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鉴往瞻来｜拉美“左右”都难逃抗议，问题根子在哪？
【编者按】
2019年退场的脚步声还未消逝，2020年已然登台。
过去一年里，我们看到了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单方面制裁而非双边协商正越来越频繁地被用于贸易争端的解决，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考验着人们对经济形势的信心；另一方面，全球气候治理相关会议的波折和成果的乏善可陈，WTO上诉机制的停摆，也让我们看到了全球治理遭遇的挫折，面对共同的未来，人类将向何处去，令人心生迷茫。
这一年，我们看到了席卷欧洲、中东、拉美等地区多国的抗议示威浪潮，其中既有民生、治理的问题，也有民粹主义与建制派的博弈，还有发展道路的左右之争，这其中的乱象不禁再次让人确信历史远未“终结”，不同的人类社会面对自身当下的问题正在做着不同的尝试、抗争和思考；我们也看到了旧有国际秩序的引领者正在继续摇动自己参与缔造的架构，而国际社会的新兴力量的影响则在不断上升，大国竞争、地缘博弈、利益纠葛之下，国际格局的动荡变化，不同阵线、各方力量的分化组合尘埃未定。
世事如棋局局新，当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值此岁末年初的交界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推出“2020鉴往瞻来”系列报道，邀请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权威学者复盘2019年风云激荡的全球大势，前瞻2020新局。
2019年，在拉丁美洲，抗议与动荡未曾断绝。
《卫报》去年10月的报道和《经济学人》去年12月的盘点均提到，拉丁美洲本被认为是“被遗忘的大陆”，然而在2019年，因局势动荡，拉美占据了大幅的新闻版面，从2019年1月到11月，委内瑞拉的“双总统”之争、海地的贪污和民生问题、阿根廷左翼民粹主义总统当选、智利地铁涨价、玻利维亚的总统大选争议都引发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动荡和抗议示威。
在拉美这片所谓“被遗忘的大陆”上，国内乃至区域间极化的政治对立、民粹主义的风行以及“创意百出”的街头抗议本就从未断绝。对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言“虽显突然”的抗议，在拉丁美洲可能已让人司空见惯，也有着鲜明的历史缘由与地区因素。
长期以来，美国将拉美地区视为“后院”，不断渗透、干预拉美各国的政治与经济进程，造成右翼政党在拉美的优势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拉美左翼进步力量逐渐崛起为主导性政治力量。以1999年2月2日查韦斯宣誓就任委内瑞拉总统为标志，智利、巴西、乌拉圭、玻利维亚等十几个拉美国家左翼领袖通过竞选，击败右翼传统势力而执掌国家，一度掀起了政治钟摆“左移”的“粉红浪潮”。然而，2019年初，受美国支持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自封总统”，2018年10月胜选的右翼人物博索纳罗正式就任巴西总统。新华社等媒体当时认为，这预示着拉美此前已经出现的“左退右进”的政治风向愈发明显。
但恰恰在拉美政治被认为继续向右的2019年，委内瑞拉反对派始终难以撼动总统马杜罗的地位；阿根廷“庇隆主义”回归，赶跑了奉行紧缩政策的马克里；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大规模抗议在智利爆发；本以左翼立场上台却迅速转向新自由主义与亲美立场的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也遭遇了执政危机。
即使玻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黯然下台去国，就任临时总统的原反对派议员阿涅斯仍难以在原执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有效施政。全球解释性新闻网站“对话”（The Conversation）形容，阿涅斯接收了一个“不可统治”的政权。
拉美政治并未简单向右转，而是更加极化，并从各个国家内部溢出至整个区域。莫拉莱斯辞职之后拉美各国的表态，可以清晰地看到拉美区域内的对立。根据路透社及塔斯社去年11月11日报道，委内瑞拉政府、阿根廷其时当选总统谴责莫拉莱斯辞职一事实际上是“政变”。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秘鲁等中右翼政府，则呼吁玻利维亚政府确保重新选举的合法进行，保证权力的平稳过渡。
