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定点清除”是如何炼成的？
靶向轰炸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秘密。经过多年的追踪，以色列负责国内安全的情报机构辛贝特终于锁定了加沙地带一名行踪诡异的头号通缉犯：穆罕默德·戴夫。对于情报官员来说，这可是职业生涯难得的成就。在特拉维夫郊区，辛贝特总部的特别指挥中心灯火通明，官员们围坐在一张椭圆形的大桌子旁，他们前方有一个巨大的等离子屏幕，来自线人、无人机和卫星的情报不断被送到这个房间。
在空军指挥部，人们对戴夫疑似藏匿点的建筑结构进行了分析，专家们正在仔细考虑轰炸该建筑应使用的炸弹类型。为了减小附带毁伤，炸弹当量不能太大；但为了完成任务，击毙这名多次死里逃生的通缉犯，炸弹的当量又不能太小。时间非常紧迫，因为戴夫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但是，情报必须反复验证。在经过一段看似无比漫长的时间后，行动终于被批准，两架战斗机起飞后向目标所在的加沙城谢赫拉德万地区一座小型公寓楼飞去。当时是2014年8月19日，以色列针对哈马斯的“护刃”行动已进入第五周。
戴夫可不是一般的通缉犯。他是哈马斯最高领导人之一，20年来他总能神奇地逃避追捕。这不是以色列第一次试图暗杀他。上一次是在2006年，在那次袭击中，戴夫受了重伤，但活了下来。他总能鬼使神差般地逃掉。
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战斗，伤亡人数不断攀升，全国各地仍在遭受火箭弹袭击。在这时清除戴夫可提升以色列低落的士气。获得关于戴夫精确位置的情报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事情。除了身边几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保镖之外，没人知道他到底在哪儿，而以色列竟然能够确定他的具体位置，这是情报战线取得的重要成果。
炸弹在公寓楼爆炸后不久，戴夫被暗杀的消息很快传开。被确认死亡的是戴夫的一个妻子和她8个月大的儿子。现场还发现另一具尸体，但无法确定是否为戴夫。不管怎样，哈马斯武装卡桑旅因此受到重创，因为戴夫是该部队最高指挥官和精神领袖，也是几十年来巴勒斯坦反抗以色列的杰出代表。如果戴夫死亡，他将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
以为自己的上级已经丧命，之前一直躲藏在暗处的两位哈马斯重要人物露面，准备参加一次特别会议。他们分别是哈马斯南部地区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沙马拉和哈马斯高级指挥官拉伊德·阿塔尔。他们在这时“现身”，究竟是听到戴夫被暗杀的消息后在惊恐之下做出的鲁莽决定，还是为了赶在对方之前接替指挥官的位置，直到今天人们也不得而知。
暗杀戴夫行动两天后，以色列就得到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消息。辛贝特在加沙地带南部小城拉法发现了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的行踪，这座城市靠近埃及边境，是哈马斯一个重要据点。以色列人开始同时间赛跑，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在这一地区，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导致这两名哈马斯指挥官逃跑，使以色列错过再次重挫哈马斯权力高层的机会。
以色列无人机开始在该区域上空盘旋，试图掌握地面的情况。所有的信息都被汇集到辛贝特的指挥中心。以色列最终确认两名哈马斯高层人士所在的建筑后，不到1分钟时间，导弹就发射出去了。后来，清理完废墟后，巴勒斯坦承认这两人遇害。这样一来，以色列又消灭了两名重要的激进分子，哈马斯再次受到致命一击。
当辛贝特查明他们参与过这些袭击事件后，他们就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遵循巴勒斯坦逃犯的“逃亡准则”，定期更换住所和身份，避免联系亲人朋友。他们只有经过伪装才会上街，很少向哈马斯其他成员寻求帮助。他们只相信自己。
1995年，他们因涉嫌谋杀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军官而被巴勒斯坦安全部队逮捕，这两人的激进分子的职业生涯似乎走到了尽头。这时亚西尔·阿拉法特已经回到加沙，他的安全部队也开始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但不久后，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被释放，这是巴勒斯坦“旋转门”的典型表现，激进分子经常被搜捕、囚禁，最终又被释放。出狱后，阿布·沙马拉进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但几个月后，由于想念儿时的伙伴，他居然脱下了军装，重新回到哈马斯。为了表明他对哈马斯的忠诚，他再次谋杀了一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军官。不久后，他们两人再次被安全部队逮捕，被判处终身监禁。然而，2000年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后，两人再次被释放，同其他危险囚犯一起加入武装反抗以色列的运动中。
