃离，今天这里仍然活跃着6个不同的基督教教派，但非穆斯林人口已经减至4000人。

晚上，我被带到步行街上去瞄Behnam所说的“白马”（White Horse）——美女，不知他是否知道中文的白马一般形容王子。他说他喜欢女孩的一切，喜欢她们的时装、化妆品，喜欢尾行，但只是出于善意的欣赏。也许正是这些年轻人的荷尔蒙得不到释放，所以经常会压抑自己的性需求，变成一些奇怪的举动。

我们来到这条街上最有名的奶茶店——样子像一个不出售酒精的酒吧，等老板Jarad下班，再开车接上Duman，Behnam才神秘兮兮地对我宣布今晚的主题是汽车派对。

四个男人坐在Jarad的车中，他是这场迷幻派对的主唱，而诗人Duman是派对的DJ和吟游者，而我是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也是派对的记录者。

“神秘派对”中的伊朗人

这是一场绝对秘密的聚会，参与者都被要求缄口，任何录像和不轨的举动都是严禁的，每个人都要正视这是一场重要的成人礼，是自由的象征，至少对Behman来说是这样。

车厢内烟雾弥漫，像这座灰色的东方巴黎排泄出的烟圈，古老的建筑旁伫立着一排法国梧桐，随光影摇晃，灯光反射到车窗上，成点点星芒。

“Cigare soorati, da ka tiasheji……”，伴随着伊朗饶舌乐团ZedBazi的《Cigare Soorati》（粉色香烟），Jarad一边疯狂的加速，一边跟着饶舌乐哼唱。Duman随着节奏摇摆，用他自己发明的怪腔怪调吟唱。而Behnam此刻已在后座上陷入迷幻的状态之中，仿佛正和一位“白马”美女相拥入睡，沉醉在他年轻的梦境里。

他说想要奢华的生活，纸醉金迷、香车美女的世界，而Duman的作家梦，或许会随着这座黑金王国的下沉，而永远沉迷在黑暗之中。咖啡店的老板Jarad，说自己喜欢美女与旅行，伴随他发音标准的波斯语说唱，也在萎靡中渐渐向庞大的波斯文明妥协。

而我，蜷缩在后座的角落，旅途中的疲倦已经无法放大我的兴奋。况且，我向来讨厌任何一种失控的状态，我就像旁观者一样目睹他们到达另一层世界，一个从未企及的空间，那里没有压抑的情绪，任何事物都在有条不紊地缓慢运行。

回到Amin和Sanaz的房子，我便早早的睡去。翌日清晨Sanaz、Amin和Behnam鬼鬼祟祟地用波斯语谈论着什么，随后，Amin告诉我昨晚睡熟后发生的事情，像是重构了另外一个平行世界，从此让我对在旅途中的熟睡状态耿耿于怀。

作者在伊朗搭车途中

伊朗乌尔米耶郊外的水库

我仍不死心，又到土耳其驻乌尔米耶使领馆去问询旅行签证，被告知上一周已停发，最后这一扇门也被关上，我还真的只能翻越高加索山，去格鲁吉亚试试了。

当伊朗人阴阳怪气地跟你描述这个奇怪的国度、未知的恐惧，表示你将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却再三地要求你热爱伊朗，务必保证再回来。这一点上，似乎我们都一样，只可以自我批评，但需要别人的赞扬。他们的信仰与逻辑是相悖的：优秀的民族、糟糕的制度、敏感的公众、狡黠的邻里。至于什么时候可以为所欲为，什么时候必须小心翼翼，这个尺度是随着时局变换不断被人揣摩的，就像每日变化的美元对里亚尔汇率，是浮动的。

当自由被人们滥用，年轻的一代他们酗酒、泡妞、同居，或许随着年龄的增长又开始反思这一切，经历成长的风波之后成为传统的捍卫者，推翻过去，回归那个本来不屑一顾的宗教上去。正应了狄更斯的那句话：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与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失而复得

“先生！请您相信警察，这里是伊朗，您的行李会被找到的。”

站在路中央，我茫然不知所措，周围是陌生的面孔，我不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在叫嚷什么，或该相信谁，谁会帮助我。一张张脸孔从我眼前闪现，期望从中能发现熟悉的那张面容，然后向我解释这只是个误会；或者希望一切都没发生，尚且活在梦境当中，自己还在乌尔米耶呢，和朋友们嬉笑聊天。