这样左右对立的局面，在2019年初委内瑞拉出现“两个总统”后便有所展现。拉美近几年的事态，某种程度上也能由委内瑞拉集中反映。阿根廷经济学家克劳迪奥·卡茨（Claudio Katz）在接受Viewpoint杂志采访时认为，委内瑞拉是最能影响整个（拉美）区域政治方向性的议会外战场，因为它体现了该地区进步周期（progressive cycle，即拉美的左翼崛起）中最大胆的承诺和最深刻的悖论。
2019年，街头抗议几乎席卷了整个拉美世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政府都难逃此劫，且都面临严重的经济挑战。我们是否还能将这一现象归结为拉美的“左右之争”？拉美各国的抗议浪潮背后更为根源性的问题是什么，解决之道又在何方？
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特米尔·波拉斯（Temir Porras）。他是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外交政策顾问、前外交部副部长、现为巴黎政治大学客座教授。对于爆发街头抗议的拉美国家政府立场横跨左右翼现象，波拉斯指出，“粉红浪潮”作为历史现象随着查韦斯的逝世与劳工党在巴西的下台而结束，虽然由于左翼政府的失败和溃退而导致右翼再度上台执政，但在拉美各国掌权的右翼却未必能拿出来行之有效的施政方针。
至于拉美各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波拉斯认为，拉美各国身为发展中国家，关键是要有力量能够制定一种长期发展战略，且保证它得到贯彻落实。 若拉美左右势力仍无法就发展战略形成最低共识，将导致发展停滞的可惜局面。
以下为此次专访的部分实录。
2019，为何政府“左右”都难逃抗议
澎湃新闻：拉美的左、右两翼执政的国家今年都发生了街头抗议。从诉求本身来看，似乎这些抗议并没有一个共通的具体议题。在你看来，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共性？
波拉斯：这些拉美国家都面临严重的经济挑战。它们大多是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在发展中国家中位居上游。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它们都经历了经济相对高速增长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最醒目的是对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但同时却没有配套的分配机制。
具体而言，在发生抗议的拉美国家，人们一方面发现公共交通、医疗、汽油、水电这些在发达国家习以为常的公共服务和资源的供应出现了问题，日常生活似乎变得更贵了。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现在遇到了全球经济的周期性冲击。且恰在此时，在中等收入阶段生活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拉美各国国民萌生了更多的经济、政治、社会诉求。社会的诉求变得更复杂而难以满足。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公众就有“国家财富被少数人独占”的印象，于是不满的暗流在社会中流动、集聚。同时，权力竞争是不少拉美国家代议制民主的特征。各个社会群体、阶层和政治力量都迫切希望参与政治和影响决策，整个社会变得更没“耐心”了。
澎湃新闻：经济因素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我们还记得，2008-09年金融危机时的全球经济形势更加糟糕，但当时似乎没有这么多人走上街头？
波拉斯：2008年的金融危机同样影响了拉美。不过相比于其他地区，拉美被卷入2008年危机的程度相对较轻，因为拉美社会和经济的金融化程度较低，银行业没有像美欧那样被重创。金融危机对拉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当时，原料价格一度下跌后，又迅速高企。
与美欧不同的是，当年的金融危机在拉美成为了所谓“粉红浪潮”趋向高潮的背景。原料价格上扬后，一系列秉持进步主义的左翼政府随之上台。为了回应社会中的大多数的不满情绪和诉求，这些政府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尝试提高平均工资、提升百姓生活水平，总之，它们的目标是扩大平民的社会经济权利。
但这时社会的极化继续加重，没有出现任何减轻迹象。拉美多国社会中的保守派和传统精英的政治抵抗十分强烈，他们视“粉红浪潮”为重大威胁。
可以看到，全球经济周期波动对拉美政治的影响是长期而显著的。拉美的事情确实要放到全球框架中去理解。至于当下的拉美，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政府，都难逃这一波原料价格下跌的冲击。直接的后果是财政收入下降。对于右翼保守派政府而言，手中的税收政策工具更少，它们不大愿意对大型企业和高收入个人施加税收压力。左翼政府掌握了原材料出口所带来的公共资源，问题是它们没有把税收政策变为促成公平分配的手段。