得知他们被释放的消息后，辛贝特重新对他们进行追捕。10年后，阿布·沙马拉成为哈马斯南部地区指挥官，负责指挥之前由他的好友拉伊德·阿塔尔指挥的拉法旅。辛贝特多次发现两人的藏匿点，但每次他们都得以逃脱。
多年来，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策划与执行了数十次针对以色列的武装袭击，行动中多次利用地道穿过边界入境以色列。2002年，阿塔尔帮助策划了对雷姆沙洛姆过境口岸附近一个以色列军事哨所的袭击，造成4名国防军战士阵亡。2004年，阿塔尔的手下将一条地道挖到另一个国防军哨所的下方，在地道里装满爆炸物，然后将哨所炸毁，造成6名士兵死亡。2006年夏天，哈马斯成员利用隧道潜入以色列，劫持了国防军士兵吉拉德·沙利特，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都参与了这次行动。沙利特在哈马斯被囚禁了5年，最终于2011年被释放，作为交换，以色列释放了1000多名巴勒斯坦囚犯。
除了挖地道，阿塔尔还成立了一支被称为“努克巴”（阿拉伯语中“被选中者”之意）的哈马斯精锐部队。通过训练，该部队成员能够徒步或开摩托车在地道中进行快速机动作战。2014年夏天，“护刃”行动开始后不久，在阿塔尔的亲自指挥下，13名哈马斯成员通过一条地道进入以色列。后来，阿塔尔所指挥的旅的一支下属部队参与了对拉法的袭击，在这次行动中哈马斯带走了一具以色列国防军军官的遗体。
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被定点清除后，哈马斯似乎再次出现权力真空。但混乱局势并没有持续太久，几个月后，当“护刃”行动结束后，以色列国防军透露穆罕默德·戴夫并没有死。显然，当晚投掷的炸弹有很多没有爆炸，戴夫虽然受伤，但再次活了下来。对他的追杀还将继续。
在建国将近70年后，以色列成为第一个精通定点清除“艺术”的国家，并将这种手段有机融入常规军事条令和军事作战行动中。以色列在战场上成功利用这种战术的历史有20年之久，这一成功离不开以色列先进的科技、高质量的情报和优秀的人才。
定点清除是怎样炼成的
根据2010年的联合国报告，定点清除是一种有预谋的致命武力行为，各国使用这种方式清除不在控制范围内的特定个人。具体使用武力的方式很多，包括无人机袭击、巡航导弹攻击和特种部队突袭等。
定点清除并非以色列首创。在圣经时代、罗马统治以色列地时期、奥斯曼帝国时期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定居早期，这种手段都被广泛运用。哈加纳、伊尔贡和莱希等犹太地下武装组织也对敌人使用过定点清除战术。
建国后，以色列继续执行定点清除和暗杀。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暗杀了两名埃及情报军官，因为他们曾帮助“费达因”分子对以色列城镇和定居点发动了一系列袭击。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向帮助埃及研发导弹的几位德国科学家寄出邮件炸弹。1972年，11名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奥运会被谋杀后，经果尔达·梅厄总理授权，所有参与谋杀的嫌疑人都成为以色列的目标。慕尼黑惨案发生后的报复行动是以色列最后一次出于复仇而谋杀他人。后来政策发生了改变，以色列定点清除的目标仅局限于未来可能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人。
一位辛贝特前任局长在分析新政策时说：“这并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在别人约你吃晚饭前，先约他吃个午饭。”
1988年，对以色列发动过多次袭击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阿布·杰哈德在突尼斯被以色列一个精锐暗杀小组谋杀。1992年，以色列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黎巴嫩南部向真主党领导人阿巴斯·穆萨维发射了一枚“海尔法”导弹，导致穆萨维当场死亡。在这两个案例中，两个被定点清除的目标都是激进组织高层领导人，他们对多次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负责，并在策划更多的袭击。