这种感觉就像《The Alchemist》里的牧羊少年因在埃及轻信了别人，为了看炫目、漂亮的剑而丢失了所有的财产，身无分文坐在路边唉声叹气。

人群像潮水一般的涌上来，我精神恍惚地仍希望自己也是看客，才发现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这里，像欣赏一出东方来的戏剧，观众们或迷惑或笑，让我配合他们手舞足蹈，我却哭笑不得，成为演出的主角，出尽了洋相。

我不能置身事外，纠结是要极力隐藏这件事、保护现场呢，还是要大肆宣扬，把事情弄大，再渲染悲伤的情绪，以博取观众的同情？在这一刻我已手足无措，脑中的念头一闪而过——我只能回国了吗？难道一切努力都将结束，我不敢相信的结局终于到来。

不一会儿警铃响起，矮胖的警察从警车上走下来，拉着我要带我回警察局报案。我欲哭无泪，拼命地摇着头，因为还抱着一线希望，人们只是弄错了，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背包会自己跑回来。

我不止一次地想问自己：为何到这，为何搭车，这一切又为何会发生，在这举目无亲的Khoi？但是茫茫天地，仿佛只我孤身一人，不知道何去何从。

回想几个小时前，Behnam和Amin带着我在时尚靓丽的女人街做橱窗窥视者，谈论昨天的糗事。Behnam还在神游的状态。随后他们带我到城外的高速道上开始搭车，在飞扬的风沙中询问了一辆又一辆，终于有一辆车答应载我到Khoi。我们用中亚男人的方式互碰脸颊吻别，开始了各自的旅程。

伊朗搭车路过的清真寺

然而就在一个小时后，两个穿军装的人上了车，其中一个男孩不太礼貌地跟我搭话，他理着寸头，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的长脸，脸上带有一些牧羊人式的血丝，身上脏兮兮的，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没有怎么理睬他，他转而有些生气，这让我十分厌烦。就是这个只会讲阿塞拜疆语的“军人”，向电话中一无所知的Behnam承诺，说带我搭另一辆车去Jolfa，并让我放心。到Khoi后，我们换上了另一辆车，结果在Khoi清真寺的巴扎边上厕所的间隙——他紧跟着我，确定我已经进去——趁我不注意，迅速从我身后消失，连同司机、我的行李一起不翼而飞。

陌生的恐惧包围着我，大脑开始无意识地向回奔跑，时间被定格在下午3点钟，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清真寺、军人、出租车司机、司机下车问路的理发店、搭上车的十字路口、前一个司机留下的电话号码……线索在脑中一一闪过，但又立刻遁入冥冥的黑暗之中。

“我的包去哪里了？”我不禁呼喊起来，人群像蚂蚁一样地迅速聚拢过来，塞满了十字路口。有的人在不断模仿着我的说话，像一个坏掉的复读机；有的人在帮忙联系警察局，不到三分钟，就听到警笛的声音，为防止人越聚越多，几位警察试图把我拉上警车带离现场，而此时的我没有任何值得信任的人，尽管他们反复地对我说：“你要相信警察。”

一开始的办案过程是失序的。在临近清真寺的一间糕点店里，警察展开了初步的调查，几分钟后，一位大学教授就被遣派前来充当翻译，而我还在云里雾里的，这一切的速度都不得不让我佩服伊朗警察的反应能力。此外，店铺老板、闲逛的司机、看热闹的人，你一言我一句，毫无秩序可言。我无奈的走到窗前，看着街上好奇张望的人们，一脸错愕的小孩跳起来想要告诉我什么，而我却什么也听不到，隔着玻璃，隔着语言障碍，这个世界仿佛已对我隔音。

终于，教授从书写潦草的字条中辨认出前一个司机的电话号码，他示意大家安静，喧闹的糕点店顿然鸦雀无声，大家竖起耳朵，生怕错过什么故事细节。拨通电话一阵连珠炮后，我、教授、巡逻警察、警卫一同涌上了警车，前往我的上车地点侦查。人们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仿佛我并不是丢了行李，而是一名外国嫌疑犯，因此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途经第二个司机下车问路的理发店，我仿佛记起来些什么，忙让警卫停车，下车询问理发店的老板，他却和我一样一无所知。重新回到车上，警察突然接到电话说那个“军人”找到了，和司机正在逃亡边境的高速公路上，警察会在高速的出口将他们截获，让我先回警局原地待命。此刻距离案发仅过去了不到一个钟头。

