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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保町书店街:旧学与新学交汇,启蒙与革命之街

尹敏志

2020-01-07 10:19  来源:《东京蠹余录》

【编者按】
日本东京千代田区神保町是世界最大的古书店街。自明治年间起,这里便书肆林立,文风鼎盛。晚清以来,大量中国人来到神保町淘书,其中有腰缠万贯的清朝公使,也有囊中羞涩的留学生;所购有珍稀古本,也有新学书籍。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生尹敏志在日留学期间探访东京大小书肆,将实地考察与史料结合,写成《东京蠹余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呈现了这里的书店风景和人文历史。本文系该书开篇第一章,原名《神保町书店街缘起》,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

今天的东京,是常居人口一千三百多万的超级大都市,但在大化改新(645)的年代,关东还是蛮荒之地。当关西的大和政权对隋唐器物、制度、文化亦步亦趋,建立起律令制国家基础的时候,东京所处的武藏国直到九世纪还处于“凶滑成党,群盗满山” 的半无政府状态。
受盛唐之风熏沐的京都、奈良等地,贵族们模仿中原王朝的天下观念,分全国为五畿七道 ,将自己居住的地区称为“畿内”,将被山川阻隔的关东称为“远国”,那里来的关东人则被蔑称为“东夷”。
东京旧称江户。日本典籍中“江户”一词最早出现于十三、十四世纪之交成书的《吾妻镜》第一卷。这部镰仓时代史书记载,治承四年(1180)有个叫江户太郎重长的人加入平氏的军队,参与了对源赖朝衣笠城的进攻 。但这里的“江户”只是姓氏名,东京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江户,日本史学界尚无定论。
天正十八年(1590)丰臣秀吉(1537—1598)出征关东,击败北条氏政(1538—1590),又迫使东北的伊达政宗(1567—1636)臣服,完成统一大业。秀吉接着收回德川家康(1543—1616)旧领的骏河、三河、远江、甲斐、信浓五国,将关八州约二百四十万石的土地移封给他作为补偿。此举意在将德川家调离中央,免去腹心之患。但江户这座城市的命运,却从此改变。
初到江户之时,德川家族发现这里城郭倾颓破败,寒村敝庐,除了零星的豪强宅邸外,连像样的防御性城墙都没有。惨淡经营江户八年后,伏见城传来了秀吉去世的消息,旷日持久的朝鲜战争也很快宣告结束。庆长五年(1600),卧薪尝胆多年的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大败西军,一举取代丰臣秀吉的地位,开启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江户时代(1603—1867)。
完成“天下布武”大业的德川家族,将幕府设在龙兴之地江户。德川家族向全国大名征调劳动力,重修江户城,今天神保町所在的神田区,就是那时候填海开辟出的町人地。宽永十七年(1640),江户城落成,与京都平起平坐,并列为日本东、西两大城市。
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宽永十二年(1635)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1604—1651)发明了“参勤交代”制度。此制度规定,全国二百多家大名,必须轮流在江户城、藩国轮流居住。大名的正妻和嫡子,则须一直住在江户城里,是扣在幕府将军手里作为人质。随着大名单身赴任的男性随从,全部住在名为“武家长屋”的房子里,衣食住行仰赖周边商铺。与多有婉约之美、略显高冷的京都不同,江户从建城以来就是属于武士和庶民的城市,烟火气十足。