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订《奥斯陆协议》，之后定点清除的频率大幅降低，双方都在尝试实现和平。当然，在这期间，杀戮行为也没有完全停止。1995年，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法特希·沙贾奇在马耳他街头被枪杀；一年后，绰号为“工程师”的哈马斯炸弹制造专家叶海亚·阿亚什在使用手机时，安装在手机中的爆炸物在他头部附近引爆，导致他当场死亡。除了这些成功的案例，以色列也有一些行动以失败告终，其中比较有名的一次发生在1997年。当时，几名摩萨德特工尝试将致命毒药喷射到哈马斯领导人的耳朵里，结果在约旦被逮捕。
这些行动几乎都被认为是以色列发动的，虽然以色列很少宣称对这些行动负责。这样做是为了通过暗杀少数激进分子来威慑更多人，让他们明白，不管躲到哪里，以色列都可以找到他们。
国防军总参谋长随身携带存有数百名通缉人员的信息簿。有时，名单上的人数超过1000人。所有的定点清除目标都来自这个名单，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塔齐姆等不同激进组织都在名单中被以不同的颜色进行了标记。一旦一个目标被清除，他的名字上就会被打上叉。
但2002年7月，民众对这一战术的支持率开始下降。哈马斯军事组织负责人萨拉赫·谢哈德在以色列通缉人员名单中排在第一位，他是哈马斯运动的推动者之一，也是该组织意识形态工作和武装行动方案的制定者。他直接策划和实施了多次造成以色列重大人员伤亡的武装袭击，但由于他身处加沙，并不断更换住所，以色列根本无法实施逮捕。
空袭行动被批准，7月22日，一架F-16战斗机向谢哈德在加沙城的住地投掷了一枚1吨重的炸弹，除了谢哈德和他的助手，还有13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国际社会立即提出强烈抗议，指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过度使用武力，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以色列的一个非政府人权组织甚至向国家最高法院提出请愿。迫于压力，政府不得不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这次空袭的合法性。
虽然最高法院在2006年最终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判定定点清除合法，但国防军明白，他们再也不能为了消灭躲在平民中的激进分子而投掷1吨重的炸弹或发射“海尔法”导弹。为了最大限度减少附带毁伤，国防军不得不研发精度更高的武器，制定更严格而明确的战术程序。
这一时期以色列研制出了一种炸药当量仅为200克的弹头，这种导弹可以炸毁高楼中的一套公寓房，或行驶在拥挤道路上的一辆汽车或摩托车，却不会对旁边的人造成致命伤害。
情报搜集方法也得到调整，同时以色列加强了对实施定点清除前决策过程的控制。无人机的使用频率则大幅上升，在无人机没有事先对目标进行侦察的情况下，以色列很少会发动定点清除行动。
武器和情报还远远不够。许多激进分子藏在医院、清真寺甚至私人住宅等民用设施中，这让国防军感到非常棘手。定点清除行动的一个关键点在于权衡袭击造成的整体结果和单个激进分子死亡的利弊。换句话说，如果被通缉的激进分子躲在医院里，那么消灭他带来的价值同对整个建筑物的轰炸所造成的损失显然不成正比。如果他躲在家里，身边只有一两个平民，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以色列很可能会做出袭击的决策。
为了应对这个挑战，2009年1月，以色列国防军为适应战场的变化，制定了一个被称为“敲屋顶”的新战术。当时“铸铅”行动已经开展几天，这是三年半之前以色列从加沙单边撤离后针对哈马斯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前一年辛苦搜集而来的情报显示，加沙地带大量房屋被用作武器储藏点。但国防军明白，虽然这些房屋已成为合法军事目标，但不能直接轰炸。于是，在行动前，国防军和辛贝特会搜集相关的电话号码，然后通过电话向居民发出警告，让他们在轰炸前撤离。这个办法在前54次都被证明非常有效，但第55次使用时却失败了。
那天，在接完电话后，居民爬到房屋的屋顶，并站在那儿向国防军的无人机挥手。在国防军总部，人们就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空袭行动被迫取消。
第二天，国防军给另一户人家打电话，没想到，同样的一幕再次发生。当天在作战室的一名国防军军官回忆说：“当时我们明白，我们已经失去了战术上的主动权。”
这让国防军陷入一个两难境地。如果不轰炸这些房子，藏在地下室的火箭弹第二天就可能落在以色列。但由于房屋内有妇女和儿童，以色列无法进行轰炸。
这时，来自南部战区司令部的几名军官想到一个新办法：先打电话，等居民爬到房顶后，命令附近的武装直升机向房顶的角落发射小型导弹。他们考虑使用弹头很小、弹片散布面有限的导弹，只要把控得好就不会造成人员伤亡。