我不太愿意相信，教授在一旁不断地鼓励我要对伊朗警方有信心：“伊朗的警察无所不能”，我知道这只是给受害者增添安慰罢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案件都会不了了之，何况还是在Khoi这样的小城。丢掉的一切让我心灰意冷，我迅速地陷入到一种“我是谁，来自哪里，将去向何处”的思辨之中。

随后发生的事情让我大为惊讶。

到了警局门口，我的行李正七零八落的地横躺在地上，镜头盖被掀开，上面都是污泥，衣服散落一地，而电脑也被扔在一旁。正在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时，更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两张熟悉的脸孔出现在我面前，是Behnam的两个表弟从乌尔米耶赶了过来。他们为何这么快出现在这里？惊慌中的我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或许不仅仅是过了一个小时而已。失而复得的心情，加上见到故人的情绪，暂时地给我打上了一针镇定剂。

伊朗搭车的沿途风光

伊朗警察局的构造和国内不太一样，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着门厅，接着是一个空旷的办事大厅，大厅里有一排椅子——通常拷着嫌疑犯——和几辆停放着的摩托车，四周分布着办公室、淋浴间、食堂和厕所。我被带进了办公室，开始正式登记报案，并陈述事情经过，Behnam其中一个上大四的表弟帮我充当翻译。检查失物后，发现还是少了十几样东西，不过那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曾经丢得一干二净。让我感觉事情颇为离奇的是，据说我的这些行李是被一位骑摩托车的陌生男子丢弃在警察局门口的。

然后便是几个小时漫长的等待，不同的人从身边走过，重复地询问着发生了什么事，这中间有佩枪的巡警、穿着便衣的长官、前来办事的外人和毕恭毕敬的警卫士兵，他们闲聊着我听不懂的语言，让我感觉多余。在中国，有些年轻警察通常会对外国人问上一大堆无关紧要的问题，他们通常是出于好奇，显得缺少经验，而这里的警察似乎什么也不用问，他们仿佛通晓一切。Behnam打来电话安慰我，并且再三确认了我的相机是否丢失，说千万别在警察面前提他们在乌尔米耶干的那些事，也不要给他们看任何的照片。

究竟我该相信教授的话“伊朗的警察无所不能”呢，还是应该听从Behnam所说的“伊朗的警察无所不做”？

这二者看似一样，但后果对我而言却截然不同，前者意味着他们将找回我丢失的所有物品，而后者却意味着即便他们找回了这些物品，也不一定会归还给我，并且这些物品的出现还有可能给我带来麻烦。

我在忐忑不安中熬到了晚上9点，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去6个小时，Behnam表弟告辞了，值班的警察也下了班，空荡荡的警察局里只有挂钟在彻夜值守着。警卫士兵给我端来食堂的茶和饭，我才想起我连午饭都没有吃。茶足饭饱后，我开始有精力构思事情的整个过程，在我行李丢失后的一段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从我得到的有限信息中能至少分析出三个版本：

1、出租车司机和“军人”窜通一气，行李得手后窜逃到另一个城市，因为高速上密布的电子眼而被警察截获，但我的行李已被分赃，剩下没用的被抛掷到荒郊野外。

2、出租车司机和“军人”还在Khoi，因为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而心虚，惧怕东窗事发遭到报应，遂让家人将我的行李送至警察局。

3、警匪一家，是警察拿走了我的行李，检查其中的电脑、相机、移动硬盘等特殊信息，以确定我没有做出不轨的举动。

但三种可能均有无法解释的部分，第一个版本无法解释为何我的大部分行李会立刻出现在警察局；第二个版本可能性虽大，却因推翻了第一个版本的出逃事实而显得不够真实；第三个版本是来自微博网友的阴谋论揣测，是警察的惯用手段，也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随后，我被送至一个负责接待外宾的国际宾馆，在说了我的遭遇后，好心的老板给我安排了免费的套房。大堂坐着一些土耳其人，还见到许多韩国商人。最近Khoi有一个招商会，或许是这个丁点大的小城破天荒的大事情。宾馆大堂的陈设不算豪华，但房间里却别有洞天，第一次住进可以谓之为宾馆的地方，让我暂时的从惊吓中缓解过来。一觉睡到天亮，可睡眠质量并不高，小睡将夜晚分割为无数的片段，其间噩梦不断，尚且心有余悸，只想尽早离开这里，也无心享受温馨舒适的房间。

