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一事，衷一生｜ NEXT WAVE 对话导演范俭
“卓越的作品可以延续艺术家的生命，超越时代的局限获得永恒。我相信，围绕人性的创作能经得住时间考验，是抵抗时代局限的最好方式。”
范俭，纪录片导演，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硕士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目前定居重庆。作品曾入选柏林电影节、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等。作品关注时代巨变下人性、家庭的故事。范俭导演的纪录电影作品主要有《摇摇晃晃的人间》《吾土》《寻爱》《活着》《的哥》等。《活着》曾获得2011广州纪录片节评审团奖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关于中国传奇女诗人余秀华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获得2016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长片竞赛评委会奖及2017波兰WATCH DOCS电影节最佳长片奖，并提名2017上海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影片在美国PBS等多个平台播出。2016年，范俭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中国魅力人物。2018年，范俭成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会员，参与奥斯卡评审工作。
比起纷繁多样的社会议题，范俭导演更加着重于观察人物内心深处细微而又复杂的情感。在NEXT WAVE 与范俭这次的对话中，范俭导演用他丰富的创作经验，探讨了他对于纪录电影的创作体系的思考，以及他在多年纪录电影创作中的变化与坚守。
NEXT：您每隔不久就有一部新的有影响力的纪录片面世，请问您是如何保持创作热情的？
范俭：主要是热情和对纪录片的信念。这个工作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多大收益，更多的是你要相信你在做的纪录片是值得花时间去创作的，这种信念支撑创作者去拍摄纪录片不是其他商业的项目。
对我而言，我一直热爱纪录片，拍得越久反而能量越充足，20岁的时候经验和状态反而没有如今40岁好，目前总感觉还有很多想拍的作品，也想在自己一个比较好的阶段多创作。
我想创作是当代中国变迁下的普通人物的情感与命运。以前拍的作品更多地聚焦个人，但目前有个新的兴趣点，想尝试拍摄某个机构极速地去融入世界的作品，比如《美国工厂》这类型的影片，也有可能去尝试。
NEXT：您是如何挑选选题的？
范俭：以前做记者的经验会让我从传播的角度出发，思考影片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可能性。即使是中国的故事，也要发现这里面普世的价值和意义。关注人的内在，关心复杂的人性、细腻的情感和个体命运的变化。这些是超越国家，超越社会议题，普遍存在的人性的东西。把这些东西拍出来了，任何国家的人都能看懂，都可以理解导演表达的东西，才会产生共情，而非仅仅对某一小部分人产生共鸣。
但我不是从观众的角度来拍片，我要拍的还是我喜欢的片子，我并不是很在乎观众绝对的数量，而是我在乎它的范围有多大。
通常而言，我会拍人物驱动类型的比较多，不太拍调查类的、或者说事件驱动类型，我也会努力地发掘题目里的人的情感的部分。在主角的选择上，我一般会选一个或多个非常能够抓住观众的心的主人公，当然也必须是我本人感兴趣去拍摄的。
《摇摇晃晃的人间》剧照
NEXT：您转型独立纪录片人后，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范俭：最主要的还是找钱，这实际上它是一个全球语境下行业体系的融入问题。
独立我们也不能笼统地去讲，因为即便是在独立的电影制作的领域，也有很多意义上的独立。有的人是很个人的创作，他不跟任何的机构合作；而我是影片思想属于自己，同时和国内外的大机构合作，所以我这种“独立”是带引号的。
这个合作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也花了好几年去学习和建立自己的团队。如今有了比较稳固的制片人合作伙伴之后，他们就可以去帮我去做融资和发行，而我也可以专注于纪录片创作。即便如此，在世界范围内，独立纪录片的融合发行仍是比较困难。