“粉红浪潮”早已结束，极右翼民粹正在崛起？
澎湃新闻：你提到了“粉红浪潮”概念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某种关联。在当下，不少学者和评论人士指出，这一波拉美国家的政治动荡与今年席卷中东、北非等发展中地区的抗议风潮同时发生，因此需要以全球视角来看待。你认为，“粉红浪潮”（或者退潮）这个聚焦拉美的叙事依然切题吗？
波拉斯：人们谈论“粉红浪潮”的时候主要是在指涉一种历史现象。上世纪80年代末，大部分拉美国家都采用了代议制民主。那时，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或中间的社民党取得了统治地位。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一些国家，例如委内瑞拉，严苛的结构性改革带来了巨大的负面结果，政治体系濒临瘫痪。当时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暴力事件。以查韦斯为首的一些年轻左翼军官决定与旧的政治制度决裂，他们获得了很多平民的支持。
查韦斯和他的同道们逐渐发展出了一种被称为“玻利瓦尔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借助玻利瓦尔这一南美的解放者形象将军队和左翼思想结合，最终夺取了政权，引领了一波拉美左翼力量在多国的崛起，被称为所谓的“粉红浪潮”。
对查韦斯和他的支持者来说，玻利瓦尔不只是一个军事家和解放者，而有更多的政治意涵，特别是一些左翼思想。“玻利瓦尔主义”不仅仅是关于左翼怎样通过斗争取得政权，也是一种关于社会转型的政治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查韦斯主义，或者说整个“粉红浪潮”，是建立在拉美自身的历史传统上的。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可以说“粉红浪潮”已经结束了，其中标志性事件是查韦斯去世（2013年）以及巴西劳工党失去政权（2016年）。接着右翼和保守派再度取得了很多国家的政权。但我要说的是，其中有很多随机的成分。它们之所以上台，更多是由于左翼政府的失败和溃退，而不是因为右翼提出了任何明确的施政方针。取得权力以后，它们的政治日程表也与十多年前执政的时候相差无几。
澎湃新闻：如今右翼政府“回归”的步调似乎还在继续，巴西的博索纳罗上台，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去职，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府面临着右翼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与此同时，近几年来欧洲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也不断攻城略地。你如何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异同？
波拉斯：总的来说拉美和欧洲右翼相当不同，但巴西是个特例，值得特别点出。在拉美众多右翼政府中，博索纳罗与欧洲的民粹右翼最相像。
首先博索纳罗采取的媒体和宣传策略十分有效，在很短时间内就将巴西前总统卢拉和劳工党污名化，他还使用司法系统来打击政治反对派，比如卢拉入狱和前总统罗塞夫遭受弹劾。如此一来，人们对正常的司法和行政系统失去了信心，民粹主义转而大行其道。
博索纳罗的民粹右翼是有一些基本盘的，与传统的精英右翼有不小的区别。基督教福音教派在巴西影响力较强，博索纳罗与之保持了紧密关系。而且农村中他的支持者也不少。
总的来说，除了巴西，拉美总体上没有经历像欧洲那样的极右崛起，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外和妖魔化少数群体的风潮。不过，在身份政治的意义上，玻利维亚与欧洲的情况有些相似，那里的族裔对立十分激烈，占人口多数的印第安人与欧洲移民后裔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我们看到即便莫拉莱斯在执政期间政绩不错，实现了国家稳定，鼓吹白人利益的右翼保守派依然视他为眼中钉。
澎湃新闻：你不认为博索纳罗治下的巴西是一个典型的拉美右翼政府？
波拉斯：他确实不是一个代议制民主体制中的典型右翼政客。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出现了一批代表传统右翼精英利益的保守派领导人，在军政府之后，他们或多或少地承载了人们对拉美右翼的想象。在博索纳罗之前，巴西的右翼领袖相对更遵守政治规则，不像他动辄使用军事化的话语来压制反对派。
而且，博索纳罗代表的右翼还有一个特点，即与农村地区的联系比传统右翼更密切。他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农村价值观的代言人。在巴西和哥伦比亚，围绕农业土地的冲突历史上很频繁。农业业主阶层出于对穷人“夺取”私人产业的恐惧，这一阶层逐渐孕育出了一种带有暴力元素的右翼运动，不仅反对穷人的斗争，也反对中央政府的干预。