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催生出商业和都市文化,也促进了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在偏爱感官享乐的江户城里,人们对以佛教、儒学、汉诗文集为主的正经书兴趣不大,十返舍一九(1765—1831)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滑稽本、曲亭马琴(1767—1848)取材于历史事件的小说、为永春水(1790—1843)描写男女情爱的人情本,和歌舞伎、木版画、狂言等一起,才是纵情声色的“江户子”们追捧的对象。

江户时期的日本,据说是全世界识字率最高的国家,除了出版业发达的原因外,还得归功于被称为“寺子屋”的民间私塾。德川幕府末年江户城里有一千多家私塾,全国有一万三千多家。儿童六七岁时便会被父母送到“寺子屋”读书,女孩也包括在内,从平假名、片假名开始学起,接下来读汉文,个别成绩优异者,能够升到藩校继续进修。从目前保存下来的江户时期教材中,多少可以窥见私塾教育之一斑:既有《唐话纂要》《汉语跬步》《唐音雅俗语类》这样的汉语课本 ,《三字经》《论语》《文章轨范》这样的传统汉籍,又有算学、地理、天文方面的理科新书,以及书信模板、商业用语模板等应用文指南。
江户幕府厉行锁国令,只开放长崎的对外贸易,各种西学书籍只有从这个窗口输入日本。只有荷兰人获准与幕府经商,西学在江户时代也被称为“兰学”。安永三年(1774),江户出版商、申椒堂主人须原屋市兵卫出版的德国医学书《解体新书》,就是由福井县人杉田玄白(1733—1817)最早在长崎获得,后将其译为日文。文化十二年(1815)年,杉田又完成回忆录《兰学事始》,只不过正式出版已经是明治初年了。
和很多兰学家一样,杉田生前在日本桥开医馆为生。日本桥位于今天神保町以东几公里处,既是江户城的出版中心,又是商业贸易中心,时人有“无日本桥则无御江户,言御江户则必提日本桥” 之说,全国的秀才浪人聚集于此,梦想能够出人头地。
传奇书商茑屋重三郎(1750—1797)喜欢和这些“江户漂”们来往,他还邀请浪人参加出版会议,讨论书籍选题。重三郎最早以出版黄表纸(一种漫画)成名,内容取材于时事,辛辣讽刺幕府官员,大受普通民众欢迎,后来出版的平贺源内(1728—1780)作品、服部南郭(1683—1759)文集、《唐诗选》等,也都畅销一时。
日本桥较有名的出版商,还有专门印刷浮世绘的鳞形屋三左卫门、山本左卫门。葛饰北斋(1760—1849)、喜多川歌麿(1753—1806)等画家的浮世绘作品,在这里化身千万,流向街头,甚至远销至西欧诸国。仙鹤堂主人鹤屋喜右卫门、山形屋市郎右卫门,则出售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净琉璃本(说唱故事)和枕绘本(春宫画) 。宽政三年(1791),幕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整肃出版物,将《绘本太阁记》《北海异谈》等列为禁书 ,日本桥的书肆受到不小打击。
嘉永六年(1853),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thew C. Perry, 1794—1858)率舰队驶入江户湾,史称“黑船来航”,德川幕府的锁国体制被外力终结。安政二年(1855),福泽谕吉(1835—1901)在江户筑地铁炮州创办兰学塾,开始招收学生,即今庆应义塾大学的前身。同一时期福泽编译《华英通语》《西洋事情》《雷铳操法》等西学书籍,鼓动全盘西化浪潮。欧风美雨之下,江户开始有取代京都,成为日本出版中心的态势。
完成这一出版业中心转移的神保町,原本只是骏河台附近“表神保小路”(今天的铃兰大道)和“里神保小路”(今天的靖国大道)之间的一块狭窄区域。两条小路的边缘密密麻麻排列着武家旗本的住宅,书店则很少。旗本指那些石高未满一万石的武士,地位在大名之下、御家人之上,有面见将军的权利,日本全国据说有八万旗本。江户末年,神保町的居民普遍拮据,甚至沦为商人的长工。