其他的困难就在于我给自己设置的一些挑战，比如我最近想拍一些更加有电影感的作品，这对我的创作能力是有挑战的。
NEXT：纪录片的电影感具体是什么？
范俭：电影感是可以说一整天的话题。简而言之，从物理特性上来说，它要求你拍摄的片子是符合大银幕的，首选的媒介是银幕而不是小屏幕。开拍之时，你的媒介决定了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样的语言去拍 ；从观念上来说，电影感的纪录片和媒体纪录片所追求的观念、美学语言是不一样，就像电视剧和电影的区别。纪录片要做到电影感不是那么容易，也并不是把一个电视纪录片节目稍微改改就成了纪录电影。
NEXT：您的纪录片叙事性非常强，但是人物的生活却是非常琐碎的，请问您是如何保证纪录片的故事性？
范俭：纪录片的故事性和剧情片是相通的。叙事逻辑上，有起承转合这一说，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也能找得到脉络。电影学院的学习让我知道了讲故事的基本的框架，或者说基本的套路，但生活毕竟是生活，没有固定的套路，所以纪录片的叙事，肯定没有剧情片那么严密，有时候会突然缺失一个环节，恰恰没有捕捉到，那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会提前清楚自己的叙事的需求，人物的动向等等。我们拍纪录片的时候，会因为这些理念去在现实生活当中构建它。比方拍一个主要人物，一定还会找跟他有关的别的人来搭建次要人物和人物关系，在主线故事以外寻求有没有其他的副线的可能性，这些其实都是跟剧情跟是相通的。
但这只是一种类型的电影，我并不只拍这样一种叙事类型的电影，我会依据现实生活当中的实际情况，做出调整和创造出新的结构可能性。举个例子，张大磊的《八月》是散文态的，我觉得纪录片也可以做到这样的一种语态，比如我的新片《爱过》里面就有一部分叙事相对较弱，是散文态的，但能让观众看下去，能让观众看下去的电影，并不是只有叙事这一种方式。
在去年拍摄的《十年：吾儿勿忘》里，其中一个家庭生活比较重复，有规律甚至有点机械化的，一开始我觉得拍摄起来很难，后来转念一想，这种重复本身就有意味。看似重复却有细微的不同，通过展现重复本身尝试新的结构可能，后来也做出很有意思的片子，多尝试总是好的。
《十年：吾儿勿忘》剧照
NEXT：您的作品中大多是人物驱动的，请问您是怎么让被拍摄对象放下对导演和镜头的戒备？
范俭：人与人的交往是拍纪录片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不只是工作，更是用心与信任。我没法说是用去做到的，因为它需要创作者的有没有这样的主观愿望和能力，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情商和智商。这没有长时间投入，没有认真耐心的理解是做不到的。
NEXT：在您的一些作品中，请问您为何保留一些被拍摄对象与拍摄者之间的交流镜头？
范俭：我觉得任何的纪录片都是创作者与被拍摄者交往产生的结果，或者说是一种化学反应。它是两种精神、两种人格相互碰撞产生的，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这是纪录片尤其是人物驱动类型的特点，没有这样一种交往，就没有这样的故事。对我而言，很自然地就要把这样一种交往的痕迹要放到影片里。但是并不意味着我是也是主人公。主人公还是被拍摄者，只是我会保留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交往的一点点温度和痕迹，感知到这一点，观众才能够真正的理解这个故事和影像。
NEXT：同是地震题材，您的《活着》《十年：吾儿勿忘》《爱过》各自的侧重点是？在这些既有重合又有变化的素材之间，您的编排策略是怎样的？
范俭：《活着》和《爱过》是有10年差距的两个影片，它们时间重量不一样，故事也不一样。《活着》说的是主人公要把孩子生下来所经历的酸甜苦辣的故事；《爱过》则是孩子长大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跟父母发生的互动。《十年：吾儿勿忘》是一个系列短片，它是基于地震10年这样的一个契机，对我认识的那些经历灾难的许多个家庭的集体的描述，是个横向的切片式的片子。
而纵向的则是我的三部曲计划，在地震之后的20年时间内拍三部作品。这三部作品里面很有可能都是同样的主人公，用一个拉长到20年的时间范围内看到他们的变化，特别是新生命在这样一个时间长河里的流动变化， 这个漫长的岁月里，看地震仍然在持续地影响着这些人们。