在最早使用这一新战术的一个案例中，国防军先按照常规程序，给一栋三层楼建筑中所有住户打电话。根据以色列情报，该建筑地下有一个大规模哈马斯武器储藏点。电话这头的国防军军官用阿拉伯语敦促居民在这栋楼被轰炸前立即离开，这些居民并没有被吓到，他们爬到屋顶，朝着天上他们看不见的无人机挥手。很明显，他们并不打算离开。
这时一架武装直升机接到命令，朝建筑旁的空地发射机枪弹。站在楼顶的部分居民明白了国防军的意思，匆忙离开了那栋建筑。但意识到自己的房子可能会被摧毁，很多年轻人坚定地留在屋顶。
这时，飞行员得到命令使用导弹攻击屋顶的一个角落。当导弹击中建筑后，留在屋顶的人明白自己的存在并不能阻止以色列摧毁这栋建筑，于是也选择了逃跑。最后，空军可以从容地轰炸这栋无人建筑。记录轰炸过程的视频显示，建筑的倒塌导致藏在地下的武器库发生一系列二次爆炸。这一次，以色列彻底“敲破”了巴勒斯坦人的屋顶。
使用新战术后，以色列国防军发现平民伤亡人数不断下降。2002年，平民和战斗人员的死亡比例为1∶1，也就是说，国防军每消灭1名战斗人员，就会有1名平民丧生。截至2009年初，这一比例下降到1∶30。
这一比例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国防军独特的战术，另一方面，空袭中使用的大量精确武器和智能炸弹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铸铅”行动中，国防军在加沙地带发射了超过5000枚导弹，其中81%为智能炸弹，这一比例在现代战争中是史无前例的。相比之下，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初期，多国部队所使用导弹中只有68%为智能炸弹；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这一比例只有35%。
随着平民伤亡的减少，以色列政府对国防军作战能力的信心得以提升。由于国防军在成功清除激进分子目标的同时将平民伤亡降到最低，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施压也小多了。
发生在美国的“9·11”袭击事件是定点清除战术的重要转折点。在这次事件后，美国发现自己的敌人根本不是常规军队，而是穿着平民衣服、藏在妇女儿童当中的武装分子。为此，美国派出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以色列，到南部战区司令部学习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追捕激进分子的经验。他们感兴趣的不仅是以色列国防军运用的战术，还包括国防军将线人、辛贝特特工、高科技侦察手段、军事情报分析员和空军等因素进行充分整合的能力。
随后，布什政府也决定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定点清除战术。2009年后，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扩大了这种战术的适用范围，针对许多恐怖组织和国家发动了定点清除行动。2016年，美军透露他们在空袭伊拉克“伊斯兰国”目标时也使用了“敲屋顶”战术。
起源于以色列的定点清除战术成为反恐战争的全球标准。
拉卡兹特工
但为什么是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国，如何能制定打击恐怖主义的世界标准？
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在特拉维夫两座普通大楼里的工作人员身上找到答案。这两座大楼位于城市的不同方向，一座是辛贝特总部，这里聚集着以色列最优秀的一线特工，另一座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总部，许多原始情报都汇聚到这里由年轻的国防军战士和军官进行分析。在这两栋大楼里，以色列的创新战术、高科技武器与情报特工和分析员构成的人才库被有机整合在一起。
在声望上，拉卡兹课程之于辛贝特就像以色列空军飞行学院之于国防军一样重要。每年，数千名25—30岁的以色列公民都为加入这个课程展开激烈的竞争，但入选者很少，能完成培训的就更少了。
参加该课程的人员首先需要在被称为“乌尔潘”的辛贝特语言学校上课。在建国初期，大多数拉卡兹学员都出生在阿拉伯语国家，他们在一次次移民潮中来到以色列。而最近20年，许多报考者都不会阿拉伯语，但经过为期42周的强化训练后，他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能同巴勒斯坦商人、政客和农民自由交流，还能在网上用阿拉伯语通信。他们不仅精通语言，还能熟背《古兰经》，熟知希伯伦地区巴勒斯坦人的习俗和文化，了解他们和杰宁、加沙等地巴勒斯坦人的区别。
从乌尔潘毕业后，拉卡兹学员将被送到辛贝特情报学校进行为期10个月的培训。在这期间，培训者将放弃之前的身份，成为以色列反恐无形战线上的一员。与此同时，培训者还会得到一个化名，不管是在雇佣线人时，还是在特定地理范围的责任区内从事其他活动，他们都使用化名。