安政元年(1854),德川幕府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安政五年(1858)又与美、荷、俄、英、法签订《五国通商条约》,激起了全国的尊王攘夷运动,不到十年,幕府被推翻。庆应三年(1868)八月二十七日,十六岁的明治天皇(1852—1912)在京都即位;九月八日改元明治。九月二十日,明治天皇从京都出发,十月十三日抵达江户,正式将“江户”改名为“东京”。
明治初年的日本桥
明治政府连续颁布法令,废除身份制度,将贵族改称“华族”,藩主以下武士改称“士族”,农、工、商一律称平民。延续了千年的封建俸禄制度被废除,只发给士族一次性的“金禄公债”。武士阶层一夜之间沦为赤贫,不少人积郁难抒,全国各地大小叛乱不断,但被政府军一一弹压下去。
为了给明治新贵们腾出位置,新政府勒令大部分武士搬出首都,包括神保町的原住民,被要求在十天之内迁往一百五十公里外的静冈,最多宽限到二十天。胜海舟(1823—1899)目睹当时政府只拨出两艘汽船在东京湾和静冈湾之间往返,协助人们搬家,大部分武士只能匆匆打包细软衣物,抛弃房产,仓皇辞庙 。
这些“无禄移住者”没法带走大部分杂物,包括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古书。它们被主人当废纸贱卖,成为神保町古书店最初的货源。不仅是旗本人,在废藩置县运动中,各地大名的领地也被收回,十几代人的珍贵藏书全部流出,除了部分被收入图书馆外,大多数流向古书市场。供过于求,古书价格跌至谷底。
由于消化不完,很多古书被商人运往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贩卖。大阪商人三木佐助(1852—1926)、上海乐善堂书店老板岸田吟香(1833—1905),都在这一中日贸易中获利颇丰 。据广东诗人黄遵宪(1848—1905)回忆,日本各地佛寺保存了大量的佛经和其他珍本秘籍,“变法之初,唾弃汉学,以为无用,争出以易货,连樯捆载,贩之羊城。余到东京时,既稍加珍重;然唐钞宋刻,时复邂逅相遇” 。善本古籍,一度与废纸同价。

废除旧制度的同时,文明开化运动也在加速。德川幕府在江户留下了两所官办新式学校,一所是安政三年(1856)设立的蕃书调所,以外语和洋学教育为主,文久三年(1863)易名为开成所,后改称东京开成学校。另一所是文久元年(1861)设立的医学所,后改称东京医学校。明治十年(1877),两所学校与昌平学校(前身为昌平坂学问所)合并为帝国大学,下设法科、理科、文科、医科四大学部,为日本近代国立大学之渊薮。
建校初期,除了“和汉古典讲习科”这些特殊专业外,帝国大学聘请的教员基本都是西洋人,以英语授课。明治十四年(1881),日籍教师人数才首次超过了外籍教师,又两年后,授课语言回归日语。明治十八年(1885)帝大迁至本乡校区,步行至神保町仅二十分钟。明治三十年(1897)竞争对手京都帝国大学建立,帝国大学更名为东京帝国大学,战后去掉“帝国”两字,即今天的东京大学。
神田区的私立学校,还有创办于明治十年的学习院,明治十三年的专修大学,明治十四年的明治大学,明治十八年的中央大学、一桥大学,明治二十三年的御茶水女子大学等。有人总结维新初年东京都十五区特色为“军人的赤坂,官吏的四谷,学者的小石川,相扑的本所,华族的麹町,劳动者的深川”,以及“书生的神田” 。大学生数量的增加,带来了书籍需求量的猛增,各种出版社、新刊书店、古书店一时在神田兴起。
明治初年的记者服部诚一(1841—1908)曾用汉文记载东京书市道:“文华之明,于今为盛,书林之富,古所未闻。英书日舶,佛籍月渡,支那、独逸又相次。蟹行之书,蚯蟠之字,焕乎皆其有文章。著作、翻释,随而刊行,连神书、佛经,纷纷蕴蕴,积以为培养人才之一大薮……方今书肆之数,追次繁殖,称老铺者大凡五百,至其子肆孙店,不可算数。有卖洋书者,有买杂本者,有发新版,有鬻古籍,有晒书肆,有贷本店,本街横坊,比比连户。” 服部认为,书店之多寡,可证文化之盛衰。
服部诚一《东京新繁昌记》书牌
