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塔吉克斯坦的移民问题、雅利安主义与宗教限制

采访/李丹
2020-01-08 17:55
来源:澎湃新闻

列宁雕像已被重新安置在苦盏(1939年-1992年称列宁纳巴德,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的公园中。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埃琳·蒂博(Hélène Thibault)拍摄。
塔吉克斯坦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最贫穷的国家,1991年独立后经历了毁灭性的内战,在之后五年的战争中,有2万多人丧生,许多人流离失所,估计人数在50万至120万之间,还有几万人逃到了阿富汗。在转型和内战的双重冲击下,塔吉克斯坦的经济在独立的头五年收缩了60%。直到2006年,经济才恢复到独立前的规模。今天,在冲突结束二十多年后,持久的贫困和不稳定、有限的农业和工业生产、低工资以及腐败的经济体系促使塔吉克斯坦成为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国,劳动力输出已经取代了国内产品和服务的生产。

由于缺乏经济机会,塔吉克斯坦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前往俄罗斯打工,而这个国家的总人口是900万人。但是在俄罗斯的塔吉克人实际数量可能要比这个数字高得多,多达40%的人从事非法工作,因此没有出现在官方统计数据中。塔吉克斯坦30%至40%的家庭至少有一名成员在国外打工。塔吉克斯坦成为世界上最依赖汇款的国家之一。

由于俄罗斯混乱的移民政策(在宽松和限制之间摇摆不定)、恶劣的生活条件和仇外心理,塔吉克人的生活相当艰难。典型的塔吉克移民形象,是一个年轻的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非熟练工,当然,劳务移民基本上都是男性。他们中的一半生活在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通常拥挤地生活在一起,备受歧视,被视为抢俄罗斯人饭碗的人,仇外暴力事件亦有发生,事实上,俄罗斯因为劳动力短缺和人口减少从塔吉克斯坦移民中受益颇多。

移民使得塔吉克斯坦的女性角色和家庭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夏季,男性的缺乏导致塔吉克斯坦的农业呈现出女性化的景观,女性在农业劳动力中的比例从1999年的59%提高到如今的75%。长期移民给家庭带来压力,甚至很多家庭破裂,不乏移民的男人与妻子离婚并在俄罗斯结婚。塔吉克斯坦政府表示,2005年至2010年,离婚率翻了一番。由于缺少男性,非法的一夫多妻制甚至有增加的趋势,在塔吉克斯坦旅行不难听到这样的故事。

从长远来看,移民给塔吉克斯坦的经济带来的影响是模糊的。劳务移民使很多家庭摆脱了贫困。但是,移民积累的钱很少能以帮助国内经济发展的方式(而不是帮助单个家庭)重新投资到塔吉克斯坦。根据调查数据,超过80%的汇款用于基本家庭消费,例如食物、衣服、婚礼、教育。以婚礼为例,在如此差的经济条件下仍然流行举办铺张的婚礼显得并不适合,我在塔吉克斯坦居住的一个月中,见到了许多个奢华的婚礼场所,也听不止一个未婚的年轻女孩讲了她们梦中的婚礼地点。在这背后似乎是习俗的强大力量,而种种“习俗”产生于怎样的历史脉络和现实语境,也是值得审视的。

塔吉克斯坦的婚礼庆典。

内战结束后,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成为整个中亚地区唯一合法的伊斯兰政党。直到2000年代,塔吉克斯坦比其他中亚国家对宗教的容忍度都高。之后,人们找到了伊斯兰的替代品——雅利安主义。学者认为,应该在中亚、特别是塔吉克斯坦而不是伊朗或阿富汗寻找“琐罗亚斯德教的摇篮”,而“塔吉克”和“雅利安”古词是同义的。对琐罗亚斯德教的强调与吉尔吉斯斯坦对滕格里信仰的强调类似,都试图塑造一种与民族相连的宗教。

“卐”在全世界被认为是纳粹德国的象征,因此成为禁忌,但在2005年的塔吉克斯坦,它出现在广告牌上,与对国家的祝福联系在一起。对于杜尚别的官员而言,“卐”符号首先是民族身份的象征。大多数塔吉克斯坦的历史学家认为塔吉克斯坦是雅利安人,因此认为必须研究和促进雅利安文明,复兴雅利安文化成为杜尚别的官方政策,2006年将作为雅利安文明年被庆祝。有官员说:“我们都知道法西斯主义将这个符号用于其目的,因此对许多人都带有消极含义,但我们不应该只局限于一种解释。”然而这一做法仍然备受争议。

雅利安主义为塔吉克斯坦提供了一个参考欧洲的机会,这种内在联系似乎能把欧洲后裔与其原初的亚洲摇篮联系起来,塔吉克人的起源和语言特征似乎比中亚其他民族更“欧洲化”。某种程度上,这种做法不过是现实(缺少自然资源、经济状况差、和周边突厥语国家存在隔阂)的无奈映照。