这种源于乡村土地冲突的右翼价值观又与宗教保守派搅到了一起。它们结合后迸发出的政治能量巨大。博索纳罗发出的激进言论往往能得到教会的呼应，因为后者也常常使用二元对立式的宣传话术。
此外，巴西幅员辽阔，又是联邦制国家，各州的自主权较大，导致代表地区利益的党派众多，在议会中很难形成统一且占显著多数的政治派系。相反，福音派教会对基层的穿透力和覆盖面远超任何一个政治党派，他们甚至拥有自己的全国性电视频道，收视率可观。与福音派教会的密切联系能让博索纳罗大大强化对各地的掌控力。
因此，博索纳罗的政治动员能力远超其他的拉美传统右翼。他在拉美右翼中是个“另类”。不过，他的上台虽然引人注目，但现在还看不清他是否引领了拉美民粹右翼的崛起。
澎湃新闻：这种动员方式带来了选战胜利，那治理呢？他的治国理念是否也如动员方式一样“非典型”？
波拉斯：巴西是一个大国，有着尚可的发展水准。但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很严重，这样一个国家是经受不起闭关锁国，自给自足式的封闭经济不能发展巴西。
然而，博索纳罗的施政方针中存在一个严重的矛盾。他一直强调要发展全国的经济，这就需要维持与国际社会的和谐关系，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吸引大量外资。体现在外交上，就是需要一种比较平衡的策略，与各个重要经济体都保持健康的关系。可博索纳罗除了讨好特朗普外，只知道不断激化与国际社会的冲突，这点在环境问题上极其明显。
另外，博索纳罗的经济思想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主张小政府，政府不愿干预市场。但是，巴西是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国情复杂，贫富差距极大，内部发展不平衡亟待解决。如果政府不做一些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长远规划和调控，一味推崇“小政府”理念的话，我认为很可能引发国内矛盾激化，危及国家稳定。
稀缺的共识和美国的煽风点火
澎湃新闻：今年这一轮拉美抗议浪潮中，既有民众抗议传统右翼的政府，也有抗议者不满左翼的执政。在抗议之后，左右各政治势力又纷纷陷入到一种相互指责的怪圈中。你怎么看？
波拉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是要有力量能够制定一种长期发展战略，且保证它得到贯彻落实。拉美的左右各种政治势力，它们可以争斗，但如果没有某种关于发展战略的最低共识的话，就会一直互相扯皮、拖后腿，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停滞。这是很可惜的。拉美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可它们总是不能进入到下一个发展阶段。
今年有一个极端的例子，那就是委内瑞拉，它是拉美政治发展的一个反面典型，揭示出缺乏政治共识的可怖后果。在委内瑞拉，政治对立是如此激烈，以至于最基本的制度性共识都无法形成。整个政界每天都在“打仗”，社会和国家怎么可能有发展呢？外人看拉美现在就有这种印象，似乎拉美政治就是充满了暴力、争吵和不稳定。
除了承认拉美人自己有重大责任以外，也要坦率地指出一些域外国家扮演的负面角色，特别是美国。历史上的“门罗主义”就不提了，仅仅是“粉红浪潮”以来的十多年来，美国在拉美展现了很强的侵略性和干涉欲望，对左翼执政的国家采取敌对态度。
美国还要求拉美的各个政治力量选边站队，要么成为美国盟友，要么就是“敌对势力”，这人为地激化了原本就存在的对立和矛盾。每当有和解或妥协的迹象出现时，美国的煽风点火又让事情往极端的方向去了。
我来自委内瑞拉，首先想到的就是今年委内瑞拉发生的事。每一次紧要关头，当委内瑞拉内部的政治力量开始互相接触、谋求达成共识的时候，总有以美国为代表的外部势力来煽动反对派内比较激进的派别，甚至提供各种援助，最终让可能出现的协议流产。
特朗普的拉美政策还有其特殊性。他并不真的关注拉美，国内事务才是优先事项。特朗普似乎不在乎其对委高压政策的效果。虽然他对马杜罗的措辞很激烈，也动辄对瓜伊多许诺提供援助，但最后没做出什么实际举动，马杜罗政府还好好地在那里，可见其政策效率的低下。把委内瑞拉搞乱了，甚至也不利于美国自己的商业利益，更别说可能造成的难民流动。
那特朗普为什么调门还这么高呢？这是因为，特朗普敌视委内瑞拉主要是为内政服务。通过制裁和妖魔化委内瑞拉，特朗普可以在国内动员力量反对他的竞争对手，例如伯尼·桑德斯。特朗普想向公众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如果任由桑德斯这样的人主导美国政治，美国就会变得像马杜罗治下的委内瑞拉一样。一句话，只有在可以被用来打击国内政敌时，拉美议题才能在特朗普的日程表上排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