第二天早上10点，前台打来电话说警察来了，我匆忙收拾好行李，防止遗忘又再次检查了一遍——因为失而复得而懂得了珍惜。跟随一位肩章上三朵花的警察前往警察局，开车途中他告诉我剩下的物品也都找到了。我松了一口气，没有显露出任何兴奋的神情，我想我是太累了。车窗外面下着雨，整座城市湿漉漉的，像一座中国南方的小镇。

到了警察局，偷我东西的男孩就坐在大厅里，警察说他是个冒牌军人，穿着偷来的军装。他的叔叔和父亲也来了，开始我并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存在，但随后便知他们的作用举足轻重，不知道等待这个男孩的将是何等的命运。

警察陆续拿来我丢失的物件，并让我在列表单上一一签字：移动硬盘、摄影伞、头灯、SD卡、读卡器、瑞士军刀、插座、拖鞋……连我没记起来的都找到了，只有背包罩、香水等一些小物件没找到，警察皱了皱眉头，问我大概值多少钱，我随口一说50美金。我以为案子可以结了，连声谢谢，准备离开。警察叫来一胖一瘦的两个士兵，嘱咐了一番，又对我说还不能走，得跟他们去一趟。

Khoi的黄昏

雨雪交加中，我同小偷一起被士兵带到Khoi市法院。开始我并不知道这是法院，直到最后也没人向我解释究竟让我来做什么——从昨晚过后就再没有人会讲一句完整的英语，但我看到熟悉的天平图案在建筑上高悬着。进法院前需要寄存私人物品，士兵见我有些踟蹰，无奈地用肢体语言示意让我放心——“这是法院”。在德黑兰见过大门紧闭的司法部，没想到还有机会亲临伊朗的法庭，建筑内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庄肃，每个房间里都挂着霍梅尼不同时期的照片，居高临下的凝视着众生。

这里没有闲人，所有人都很急躁。送茶的侍者出入其中，似乎茶水比桌上的案件更为重要。

法庭房间像一个个密室，穿黑袍的妇女、穿军装的警察、穿西装的男人和穿囚服的嫌犯并排坐着，如果只按照龙伯罗梭的天生犯罪人学辨别体貌和颅相特征，则很难将犯罪嫌疑人从人群中区分出来，因为他们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模样——伊朗人。况且有的嫌疑人身上并没有囚服，和警察面面相觑的拷着，脸上也没有惧色，更让我难以分辨。倒是我的表情显得错愕和不适，并且坐立不安。不时有人过来严厉地责问我身边的胖瘦士兵，大概是说这是伊朗法院，是经谁的允许将我带到这里的。士兵争辩了好几次，像做错事的孩子般一脸无辜。

又是一场漫长的等待，冰冻的大厅显然是比刑罚更残酷的惩罚，一位女士登记了我护照上的姓名和国籍，辗转了几个房间，会晤千人一面的官员后，终于正式开庭，见到表情严肃的法官，穿一身素色的西装，瘦长的身子看上去无比威严。审判桌上并没有电脑，只有一沓沓像是永远处理不完的文件，霍梅尼的照片被挂在房间的右上角，像在盯着永远有罪的人们。

法官歪着头、用严厉的语气讯问着偷东西的男孩，手上的钢笔哧哧地勾画着，不一会儿便写完满满一页，比高效率的作家还迅捷。当问到我是否有翻译时，我摇摇头，他也没继续再问。整个过程近持续了15分钟，男孩上前在讯问笔录上签字、按手印。

走出了法庭，整个过程让我觉得匪夷所思，这里既不像警察局，也不像印象中的检察院和法院。我和男孩并排坐着，我们的身份却截然不同，我很好奇他将受到怎样的惩罚，依照传统的伊斯兰教法，男孩或许会被斩手，我甚至像个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受害者，开始担心起这个脸上有着红晕、棕色眼睛、表情无辜的男孩，他那张天生犯罪人的脸孔会不会将成为我永远的梦靥和愧疚？

男孩的叔叔一直在法庭外忙前忙后，到男孩耳边叽里呱啦地说了很多，让我感觉事情的进展可能将会出乎我的想象。他进了法官办公室，出来后急冲冲地对我比划出“2”的手势，我摇摇头不知所以然，然后他愤怒地冲出门去。

我再次被唤进法庭，整个房间里只剩下我和法官两个人。中途男孩的叔叔鬼头鬼脑地走进来，将50美金递到法官手里，然后迅速关门出去。法官放下傲慢的表情，微笑着劝我如果我能接受这50美金，所有的事情就都解决了。当看到我疑惑不解的神情时，法官也立刻紧张起来，开始用生硬的英文向我解释，给我施加压力，原来他只是装作不通英语。我陷入到谜团之中，怕夜长梦多，只想快点做个了结，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上前接受了这张50美金的纸币，法官向我伸出了手。