就以上问题,我采访了研究中亚的学者埃琳·蒂博(Hélène Thibault),她对中亚的兴趣始于本科。“亚洲、伊斯兰、波斯、突厥、俄国和苏联的混合体绝对使我着迷。”当2008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蒂博选择了塔吉克斯坦——中亚最少被人研究的国家。也许是因为生活条件更佳,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明显在学者中更受欢迎。她的书《改变塔吉克斯坦》关于自苏联解体以来塔吉克斯坦国家结构和民族意识形态转变的历程,成为为数不多的此类研究之一,是蒂博在塔吉克斯坦进行田野调查和采访的结果。目前她生活在哈萨克斯坦,任教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她的兴趣集中于中亚意识形态变迁和性别问题。

埃琳·蒂博(Hélène Thibault)

澎湃新闻:你在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都做过民族志研究,在两国比较时有什么发现吗?一个是中亚最穷的国家,一个是最富的,你做意识形态变迁研究的背景是什么?

蒂博:从远处看,很难想象苏联解体后经济崩溃所造成的创伤。尽管社会主义时期在物质财富方面落后于西方,但人们享有相对的幸福,最重要的是诸如失业救济、免费教育和福利之类的社会保障。在1990年代,国有企业倒闭,其他企业数月甚至数年拖欠薪水,卢布崩溃,新的货币被引进。在塔吉克斯坦,1992年至1997年间持续的内战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工业生产下降了50%。

这些国家同时是后殖民国家和曾经的共产主义国家,在使其计划经济自由化、使其单一文化多样化、解决各行业缺乏竞争力的问题和整合进全球经济体系方面遇到诸多困难。塔吉克斯坦是苏维埃共和国中最贫穷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贫穷和最依赖汇款的国家之一。相反,哈萨克斯坦被赐予广阔而宝贵的自然资源,这使它能够重新分配更多的资金并用于投资教育和社会项目。哈萨克斯坦还是中亚地区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但是,农村和城市地区的生活水平非常不平等。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的报告,有77%的农村居民无法使用中央水管管道系统。中亚必须克服许多经济挑战,而它是内陆封闭地区这一事实又增加了困难。通过“一带一路”项目与中国的合作可能有助于将该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

哈萨克斯坦努尔苏丹的Khan Shatyr购物中心。

我总共在塔吉克斯坦待了一年,在哈萨克斯坦住了三年。 毫无疑问,哈萨克斯坦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在这里生活特别容易,特别是在首都努尔苏丹,生活状况接近欧洲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亚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但是,中亚地区的特别之处在于,尽管我们知道那里有很多贫困,但我们不一定会看到贫困,因为家庭和从亲戚扩展开来的人际网络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了广泛的支持系统。 实际上,尽管贫困普遍存在,但无家可归的人和乞丐却很少。城市也很整洁,一些贫困国家很有秩序,没有混乱的状况,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识字率很高(90%),这对于人均GDP如此低的国家来说是不寻常的。这是苏联遗产的另一个方面。

澎湃新闻:苏联对待习俗的态度是非常有趣的。在沙皇时期,穆斯林内部(新主义)已经在殖民主义的语境下有对落后习俗的批判,之后是苏联的批判,但是有意思的是,在苏联后期,随着中亚各个共和国当地权力的巩固,被允许自己书写自己的历史,习俗重新成了值得骄傲的东西,比如中亚各国重新开始过纳吾肉孜节、举办盛大的婚礼。有学者认为苏联和民族性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伊斯兰也是在习俗意义上被理解的。在关于乌兹别克斯坦的研究中,历史学者Adeeb Khalid认为,苏联的现代性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它在内部包含对资产阶级现代性许多方面的批评,它着手建立另一种现代性,以避免资产阶级社会中私有财产产生的异化,对共同体的强调让民族从后门得以进入,伴随着民族而来的是对风俗和传统的赞美,这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很不同的。这些构成了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传统复兴的背景。当然,在当前的新自由主义下,它们似乎再次“落后”,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开始再次批评它们。你怎么看?塔吉克斯坦情况如何?