经过培训，拉卡兹学员会尊重敌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和伊斯兰文化。当握手时，对方能感受到他的真诚。当他和线人通过电话交谈时，他会记住对方提供的信息，还会注意线人的情绪和语调，甚至线人身边的声音。拉卡兹学员对线人的情况掌握得非常全面，包括他们的儿子数学考试是否及格、他们配偶的生日是哪天以及当地社区这周的新鲜事。
一名优秀的拉卡兹学员要不断深化自己对责任区在人口结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了解。他要不断熟悉不同部族、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掌握当地富人所居住街道的地形，甚至得知道昨天谁结婚了，谁在父亲病逝后能得到一大笔遗产。
经过训练的拉卡兹学员对一切保持怀疑。当他看到一名妇女披着头巾走在街上，他必须仔细排查，确保她不是一名以色列追捕多年的恐怖分子；当希伯伦舒哈达街的商店罢工停业，他必须思考，这里是否有人准备发动恐怖袭击；当纳布卢斯附近的巴拉塔难民营有几个居民突然购买大量罐装食品，他必须想到，他们是不是藏匿了通缉犯或被绑架的以色列士兵。每一名辛贝特特工都坚持这样的原则：“并非每件事都像你表面看到的那样。”
拉卡兹学员必须不断保持思考状态。他们通过个人关系和相互信任获得情报，这种工作方式已成为他们的传统。但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他应该和线人建立非常亲近的关系，还是应该保持一定距离，从而维持自己的威信？拉卡兹学员可以让线人冒生命危险去获取情报吗？如果激进分子小组的负责人对一名线人起了疑心，命令他射杀一名国防军士兵以表忠诚，该怎么办？
辛贝特前任局长雅科夫·佩里以前就是约旦河西岸的一名拉卡兹学员。
他将自己的工作描述为“说服的艺术”，因为他要说服巴勒斯坦人背叛他们的家庭和朋友，同以色列合作。他解释说，辛贝特最得力的线人并不是通过提供金钱、医疗和出国等利益获得的，也不是通过威胁，而是通过拉卡兹学员的个人魅力。
拉卡兹学员的工作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以前，激进分子小组的结构非常明晰，每个小组的负责人都有一个助手，手下还有一批固定的成员。现在，激进分子小组可由海外总部进行指挥，成员虽然都来自约旦河西岸，但互不相识。2015年，辛贝特就在约旦河西岸发现了指挥部门设在加沙、卡塔尔甚至土耳其的激进分子小组。
在这类激进分子小组中，虽然成员相互不认识，但每一名成员都构成暴力袭击的重要一环。比如，第一名成员负责购车，将车停在第二名成员租好的房屋旁，第三名成员在汽车内安装炸弹，第四名成员将车开到目标附近，最后，第五名成员通过电话引爆汽车炸弹。
2014年夏天以色列打击加沙地带哈马斯的“护刃”行动中，拉卡兹学员和国防军纳哈尔旅的战士们一同进入加沙北部的贝特哈农。拉卡兹学员对当地的了解让纳哈尔旅的步兵军官非常惊讶：他们熟知街道和部分居民的名字，甚至知道哈马斯激进分子家中厨房暗门后藏着什么。战士们进入加沙前就知道了这一切。
定点清除战术的未来
据报道，以色列的定点清除战术多年来被运用在国家各条战线和相关“利益地区”。由于目标每天都在变化，以色列在这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东正处于历史性动荡当中，传统边界也在变化，这一点在叙利亚表现得尤为明显。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前，以色列情报机构监控的是一个主权国家和一支等级明晰的军队。但到2016年，叙利亚的局势变得非常复杂，这里有真主党武装分子、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基地组织小组和数千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一座叙利亚城市可能被巴沙尔·阿萨德控制，但几英里之外另一座城市却被“伊斯兰国”控制。
国际社会并不支持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行动。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内，以色列经常因为发起定点清除行动而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以及违反国际法。国际社会的持续施压迫使以色列加强对行动开展和目标确定的法律监督。
由于周边和整个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与常规军队的控制力在不断下降，以色列虽然仍需袭击对手的关键基地，但实现这一点变得极为复杂。哈马斯、真主党或“伊斯兰国”等组织没有明晰的权力来源，它们通常没有领土，更不要说明确的基地。但另一方面，它们始终拥有领导者，其关键指挥官或武装人员的死亡能给这些组织带来致命打击，迫使其终止军事行动。而这正是“沙特兹”的使命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