男孩的家长早已候在门口，当看到我手上的钱，都松了一口气，一一向我握手感激，我才正式的认识了他那穿着一双满是污垢的鞋、眉头紧锁的年迈父亲，和那位人前马后、出了不少力的叔叔。最终结果竟然只是罚金，看似对大家都不坏，男孩家里赔偿我50美金的经济损失，但我受到的惊吓显然不能得到补偿。憨憨的胖士兵将男孩的手铐打开——他重获自由了。男孩叔叔塞给胖士兵一小沓“霍梅尼” ，悄悄说了几句后一家人兴奋地推门出去，留下一头雾水的我。

我回忆起阅读过的现代伊斯兰法律，严刑峻法时代早已过去，以注重调节的家庭法为主，只有教长无法解决的纠纷才诉诸法院。我和男孩之间并不存在可以调解的教长，所以付诸了法律程序，最后的结果也是以颇具意味和“人情味”的罚金。

在此，我滔滔不绝的表述完冗长的事发、调查、庭审经过，这其中还有很多细枝末节直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但结果却是两厢情愿的，男孩获得了自由，我又能上路了。此刻警察局里的人和我都熟悉了，每个人争先恐后的向我展示他们仅会的几个英文单词，开伊朗人最喜欢开的玩笑——某人的父亲来自巴基斯坦或阿富汗，他的母亲是中国人。紧张的情绪在一阵低级玩笑后结束了，他们也卸下严肃的表情，似乎对我的让步觉得满意。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和警察们告别，我被一个中年警察送至车站，雨依然下着，车站里并没有通往Jolfa的班车。走出车站，我被出租车司机们骚扰了，他们将我背包里的拖鞋拉出来，取笑我、让我恼怒，不过这都已经不重要了，我迅速逃离了这堆人，前往通向Jolfa的十字路口开始搭车。此刻，已经大雨滂沱。

过了一阵，一位停在路旁要去Kalisa的戴眼镜的司机答应载我一程，不过随后他便对我产生了怀疑，因为他英文不佳，故打电话给朋友，他朋友并不相信我说的鬼话，什么搭车环亚旅行，什么在伊朗被盗，这多么像虚构的故事情节啊，也许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些事情会在我身上发生。电话里他的朋友厉声地喝斥我：“我不相信你的鬼话，你不是来自中国，你是一个骗子！”

“我真的没有骗你，我可以出示我的护照。”我委屈得都快哭了，司机表情开始变得可怖起来，他夺过我的护照，跟朋友说了几句，我又听到电话里几声“骗子”的喊叫，歇斯底里，司机转头对我说：“你是一个骗子！”他不再听我解释，大雨中他将车疯狂加速，来到了Jolfa和Kalisa的分叉路口，这里有一个检查亭，他把我锁在车内，叫来了警察。这一刻，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骗子，至少是一个会骗人的小说家。

警察打了一通电话，证实了我的身份，但司机没有再让我上车。后来，我搭到了一辆前往Jolfa的脏兮兮的货车，车上三个彪形大汉，抽着烟，将我夹在中间。他们是电影里那种恶棍的形象，我们没有语言可以交流。管他们是谁，我已走上不归路。

往Jolfa的路是泥泞不堪的土路，车在高原上寂寞的行驶着，远处是巍巍的雪山，让我感觉又回到了西藏。经过一个都是废弃石屋的村庄，路沿着山腰行驶，越走越窄，完全不见人烟，我开始担心他们会在某个地方将我杀人卸货，他们手舞足蹈地比划着，直到我又重新看到了高速路和城市，仿佛新生一样。

跨越高加索山的伊朗货车

伊朗阿塞拜疆族的渔夫

来到Hadiy shahr和Jolfa的路口，告别时这几个凶神恶煞的大汉突然露出了一丝笑容。几个渔夫在路边搭帐篷卖鱼，路边拴着一条金灰毛发的猎狗。人们冲我笑笑，或许发现了我的灰头土脸。四周都是漂亮的雪山，而我已没有心情用更多的辞藻去形容它们。西沉的太阳在广袤大地上洒下浓郁的色彩，壮烈、美好。我已无心再回头，之后的搭车我得格外小心，仿佛一不小心就会步入一条亡命天涯的路。

Jolfa终于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