蒂博:在前苏联的许多地区,苏联共产主义的遗产继续影响许多政治、社会乃至家庭方面的实践和规则。七十年的无神论宣传将宗教描绘为落后、压迫和反现代的,这继续影响着人们,尤其是精英对宗教在社会中的位置的看法。作为国族建设进程的一部分,当局试图促进世俗的民族认同。这就是为什么当局传递的信息倾向于批评塔吉克斯坦公民采取与当地传统背道而驰的外国穆斯林习俗的原因。头巾属于外国“破坏性的”活动的这一类别。一般而言,背离国家确立的规范的信仰表达被视为危险的。

反过来,因为民族的世俗的传统被大力强调,以至于有些作者认为中亚社会正在重新传统化。在私人领域中这一点尤其明显,在家庭中,妇女的传统角色得到加强。这些做法符合国家的修辞学。例如,2017年,塔吉克斯坦文化部发布了女性着装规范,大力宣传传统的端庄服饰(modest fashion)(这里没有翻译成虔敬,因为恰恰是对抗伊斯兰化)。这是对抗西方和伊斯兰双重影响的尝试。实际上,国家本身倡导的民族传统由于其父权制和等级制倾向对某些人而言是“落后的”。

从苦盏的Panjshanbe集市看过去的Sheikh Maslikhatdin清真寺和陵墓。
澎湃新闻:在中亚五国中,塔吉克斯坦对伊斯兰的态度比较特殊,直到2000年代后期,塔吉克斯坦比其他国家对宗教的容忍度都高。什么样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促成了塔吉克斯坦态度的改变,让他们开始对伊斯兰教限制?

蒂博:我认为国内因素比地缘政治因素更为重要。塔吉克政府经常声称该国由于阿富汗的局势而处于危险之中,但阿富汗最近三十年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一些观察家预测的溢出并未发生。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IRPT)的受欢迎程度是政府控制伊斯兰教的意愿的决定性因素。这个IRPT是塔吉克斯坦唯一的真正的反对党,直到2015年被禁止并列入极端主义组织名单。2011年,当我进行田野考察时,他们的成员接近四万人。该党在议会中只有两名代表,但声称他们的选举得票远高于官方结果。 在塔吉克斯坦北部,IRPT的代表向我提到,在2010年议会选举中:“他们给我们显示的数字是7-8%,但实际上,我们获得了30-40%。”他还声称,在拉什特(Rasht)山谷地区, IRPT可能获得最多90%的选票。 尽管我们无法核实这些说法,但鉴于某些因素考虑,他们的得分较高也许是有道理的。当局认为,如果他们能够限制伊斯兰的影响,也许会对IRPT的受欢迎产生影响。政府还担心在塔吉克斯坦秘密经营的外国集团的存在。其中,我们找到了伊斯兰解放党(Hizb ut-Tahrir)和伊斯兰传道会(Tablighi Jamaat),推动了最近几年流行的伊斯兰团体。在2018年和2019年,ISIS声称在塔吉克斯坦发生了两次致命袭击,但总的来说ISIS在中亚的存在似乎仅限于阿富汗。

同样,即使内战协定仍在保持,政治和地区分歧仍然存在,这些年来很少发生动乱,2010年在拉什特山谷,当地反叛者袭击了一支军事车队,随后进行了将近一年的军事行动。在与阿富汗接壤的巴达赫尚(Badakhshan)地区,当地团体在2012年和2014年也曾几次挑战政府的权威。所有这些事件与政治伊斯兰无关,而是为了争取地区影响力和毒品贸易。宗教日益被压迫也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如前所述,当局倾向于继续采用严格的方法管理宗教社区和习俗。

澎湃新闻:出于对伊斯兰的疑虑,塔吉克斯坦政府开始将雅利安主义视为伊斯兰的替代品,您对这种雅利安人神话怎么看?

蒂博:把塔吉克人与雅利安人文化联系起来,声称塔吉克语属于印欧语系,自苏维埃时代以来一直在塔吉克史学中流传。这个想法在2000年代中期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尤其当国家将2006年定为雅利安文明年时。在中亚语境中,没有像纳粹那样强调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相反,它是用来区别讲波斯语的塔吉克人和其他周围突厥语国家的人的。这也是政府试图促进世俗身份的尝试,作为国族建设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在塔吉克社会,雅利安人的身份并未引起强烈共鸣。在塔吉克斯坦度过的这段时间里,我只听到一个人提到这种雅利安主义和琐罗亚斯德教是塔吉克文化的基础。大多数塔吉克人,即使不是非常虔诚的人,也声称具有穆斯林身份。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将穆斯林看作重要的文化标志物。独立后,地方当局放弃了对无神论的宣传,并放松了对宗教团体的控制,伊斯兰教蒸蒸日上,变得更加可见。一方面,雅利安人的身份很难出售,因为它与纳粹主义有关,具有负面含义。另一方面,它指的是很遥远的过去,它不是当代灵感的来源,而伊斯兰教是一种活的宗教,有很强的戒律和有影响力的使者。在贫困、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的背景下,伊斯兰教提供了必要的道德原则来帮助人们过上“义”的生活。

埃琳·蒂博的著作《改变塔吉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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