NEXT：对于这类灾后题材的记录，您觉得导演组的参与是否会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这里是否涉及纪录片拍摄的伦理问题？您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范俭：这个拍片子其实是你情我愿的，我跟他们都是很多年的朋友。首先我我不会去做伤害他们的事，彼有足够的信任。另外我拍任何的影片，如果对方不愿意，我是不会拍的。
而在拍摄过程中，并不是主动问起他们关于那段经历。事实上不管我有没有在场，他们的回忆都会自然而然发生，亲朋好友的谈论中也会讨论，我只是在旁边静静地把他们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
NEXT：2009年底，您带着《活着》的片花参加广州纪录片大会，那次大会对您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范俭：那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提案会，是一次很重要的登台和学习的过程，那次提案取得了不错的反向并且认识了NHK的节目编辑，半岛电视台的节目编辑，他们后来都加入了活着的制作。而且我跟NHK编辑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建立了非常良好的朋友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我还是很感谢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这是一个起点。
后来的10年，我也去了很多提案会，不停地学习和把自己的项目推出去，从提案、从合作，制作到发行，逐渐的学会了纪录片工业体系的一些知识、方法，积累人脉。
年轻一些创作者我还是我还是希望他们至少要去学习一下，了解一下，绝对不是坏事。提案大会是纪录片工业体系里的一部分，了解这部分是很有必要的，不仅能融资，还能搭建人脉，进行未来团队的建设，做出更国际化、专业化的作品。当然以一己之力也有可能拍出好影片，只是困难性相比而言就要大得多。
《活着》海报
NEXT：一些年轻人希望把提案带到提案大会上获得资金支持，但是比起业内人士，他们竞争力还是相对较弱的，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范俭：大家都是从资历比较弱开始的，10年前我也没什么资历，实际上提案会不看资历，而是看项目本身的张力和潜力。
比如我最近也在一些提案会做评委，我们评委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为年轻的纪录片创作者带来多一些机会。当然这个提案也是需要技巧的，年轻的创作者也应该去学习相关技巧，或者参加相关提案会体验或培训，效果也许会更好。
NEXT：国内纪录片工业体系缺失在哪里？您认为最薄弱的环节是？
范俭：相对世界而言，几乎所有的环节都薄弱。特别是在作者纪录片或者叫电影纪录片的领域，无论是创作、制片还是发行的环节，都是相对薄弱的。
另外一点是我们行业分工仍比较单一。导演多而专门从事纪录片摄影、剪辑、录音这些工种的人都比较少。但实际上这些人员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年轻人不一定说只能去做导演，可以考虑去从事别的比较缺乏的工种。
电影纪录片的优秀制片人也比较缺乏，能跟世界对接的，有国际合作能力的制片人尤其缺乏。国内的发型体系也还待完善。
NEXT：您对青年纪录片创作者有什么建议？
范俭：要打开眼界，要知道世界是什么。对于年轻导演而言，应该要有勇气跨出国门，去为自己的作品谋得更多发展机遇。一定要打开视野，走出国门，多去最好的国际影展看，看看世界最顶尖的水准在哪里，否则永远在中国的语境范围里做事，不知道世界发生什么，就是坐井观天了。十几年前我去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它们当时就有专门的学生单元，其中一半以上是欧洲电影学院学生的作品，非常强，电影观念非常成熟。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差距在哪里。
做纪录片还要学会抵抗诱惑，因为拍纪录片并不是一个挣钱的事情，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你可能容易被形形色色的东西诱惑，去拍摄一些商业纪录片，当然我也可以理解，只是我觉得年轻人有必要开发自己喜爱的题目，坚持做自己喜欢的片子，而不是只是接行活，做一个“匠人”，像工匠一样重复别人交代于你的任务。