据八木福次郎的考证,神田区神保町书店街的开拓者是埼玉县人江草斧太郎(1857—1908)。明治十年他在此创办“有史阁”,后来改名为“有斐阁” ,取《诗经》“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意,主要出版法律书籍。此后神保町又涌现了中西屋、东洋馆、富山房、三省堂、东京堂等书店。行业集聚效应下,明治二十年代以后,原本分散在须田町、淡路町、小川町的书店,京都府的文求堂、新潟县的一诚堂、横滨市的金港堂 等,也转战神保町。
明治年间神保町的书店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和本屋”,经营明治以前印刷的线装古典籍;一类叫“古本屋”,主要经营明治以后的新刊二手书。随着西方活版印刷技术的引进,洋装书的大量出版,“和本屋”和“古本屋”数量此消彼长,今天,日本所有旧书店一律称为“古本屋”,与经营新书的“新刊书店”相对。
大正二年(1913),神田三崎町发生火灾,神保町古书店街也是重灾区。在灾后重建中,政府拓宽了靖国大道,开通电车,交通大为便捷,也奠定了今天神保町的整体格局。
中国人在神田的购书活动,大致以甲午战争为界。在此之前,活跃于此地的都是清国公使馆人员,如姚文栋、杨守敬、黎庶昌等人,所购以珍稀和汉古籍为主。《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大量中国留学生负笈东渡,新学书籍转而成为购求重点。
湖南籍官费生黄尊三(1883—1950)是其中之一。一九〇五年黄氏东渡,花了六年多时间在东京攻读法科,课余时间常去神田的旧书店购书。他去过东京堂书店、丸善书店、三省堂等,买过英文小说、日译泰戈尔《白鸟集》、德富芦花《不如归》、《杜工部诗集》、《曾文正公全集》等书 。诱惑太多,回国后的黄尊三曾慨叹,自己“贪多而不务得,不专习一门,时而日文德文,时而英文,结果一文无成” 。
大正时代的神保町书店街
据黄氏日记,明治末年的神田书肆林立,“新书则日有增加,杂志不下百余种”,很多留学生在附近租房居住,买不起书,“有终日立书店门首抄阅,以书店作图书馆者”,店主看到了“亦不之禁”。到年底时,各种杂志出新年号,无论男女学生,“必买一二册,回家消遣”。中国留学生的各种社交活动,亦围绕神田进行,集会人数最多的是一九〇八年四月十日的孙中山演讲会:
学界假神田锦辉馆开欢迎大会,届时余亦赴会。到者六七千人,无立足地。未几,先生登台,掌声如雷,先述革命经过,继言现在非革命不能救国,滔滔而谈,精神焕发,目光四射,会场中秩序整齐,毫不凌乱,四时散会。余年来因课忙不尝赴会,兹慕先生之名,故特到会,接其颜色。聆其宏论,颇为感动。虽久立人丛中,不觉其苦,精神之作用然也。
受此感染,一九一一年六月黄尊三回国后也投身革命。
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更多的中国留学生相继来到神田,他们浸淫于此,痴迷于此,旋又离开,之后时常怀念起。周作人回忆:“我就喜欢在东京的日本的生活,即日本旧式的衣食住。此外是买新书旧书的快乐,在日本桥、神田、本乡一带的洋书和书新旧各店,杂志摊,夜店,日夜巡阅,不知疲倦,这是许多人都喜欢的,不必要我来再多说明”,他抱怨还回国后“在北平实在只有古书还可买” 。
对读书人而言,无论是谁,无论来自何方,都能在神田神保町的书海里各取所需。这里既是启蒙之街,又是革命之街;既是旧学之街,又是新学之街;既是沉潜之街,又是喧嚣之街;既是断舍离之街,又是贪嗔痴之街。本书的所有故事,都从这里展开。
本文节选自尹敏志著,《东京蠹余录》,广西师大理想国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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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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